以生态女性主义视角重审华兹华斯在《水仙》中的自然观

张卓娴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北京100024)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是一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的诗学理论以及诗歌实践极大地动摇了古典主义的理论根基，对浪漫主义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国内对于华兹华斯的研究大多从他的诗学理念、艺术手法、浪漫主义特质等角度进行，即使是对他自然观的研究，也是立足于生态主义理论，或将其作品与中国山水田园派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得出华兹华斯亲近自然的结论，但没有关注到他亲近自然的局限性。本文试图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出发，以《水仙》一诗为例，分析其中潜藏的男性中心主义意识以及人类中心主义意识，透视华兹华斯生态观点背后的历史局限。

1807年，华兹华斯发表了脍炙人口的《水仙》。而诗中所描绘的景象是1802年他与妹妹多萝西共同散步时见到的自然美景：考罗巴公园的湖岸生长着的一湾水仙成为华兹华斯心头的朱砂痣，经过反复打磨，成就了这首抒情诗。这首诗通常被认为是一首表现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风景诗。然而，如果我们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水仙的自然美景还是女性形象，在诗中都成为一种“他者”，成为诗人的工具，并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和谐交融的状态。

生态女性主义旨在探讨男人统治妇女与人类统治自然之间内在的联系及其实质[1]，从而，打破人与自然、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重构一个多元化的自然、社会关系。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弗朗索瓦兹·德奥波妮在著作《女权主义或死亡》的第一章《生态女性主义产生的时间》中，首次提出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概念，并指出了男性对自然的统治与对女性的统治是现代生态危机的根源问题。经过30多年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产出了诸多理论著作，在探求女性与生态问题的道路上愈走愈远。

一、它是他者——自然的工具性

在传统父权制文化体系中，认识世界是从“自我-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出发的，是以自我为中心，使用强权主宰者话语去认知的“正义伦理”，而生态女性主义则提出了“关怀伦理”，以解构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并认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不应由于强者对弱者的怜悯、施舍而产生占有式、对抗性的道德秩序，而应是一种交互共生、互动共享的和谐关系。

在《水仙》中，自然景观被鲜明地客体化为“他者”，成为“我”认知世界、感受自身的工具。“我孤独地漫游，像一朵云”，将诗人无目的漫游的状态凸显出来，“我”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我”，是一个主体性的“我”，“我”无论是华兹华斯还是被带入的读者，都是一个拥有自主思想的人，正是这样的“我”才可以认识水仙。浪漫主义在张扬创作者情感的同时，也将作者与世界二分为主体与客体，主体带着主观经验去认识、感受客体，从而写下诗篇，二元论已经预设在作者的思维模式中了。云“在山丘和谷地上飘荡”，在整个诗歌的空间当中，“我”与云重叠，成为空间位置中最高的存在，“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在树荫下，在湖水边。”水仙花是在湖水边、树荫下，高下立显。从空间安排上看，诗人是以“上帝视角”向下俯视水仙。在情感上，水仙成为“为我所用”的工具。“与这样快活的伴侣为伍，诗人怎能不满心欢乐！”现实生活中的孤独感被水仙这样的自然美景填充，使得诗人满心欢乐，自然成为人的一部分，“我”将自然“吞并”、将自然“占有”。“每当我躺在床上不眠，或心神空茫，或默默沉思”的时候，水仙就会浮现在心中，成为精神的填充品，具有强烈的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初见水仙美景是在写下诗句的三年前，当时美景给予诗人心灵上极大的冲击，使得他在三年中时常想起那一幕，经过反复咀嚼、消化，水仙美景被对象化，成为他思考的客体、灵感的源泉，成功地将“自然”“占有”为“我”的一部分。整个诗歌的创作历程以及诗人的诗学理念，一方面表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潜在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将自然客体化，成为促进灵感产生的工具，或是生活忧郁时的慰藉品。

在《水仙》一诗中，水仙与自然成为诗人凝视观察的客观对象，成为一个他者的存在，是与诗人本人相对立的存在状态，同时，水仙由于其优美的特性，成为诗人的“解药”，人在空虚、孤独状态中，自然被赋予一种工具性，不再是真正的自然本身，成为一种为人所用的客体。二元论的思维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人类中心主义也成为诗句中潜藏的鸩毒。

二、她的幻境——女性与自然并置的他者立场

生态女性主义认为，自然与女性在等级秩序中是并置的被统治对象，而人类与男性则成为理所当然的统治者。在传统父权制思维中，征服自然与征服女性分别成为社会发展与个人荣耀的象征，女性与自然同处于被压迫的他者立场，只有摧毁人类凌驾于自然的等级制度，归还自然原初的主动性，才能实现女性与自然的解放。生态女性主义试图将男性与女性、自然与文明、肉体与精神的二元论打破，从源头上解决女性与自然共同的敌人——二元对立思维。

