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中赵树理形象的嬗变

周景雷 郑慧文

赵树理作为社会转折时期应运而生的一个宁馨儿，在20世纪40—50年代几乎享有了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所有的荣光。但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很快就在共和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发生了错位。在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中，愈来愈“纯”的主流文学话语与赵树理文学理想之间的抵牾与冲突越发彰显，直至“文革”时期赵树理以“文艺黑线”代表人物的身份遭到打击。郭沫若曾这样评价赵树理：“这是一株在原野里成长起来的大树子，它根扎得很深，抽长得那么条畅，吐纳着大气和养料，那么不动声色地自然自在。”或许，他的自然自在正印证了他的恰逢其时与生不逢时。“在现代文学诸多杰出的作家中，赵树理(1906—1970)是非常特殊的一位”，他跌宕起伏的文学生涯无疑成为诠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一个生动注脚。在启蒙/革命、大众/精英、民间/庙堂、传统/现代的多重关系中，不论是赵树理对现代启蒙传统的承继与超越，对革命文学传统的选择和归属，还是对民间文学传统的坚守与革新，赵树理本身的复杂性都构成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性经验的一面镜子。复杂的赵树理作为文学史建构的一个必要环节，其人其文在不同的现代性逻辑的文学史中扮演了不同角色，构成了赵树理形象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不同身份。历史地看，现有的现代文学史书写主要经历了20世纪50—80年代前期的革命性书写，80年代后期至20世纪末的启蒙性书写，以及21世纪以来的学术性书写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其具体的书写中，赵树理在不同价值尺度下呈现出不同的文学史面貌。当然，在这不同的历史书写中，我们既可以看到赵树理的一致性，也可以看到其中的差异性。在此，关于赵树理的差异性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一

在20世纪40年代末所确立的革命文学的历史逻辑中，中国新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确认其合法身份的重要路径就是要讲述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休戚与共的历史经验，提出实现文学的民族化与大众化的重要意义。在这样的历史要求和时代诉求的双重规范下，“如何使文学有效地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新文学运动的中心环节，也是‘五四’以来努力追求而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而赵树理的文学实绩以及“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实践正是对这一问题的有效回答，他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也是现代文艺“走向民族形式的一个里程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赵树理一方面代表着文学如何从现代走向当代的承继与创新的文学寓言，另一方面也代表着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如何从战乱走向胜利、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政治寓言。当然，在50年代，赵树理的政治寓言显然比文学寓言更受关注。这一时期国外关于赵树理的研究热潮成为体现国内赵树理研究趋向的一个侧面。有日本学者认为，50年代日本的“赵树理热”是因为在战后凋敝的社会背景中，更多人“希望从中国新文学里找到自己国家走向光明未来的途径”，因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权有着一份想象的热情与期待。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震撼世界》中认为，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以外最出名的人物了”，将赵树理与政治人物置放在同一文化政治语境中考察，足以说明阅读赵树理作品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想象以及理解中国如何崛起的重要途径。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50年代正面临着农村的巨大变革问题，对赵树理小说的译介和研究成为他们认识和处理农村变革的一个现实参考方案，当然这一现实性目的直接指向对中国共产党农村政策的研究和借鉴。由此可见，在50年代的世界语境中，对赵树理其人其文的研究显然侧重于对文本背后的历史主体、革命意志、政治逻辑的本质化关注，注重在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内讨论其社会历史价值。

