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之镜：当代小说动物叙事的人性之思

王桂妹 吴 南

一、“最后一只……”的书写深意：人类文明的傲慢与野生动物的生存困境

征服与猎杀野生动物的原因是人的心理欲求往往超出了生存本身。尤其在当代社会，猎杀野生动物常常不是生存需要，而是通过猎杀动物来获得一种精神满足。这种猎杀已远超大自然种群繁衍与物种平衡的需求，而是拥有了高度文明并掌握了高端武器的人类对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任意主宰和剥夺。《怀念狼》中，当狼最后被屠杀殆尽时，人却逐渐生长出了动物的皮毛，失去了人性，变成了人狼，在毁灭中呼唤、怀念着被自己亲手毁灭的种群。人类在摧毁动物生命的同时往往也摧毁了人类追求的独特价值。当人类残酷冷漠地对待动物，对待人以外的生命体时，这种冷漠和残酷也同样会在人类之间蔓延，反噬人类自身。可见，新世纪文学中“最后一只……”的深层书写意图正显示了人类对自然、动物、自身认识的深化。人类对不同生命体的责任和怜悯，也正是对人类自身的责任和怜悯。

二、动物伙伴的忠诚与仁义：非人之人性

人类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对野生动物家园的侵占造成的生态失衡，已经成为人类社会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野生动物与人类生活世界毕竟还构成一种远距离的“对峙”，而家养动物则因与人类长期共同生活，形成了与人类更加贴近的情感模式，成为人类的亲密伙伴。家养动物对人类表现出的信赖、忠诚，得到了最为持久、感人的描摹。相反，人们很少反观、质询人自身是否具有这种品性。这种对动物单方面的要求随着人们对动物伦理、动物权利的关注而发生了转变。动物伙伴再次成为人性之镜：当动物具备了这种可贵的人性，人性本身反倒显得贫乏和可疑。新世纪以来诸多文学作品正是通过动物的“有情”和“深情”，反照出了人的“薄情”和“无情”。以动物的忠诚、信赖等品性批判人类的自私，从而深刻拷问和反思人性。

在人类的动物伙伴系列中，除了马，狗也是作家始终描写的对象。陈应松的小说《太平狗》借狗写人，以人写狗，在人与狗的生活对比中，映照出底层人的悲惨命运。太平作为神农架的赶山狗，追随主人来到城市却惨遭主人遗弃。它流转于城市狗贩子手中，穿梭于城市底层的劳动者之间，备受欺凌。它睡在街角，吃腐肉，在垃圾箱里寻找食物，与患有狂犬病的流浪狗在屠狗的笼中撕斗，只为获得勉强果腹的腐烂内脏。太平狗的主人程大种也一样，被城里的亲戚赶出家门，与流浪汉为伍，在危险的工作环境中承受着人与人之间的欺诈。人与狗共同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但狗却始终怀着对主人的忠诚、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并在历尽艰辛后回到家乡。而人则为了生存的欲望苟活于城市，最终被城市欲望所吞噬。

家养动物以人类为生存依托，即便是宠物也往往带有被驱使的烙印。如果说野生动物因为有更强的行动力而使人类的管控力有所不及，那么家养动物则因一切被人类直接掌控而显得更为孤独与无助。自笛卡尔以来，动物工具论者习惯以物化的思维方式去定义动物，并名正言顺地将动物当作单纯的物，进而顺理成章地剥夺动物的伦理属性和伦理意义。这种观念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和人类现代文明弊病的显现，越发显出狭隘之处。新世纪以来很多动物书写都试图展现并肯定动物身上的情感意识。尤其当动物的情感和人类的自私冷漠相对照时，在人与非人的碰撞中，人性的卑劣被刻画得尤为深刻。在人与动物的情感关系中，当动物表现出一以贯之的忠诚时，人往往却成为背叛者。在杨志军的《原野藏獒》中，母獒卓娃和公獒鲁噶为了能与伴侣和幼崽相守团聚而日夜奔跑。与之相对照，人类的母亲却为了获得更好的物质生活，绝情地离开了丈夫和孩子。迟子建的《越过云层的晴朗》中的黄狗虽然辗转经历了多个主人，但它铭记与怀念每个主人，感恩人类给予的食物与庇护。它对每一个收留它的主人都极尽忠诚，哪怕被厌恶与抛弃。但是人类却功利而善变，他们认为每一个被他们喂养的动物都理应奉献。小说里的黄狗虽然在雷雨中救了主人，最终还是被主人毫不在乎地丢弃。在人与动物的情感比对中，动物的感情往往显得更为简单与纯粹，而人类情感却掺杂了各种杂质，显得浅薄而功利。

三、情爱与母爱：动物性与人性的共性参照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作家正是通过书写动物的母性来映衬人性，用人与动物共有的情感特质打通传统意义上主客体的隔阂。这种对雌性、母性乃至人性的思考传递出“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思想观念。当受情爱与母爱原始本能驱使的动物更接近人类，甚至比人类更具人性光辉时，人类是否仍具有长久以来的优越性？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