在华兹华斯的诗歌中，经常出现女性与自然交织并置的情况。玛格丽特·霍曼斯在《女性作家与诗意自我》中写道：“每一处华兹华斯式的风景下都深埋着一位母性的或者女性的人物。”[2]在《致雏菊》一诗中，雏菊像“娴静的修女”“活泼的侍女”“天真无邪的少女”，自然与女性成为交织、并置的关系，女性与自然成为一种被美化、片面化的“天使”形象，然而这些形象与客观真实相去甚远，是他脑海与诗歌世界中的幻境而已。

在《水仙》一诗中，虽未直接出现女性形象，但是“水仙”与“云”的意象却带有鲜明的性别色彩。首先，最先出现的“云”这一意象具有强烈的男性色彩。《水仙》里的云是与“山岭、谷地”共同出现的，云与大地联络起来的方式就是下雨，雨水带有滋润万物的特点，代表着生命的源泉与新生的力量。诗人将自己比作流云，飘荡在大地之上，在游荡中担忧文明社会的秩序，寻觅着人类世界的真理，它是一种新生力量的体现，是华兹华斯渴望成为社会立法者的表现，渴望笼罩自然、改变现状。其次，“水仙”意象具有强烈的女性意味。“忽然间我看见一群，金色的水仙花迎春开放。”水仙通常在晚冬和早春，即一至三月开放，可谓是种“迎春花”了。由此，水仙成为了万物复苏的代表，成为了一种初生、繁育的象征，与女性的生育、繁殖能力顺理成章地浑融成一体。“fluttering”一词与舞蹈作为并列动词来描述水仙迎风微颤的美丽姿态，这个单词具有飘动、兴奋的意思，如果一朵水仙舞动是美丽，那一大片水仙则是壮观与震撼，华兹华斯将“水仙群”比作繁星组成的“银河”，“the Milky Way”被诗意地译为“银河”，与中国王母娘娘为了隔开牛郎织女而用发簪画出的银河不同，在西方神话故事当中，银河是养育神的源泉，并且是神子出生的圣河[3]。“银河”这一意象不仅与水仙形似，也具有生殖暗示，代表着万物的孕育、温暖春季的初生，将“水仙群”提升到一个精神上的圣母地位。

经过诗人长达三年的循环思索、午夜梦回，真实的水仙已变为抽象的图景出现在诗人脑海中，成为了加工后的幻境。西方华兹华斯研究者朱迪思曾指出：“在他的诗中，女性是多余的符号，她们的作用仅仅是调和男性，对女性的盗用只是为满足诗歌创作的需要，完全否定了女性的价值与主体性。”[4]《水仙》当中，被女性化了的水仙与自然成为诗人利用的对象，成为诗人赏玩的客体，女性与自然均是依据男性的需求而在现实自然以及精神世界中呈现与活动，丧失了自主性，变质为满足诗歌创作的需要、变质为男权社会中达成男性目的的工具，两者都是因男性需求而诞生、为人类目的而服务。

三、他为中心——潜藏的男性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

华兹华斯是一位明确提出回归自然的诗人，他试图在纷扰的现代社会进程中返回田园，他的努力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经过文本分析，不难发现，在他努力的背后，仍然无法突破思维历史性的枷锁，难以改变潜藏的男性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女性与自然成为一种工具，一种幻境。

华兹华斯出生在英国北部昆布兰郡科克茅斯一个颇为富裕的律师之家，自童年时代起，他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美丽，他喜欢微波荡漾的湖水和飘动的白云。后来他游历欧洲，投身法国大革命，但是最终失败，痛苦与失望将他淹没，于是他搬家至昆布兰湖区隐居，重新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在他的一生中，妹妹多萝西终身未嫁，与他相伴并照顾着他的生活，华兹华斯始终对妹妹带有感谢与歉意，生活在他周围的女性温婉贤淑，甘于奉献，也影响了他的女性观，过度美化的女性形象，丧失了女性的主体性与真实性。

华兹华斯的自然观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遮盖，潜藏着深厚的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的霸权思想，自然与女性成为为他奉献、为他所用的事物，而非个性的独特存在，正是因为在现实甚至政治生活中受到了打击，自然成为慰藉的需要，才重新回到他的生命当中。

四、结语

自亚里士多德等哲学理念开始，二元论逐渐成为主导人思维的固定程式，延续百年的男权社会制度也是深入骨髓，华兹华斯敢于在工业发展突飞猛进的时代重提自然、在男性地位高涨的时代表达对女性的同情，已经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但是他仍然没能超脱本身固有的思维方式，从而始终潜藏着人类中心主义与男性中心主义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