其实，这一政治逻辑不仅是世界理解中国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塑造自我身份的历史意识。新文学作为建构现代中国革命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5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中充当着重要角色。随着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解放区文学所代表的工农兵方向被确认为中国文学发展唯一的正确方向。在此之后，一切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想、文学力量都要被整合到左翼革命文学所规范的话语体系中，代表无产阶级为人民而艺术的左翼文学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学的绝对主导力量。在这一政治文化语境中，赵树理作为解放区文学实践的旗帜，怎样恰如其分地将其置放在社会主义中国设定的政治话语逻辑中，成为这一时期文艺界广泛关注研究的重点。为了凸显赵树理背后的政治寓言，关注赵树理与农村政治生活的密切关系成为文学史建构赵树理的核心。这一时期对赵树理身份塑造的依据主要来源于40年代周扬、茅盾、陈荒煤等人对赵树理的评价文章，以突出文学史叙述的合法性。在这一时期文学史总体论述中，赵树理作为贫农之子，从小深受旧社会封建势力的迫害，非常了解农民承受的苦难与压迫；再者，从小跟随父亲学习民间文艺，熟悉人民群众的审美习惯；继而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深受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鼓舞，创作了《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福贵》等一系列具有大众风格的作品。这样的历史叙述包含着三重目的：一是强调赵树理的贫农身份，他悲苦的童年经验和穷困的人生阅历作为他得天独厚的文学创作资格和文学创作资源，为他对阶级矛盾的书写提供了毋庸置疑的历史砝码；二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解放区作家，对民间文艺的精通和对农民文化风尚的了解为赵树理创作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有利的先天条件；三是在党的教育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艺方向的鼓舞下，赵树理创作了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文学实绩的有力证明。因此在50年代的文学史论述中，赵树理笔下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孟祥英翻身》等作品“从各个角度反映了解放区农村伟大变革的过程和面貌，是毛主席文艺方向在创作实践上的一个重要的胜利”。赵树理作为“本时期出现的一位最著名的新作家”，以其鲜明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风格和对党的坚定拥护，其作品对广大的读者群众产生了重要的教育作用。他笔下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题材成为对解放区农村面貌最好的时代书写。在从解放区文学向共和国文学的过渡中，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这一时期阐释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重点。长篇小说《三里湾》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早反映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作品，在当代文学领域早期的文学实践中，毫无疑问地成了观照政治意识形态的典型文本。“作者坚定地站在党的政策立场上，对新生事物怀着满腔的热情，歌颂了贫雇农、中下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同时又辛辣地揭露和批判了那些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物。他给我们展望了社会主义的美丽的远景，表明了在生产关系变革中人的变化、社会风习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显然，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是把对赵树理的认知规约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内。而真正的历史现实是，在50—60年代，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以及当代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规范之间，已经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疏离状态。文艺界从50年代后期已经开始对其文本中的异质性因素进行了质疑，认为赵树理对塑造新的英雄形象缺乏应有的创作自觉，总是将目光留在对那些落后的人事的关注上，这显然不符合5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意识和理想精神。从赵树理的现实遭遇与文学史叙述话语之间的对比可以看出文学史叙述对赵树理的选择性表述，那就是在确保社会主义文学话语的权威性和纯粹性的前提下对赵树理的文学实践进行肯定，因而文学史叙述会尽可能地剔除赵树理文学创作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相抵牾的地方。

70年代末，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的历史前提下，文学史叙述在50年代所确立的革命文学范式的基础上有所调整。有关赵树理在40年代的文学史叙述中，文学史家一方面肯定赵树理文学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实践上的胜利，另一方面在文学史脉络上突出赵树理对五四革命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新文学发展的脉络上论证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文学图景。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81)认为，从五四时期城市青年子君、涓生的爱情悲剧，到40年代解放区农村青年小二黑、小芹的婚姻自由，“可以量出中国革命在二十多年间所迈出的巨大步伐”。在此，赵树理对社会现实的认知延续了鲁迅对五四时期追求自由恋爱这个时代问题的思考。由鲁迅到赵树理这一叙述策略的构成，不难看出新时期文学史的革命文学话语逻辑从革命文学的政治性向革命文学的文学性的调整。在当代文学领域，赵树理的小说《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等因体现时代话语的问题意识和纠正意识，具备了进入当代文学史的资格，其意义在于“大胆揭示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出现的矛盾与曲折，对于复杂纷纭的社会生活，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应和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批判文学激进主义，批判‘四人帮’搞‘瞒和骗’、‘假大空’的文学，呼唤文学的‘真实性’和现实主义回归的潮流”。他笔下的“中间人物”显现了赵树理一贯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坚持为工农兵大众创作的艺术追求，文学史叙述将赵树理恰如其分地容纳在革命文学话语的体系当中，而那些属于革命文学话语之外的异质声音仍被忽略或有意地遮蔽。如是，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文学史叙述同样是在社会主义文学的革命话语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为一名来自人民的作家，赵树理“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持现实主义原则，继续描写我国农村伟大的历史变革，揭示生活中的矛盾；进一步探索文艺的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努力做到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二

在以启蒙为主流话语的20世纪80年代文化语境中，对五四文化传统与现实主义传统的关注成为这一历史时期重要的文化思潮。这一文化思潮不仅具有反思“文革”时期错误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的历史使命，而且具有重新确认新时期政治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时代意识。对“十七年”文学传统的复归意味着这次的重返是建立在批判意义上的重返，一方面要从“十七年”的文学实践中获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宝贵经验，另一方面也要从“十七年”的社会历史甚至更早的革命历史中挖掘极“左”思想得以发生发展的现实土壤。而这种历史的溯源直接指向了现代文学发生的源头，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起点重新建构新文学的历史意义和现代意识。于是，五四时期高扬启蒙精神的历史诉求就与80年代渴望现代化的时代境遇产生了共鸣。在重新高扬五四精神的新启蒙文化思潮中，“赵树理方向”的处境似乎更加艰难。一方面，如果从鲁迅所确立的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去标量赵树理，他对五四启蒙传统的背离显然更为明显，很难从西方意义上的现代启蒙所包含的现代、欧化、个人主义知识分子精英话语的谱系中确认赵树理的位置。另一方面，如果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工农兵文艺方向的革命文艺传统去标量赵树理，他对革命文艺传统的民间化吸收与利用后的游离却略胜一筹，也很难从革命政治文化所包含的政治、革命与阶级矛盾的单向度框架中完成对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整体把握，即他的复杂性显然不能从革命/启蒙、传统/现代、大众/精英的二元比附中获得一个清晰的认识。但是为了实现现代启蒙历史意识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确立，赵树理如何在现代启蒙视域的文学史脉络中获取新的历史身份，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史叙述的重点。

1988年，《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专栏第1期刊发《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论丁玲的小说创作》《“柳青现象”的启示》3篇文章，以现代启蒙的文学意识重新确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是非常具有80年代文学症候的文学实践。在重写文学史的话语策略中，赵树理及其文学实践显然是在“文学与愚昧的冲突”中扮演了“落后”一方的角色。钱理群等人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认为，这种落后性不仅来自赵树理的农民身份和创作资源，同时也来自他当时的政治理想。在现代启蒙历史视域中，启蒙/革命、文学/政治、知识分子/农民、人的文学/工农兵文学的二元对立成为标量作家作品文学史地位高低的认知模式。同样，在新启蒙话语的历史逻辑中，无产阶级出身的政治光环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赵树理的农民出身成为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大短板。其实，这一时期对于赵树理这一历史身份的确认，是基于50年代所确认的政治身份的一个“翻烙饼”式的再确认。作为与工农兵群众紧密结合的典型作家，赵树理的贫农出身以及困苦的生活经历都为他与农民之间建立血肉般的精神联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在二十年代以来的乡土文学作家中，还没有人像他这样真正是从农民中长出来的，而不是从外面扎到农民中去的。”即使他也曾经接受新文学教育，但由于意识到了新文学与老百姓接受习惯存在巨大隔膜，也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影响下，他主动地选择了回归传统。“忠实地反映农民的思想情绪、意志、愿望及审美要求成为赵树理为代表的一代作家的最突出的特点。”与上一时期文学史叙述注重对赵树理笔下新人物形象小字辈论述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更注重对赵树理笔下旧人物形象老字辈的肯定。他笔下的二诸葛、老秦、金桂婆婆、福贵等老一代未觉醒的农民有着老中国儿女的精神状态，他们身负的历史沉疴与积习更显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进程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与此同时，赵树理对翻身农民形象的成功塑造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史叙述的共识，但是，这一极具政治意味的“翻身”并不指向对革命胜利的乐观向往，而是深刻地揭露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多面性，以及中国农民思想解放程度的多层化。文学史通过论述赵树理对深受封建思想毒害尚未觉醒的老一代农民、封建思想没有肃清的年轻一代农民、农村新人三类农民形象的刻画，确认赵树理本色的农民立场，并指出“这同时包含着历史的特殊长处与历史局限性，并预伏着一定的危机”。这种危机不仅是赵树理与“赵树理方向”之间的差异性，也是赵树理与政治话语抵牾的本原性因素。黄修己对赵树理的认识可以概括这一时期文学史书写对赵树理的整体认知：“从新文学的发展看，赵树理一个相当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若干活生生的、带着泥土本色的农民形象。”“一是懂得农民的痛苦，二是熟悉农村各方面的知识、习惯和人情等，三是通晓农民。”那么，在50—6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的激进变革对以农村为文化场域的民间传统全面冲击时，赵树理“建立在对民俗、民间文化的体认基础上的艺术想像”就变得不合时宜，继而注定了赵树理的悲剧命运。当他本色的农民立场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人民文艺保持一致时，他就被推到了文坛最耀眼的位置，但当新的国家意志所需要的新人民形象与赵树理的农民立场发生偏移时，坚持农民立场的赵树理必然会在新的语境中变得黯淡无光。赵树理跌宕的文学命运已然充分印证了赵树理文学诉求与“赵树理方向”的政治理想之间的错位。

显然，这一时期对赵树理的论述回归到赵树理自身对农民立场的坚守，即赵树理的文学实践以及文学理想是基于以农民文化为代表的民间立场得以生发的。陈思和在其文学史中写道：“赵树理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的异端”“他是属于中国民间传统中比较有政治头脑和政治热情的农村知识分子，他把民间传统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地，自愿当个‘文摊文学家’”。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启蒙视域中，他依旧是属于前现代的产物，尤其是赵树理对现代启蒙文学的“超越”则在于他回到了中世纪的文学现场，即读者与作者“处于未分化的状态”的广场文化之中，“成功地将尖锐的社会问题和严肃的思想题旨包括在通俗故事里，使启蒙精神与通俗形式相结合，从而第一次使通俗故事进入新文学的殿堂”，获得了工农兵群体的广泛接受。这也意味着，“从农民文化角度去表现农民，赵树理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了农民文化心理的欣赏水平……忽视了落后的、封建的文化观念对现代文学艺术发展的禁锢”，即耳濡目染的民间文化虽然滋养了他创作的文学天地，但同时也限制了他文学视野的广度与深度。诚然，在以启蒙话语操控的文学标尺下，赵树理文学成就的有限性与局限性同样也成为反思和重评以工农兵文学为方向的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的一个侧面，即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域中，赵树理与其依托的工农兵文学传统被置放在与现代启蒙话语相背离的前现代场域中并得以确认。而这种具有前现代意味的价值判断同样意味着它们在整体文学史中的被遮蔽及有意的压缩，不论从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都能看到这一时期出版的文学史对解放区文学以及“十七年”文学在文学史体量上的删减与压缩。纵向地从现代文学史视域中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占比就能说明问题。例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1982年修订重版)，共781页，解放区文学占147页，占比约18.8%；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79)，共996页，解放区文学占172页，占比约17%；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共663页，解放区文学占67页，占比约10%；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共654页，解放区文学占52页，占比约8%。横向地从年份与文学体量在通史文学史中的占比也能说明同样的问题：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1997)，共1666页，延安文学占22页，1949—1976年文学(主要以“十七年”的文学成就为主)占129页，总占比约9%，1976年至20世纪末的内地文学占293页，占比约17.6%；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1998)，共948页，解放区文学占17页，1969—1976年文学占70页，总占比约9%，1976年至20世纪末的内地文学占169页，占比约17.8%；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1999)，共594页，解放区文学占15页，1949—1976年文学占67页，总占比约13.8%，1976年至20世纪末的内地文学占139页，占比约23%。如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建构意图有着很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审美视域下压缩了对以工农兵文学为导向的近30年文学成就的探讨。

三

伴随现代文学学科建制的不断成熟和文学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社会现实与历史的复杂性显然对文学史研究提出了新的时代要求。在重新考量人民文学/人的文学、传统/现代、革命/启蒙、大众/精英等问题时，80年代确立的启蒙话语显然无法对其做出有效、合理且全面的解释。再者，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开展，现代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去捡拾过去和预设未来。这种带有反思性的思想情绪弥漫了整个90年代。其实，不论是40年代末确立的革命文学话语，还是80年代确立的启蒙文学话语，都有将文学史进行革命/启蒙本质化处理的倾向。五四作为现代文学的开端，无疑是确认现代文学起点的关键一环。在以往的革命话语与启蒙话语中，五四作为历史事件充当了不同的文学史指向。毋庸置疑，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二元论，在80年代以来的重写思潮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随着对五四研究以及现代文学认知的全面深入，二元论的文学研究模式在90年代式微，重新认知五四的丰富性成为开启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把钥匙。学者刘勇曾谈道：“‘五四’从来就不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而是广泛涉及整个中国未来发展的全局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同时，80年代追随以西方话语作为参照系的文学实践本身在90年代以来已经不断引起国内外学者的警惕与反思。唐小兵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无疑是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著作之一，为重新审视与认知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新的思维向度和方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在全球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语境中调整自身的身份意识与参与姿态。在这样的历史契机下，重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话语体系不仅意味着重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意识与知识谱系，也意味着在世界文学话语场域中重新确认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族性与独特性，彰显具有中国诗学范式的身份标识。因此，赵树理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实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独特性就更显得弥足珍贵与不可或缺。

经过50—80年代前期文学史的建构、反思期，以及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末的解构、重构期，半个多世纪的学术实践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呈现出从文学史研究向学术史研究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一方面表现在研究学者逐渐形成自己稳定的学术话语体系，不再完全追逐所谓的认知共识，而是在一定的文学史共识下书写具有自我见解的学术史，这同时也是对学界存在大量同质化文学史困境的突围。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在新的国际文化背景中，从现代中国自身的现代性经验中真正锤炼出具有中国范式的文学话语，既是对建构中国学术话语的一种积极实践，也是在世界性文学语境中重新确认自身的文学资源。基于这样的学术背景，关于赵树理的文学史叙述走入了多样化的阐释期。这一时期，文学史注重对赵树理多重身份的探讨，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则是对现代中国复杂的现代性经验的体认。赵树理的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农村题材小说模式的崛起”。“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第一次出现了活泼、朗健、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最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对象。”这就在文学史意义上确认了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是对20世纪20—30年代乡土小说塑造的农民形象的承接与推进，由此，赵树理所塑造的农民形象作为历史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完成了对农民形象在文学史发展脉络当中的承继与发展，显现了百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发展链条的完整性。学者温奉桥、李萌羽认为：“赵树理是中国新文学不断自我质疑、自我调整的结果，是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点。赵树理的创作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新的发展思路和价值走向，体现了中国新文学现代性流变的深层动因和必然选择。”赵树理之于现代文学、人民文学、民间文学的多重关系，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史叙述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话语空间。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2011)，以及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2013)对赵树理农民知识分子和党员身份的讨论中，突出表现赵树理在艺术家的良心与革命者的政治立场之间的矛盾心理，“力图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既宣讲执政党的政策又反映农民现实问题的双重功能”。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13》(2014)则强调赵树理作为“文摊文学家”的主体独特性，认为他的适时出现正好应和了党在解放区所推行的文学路线，在左翼文艺权威周扬的发掘下才被视为实践工农兵文艺方向的典范，继而从赵树理作家主体的文学诉求来剥离他与“赵树理方向”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刘勇在其文学史论著中重新强调赵树理的农民出身，与之前两个时期文学史强调赵树理贫农身份不同的是，赵树理出生于一个开明的小康之家。作为一名真诚的农民作家，赵树理文学创作的大众风格形成于《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解放区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只是为他的成名提供了机遇。因此，陈晓明认为：“历史选中赵树理作为革命文艺获得本土化形式的代表是一个偶然性的事件。其偶然性在于，像赵树理这样保持着民间文化记忆，带着质朴的乡土经验进入革命文艺队伍，而始终保持其本色的作家，实在是绝无仅有。”当然这种“绝无仅有”既指向对赵树理始终为农民立言的文学立场，也指向赵树理始终将农民作为“说话”对象的“文摊”文学家的文学理想。带着一身“土气”进入文坛的赵树理，“始终不渝地坚持着农民本位的价值立场”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动力。郑万鹏在其文学史论著中则认为赵树理是“太行山下的独立作家”，他的骨子里有着晋东南尚勤、尚实、尚义的文化精髓，他在抗战时期不断摸索出大众化风格的文学创作，其作品散发着肯定人的价值、精神、魅力的现实化了的人道主义。因此，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2016)中谈道：“混合着农民和文人的气质”的赵树理，实现了艺术性与大众性较完美的结合，“并由此决定了这位‘农民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在这一时期的整体叙述中，有着“文摊”文学家自觉意识的赵树理，在中共党员与农民之子的身份外还有着第三种身份——知识分子身份。这种知识分子既有着20世纪以来所定义的启蒙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即萨义德所谓的知识分子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又有着传统意义上的“民贵君轻、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传统。赵树理无疑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产儿。学者赵勇认为赵树理在文学场域内外包含着“三种身份，其一是政治身份：党员/干部；其二是文化身份：作家/书生；其三是大体可看作民间身份：农业/农业问题专家”，这三种身份之间相互依存、纠缠，构成一定的矛盾与张力，造就了“赵树理身份与立场的暧昧与模糊”。对赵树理多重身份的发掘，不仅是在文学史意义上重新确认赵树理的现代品格，回到中国文学语境中重审现代文学的历史现实，而且也为当下在世界性语境中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赵树理在《回忆自己 认识自己》中曾谈到对中国文学艺术三个传统(中国古代士大夫传统、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民间传统)的认识，就可以体现出他在三种传统之间的选择与调用。赵树理作为一个文学现象，凸显了现代文学所承继、借鉴的丰富文学资源和所具备的多维度的阐释空间。他的新颖性与独特性以及他所开辟的“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文学时代”的意义，绝不止于在革命文学话语视域中的单向度阐释。他对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兼收并蓄，对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承继与超越，都是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对社会最真切的表达与言说。他的丰富性不仅印证了革命文学本身的丰饶多面，也印证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涉的人民文学精神的丰富内涵。赵树理真率诚挚与脚踏实地的文学精神在当下的文学实践中仍值得一代代文学后辈瞻仰与追随。在当下世界性的文化语境中，赵树理背后的文化寓言也为书写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学实践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历史经验。同时，赵树理“文摊”文学家的文学理想颇具拉伯雷式的广场意味，他们共通的文学精神在历史时空中碰撞的既定事实，也为重新理解赵树理文学的世界性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可能。此外，将赵树理其人其文放在百年以来新文学历史脉络中进行考量与体察，则能洞悉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学诉求与民族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独立、解放与建设等历史主题的复杂勾连。尤其是在当代文学语境中，“赵树理的遭遇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文学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这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正是文学与国家、民族、人民共命运、同呼吸、荣辱与共的使命担当。人民的苦难、民族的兴亡、国家的重振，无一不牵动着心怀家国天下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也将是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回望历史与展望未来的现实根基，也必然是中国文学不能忘却的记忆与牵挂，必将成为一代代学人薪火相传的文学情怀。毋庸置疑，在21世纪以来的文学史学术话语建构中，赵树理以及赵树理文学史意义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得以发掘与确认，这既是在世界语境中对中国现代文学资源的重新爬梳，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峥嵘岁月的重新书写与确认。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关于赵树理的文学史言说成为理解不同时期现代中国独特性经验的一个有效路径，其文学史话语的差异性也成为体现不同时期文学秩序、规范及标准的一个典型现象。一方面，赵树理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转型时期的一个独特存在，他带着五四文学的现代胎记完成了对民间传统与左翼革命传统的糅合。在“文摊文学家”的文学理想下坚持带着“土气”的文学创作，使他的文学“即包含了现代文学，同时又超越了现代文学”。既立足于传统，又超越传统，以一种崭新的时代姿态融入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承继与发展中。那么，只有从启蒙/革命、大众/精英、民间/庙堂、传统/现代的多重视角中才能获得对赵树理文学理想的全面认知。另一方面，关于赵树理的书写和再书写总是发生在社会历史的转折时期，或许可以说，赵树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幽灵”，他与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这一点从现代文学文学史观的调整与重置中显现得格外明显。可以说，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视野中展开对赵树理的研究，意味着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很多悬而未决的困惑提供了解决的路径。沿着对赵树理独特性的探究与发掘，或许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现代中国的文学图景将别有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