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语言：寻根文学的一个向度

隋华臣

一、寻根之前的文学语言

这种倾向在20世纪40年代前期到70年代末期的历次文学运动中不断强化。这一时期，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建构与宣传的工具，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被要求理念先行。这些理念来自意识形态的规约和长期的社会教化。因而，文学与社论、标语口号、科学理论文章等一同被纳入整齐划一的语言模式中。对于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外部灌输。这种语言追求对规律的描绘，是一种纪实性语言，力求客观、明晰，具有很强的确定性。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作家的主体意识，缺乏抵达作家心灵深处的能力；没有给作家留下多少可以融化生命体验的空间，从而导致作家对现实世界的被动认知。它所带来的是主体与书写对象、作品世界之间的截然对立，他们之间的界线犹如被利刃切割一般笔直而清晰。由于历史的惯性，这种语言模式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中，有一定程度的延续。直到寻根文学的出现，才为文学语言的系统性变革提供了可能。事实上，在寻根文学出现之前，一些敏感的作家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语言困境，对此他们也进行过努力和探索，但并未从根本上打破固有的文学语言系统。

在新时期之初的文学创作中，王蒙也是一位语言自觉意识较强的作家。在创作中，王蒙勇于打破原有语言搭配规范，尝试着截断语句链条，使语言呈现一种碎片化状态，从而达到对人物内心思绪流动的真实且细致的描绘。这些创作被评论界称为“东方意识流”。这些作品体现了王蒙对文学语言创新的强烈渴望和努力实践，但是他的努力依然存在着局限。《春之声》是王蒙较早创作的“东方意识流”作品，其语言特征十分鲜明。从作品表面看，作家努力通过经营语言来实现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描绘，这种描绘似乎使语句和语句之间失去了逻辑关联。但是，我们深入到文本中细细品味，便会感到其背后还是有那种纪实性语言的逻辑力量支配着。主人公岳之峰所有的内心活动都是非常理性的，而且清晰明确。语句的碎片化来自于岳之峰内心注意力的转移，这种转移是内心对外部世界干扰的一种反应，而这个外部世界对于岳之峰来说是真实存在的。这里，人物与环境的界限清晰明确。王蒙还通过努力调动人物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让人物内心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但用语言体现出来的是，人物各类感觉之间的界限非常明晰。同时，在作品中，作家选择了第三人称叙述，作家与叙述者高度重合，因而人物的内心感受几乎是由作家传达出来的。由此可见，王蒙的这类作品只是小说技巧层面上的语言操作，其语言本质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依旧延续着此前的文学语言经验。他努力了，争取了，也付诸行动了，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他最终没有突破旧有语言系统的瓶颈，没能彻底解放文学语言。

汪曾祺、王蒙等作家，虽然为新时期文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实现文学根本变革最重要的一关——语言变革，在他们这里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观念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也随之变化。文学主题也转向了对人性的探究，对此旧有的语言系统无法实现更加深入的思考，需要寻找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才能拓展文学的发展空间。

二、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意识

显然，寻根文学作家已经意识到，文学语言不应该被某种统一的规范所束缚，否则将会丧失活力。他们在理论表述中明确表达了对文学语言多样化与个性化的追求，其实质就是寻找“活”的语言，实现文学语言的自由飞翔。语言的个性化即是从内在生命感悟中生成语言，这种语言是现实生活与主体内在生命的系统性能指。寻根文学作家关注方言，青睐民间语言，正是寻求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化的具体表现。他们并不是对方言和民间语言进行机械的模仿，而是在现代意识的参照下，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寻找语言的生命活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寻根文学接续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精神血脉，至此文学语言开始向中断已久的五四白话文方向回归。

寻根文学出现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偶然。说其必然，是因为新时期文学若想实现彻底变革，必须得完成语言系统的更新；说其偶然，是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学语言变革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然而在众缘和合之下，这些青年作家选择了寻根这条路径。

三、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实践

韩少功的《爸爸爸》是寻根文学的一篇重要代表作。与此前文学创作相比，这篇作品最为独特之处是，作者虽然选用了第三人称进行叙述，但是放弃了全知全能视角，采用的却是一种限知视角。这样就将作者与叙述者剥离开来，叙述者成了独立于作者之外的一个似有非有的存在。这种叙述方式决定了作品的叙述语言。叙述者身份的不确定性，使其披上了一层神秘外衣，随之而来的是叙述语言的体验性和模糊性。小说主人公丙崽仅会说的两句话既简单又极端，且意义相互对立。用人物的语言状态隐喻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简单、低级且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让人们体悟到，精神世界的简单和贫瘠带来的是语言的简单和粗暴。对于叙述者和鸡头寨的人来说，丙崽只是一个客观存在，人们只能通过其行为方式来猜测他对于现实生活的情绪和反应。叙述者需要找到一种体验性语言去表现。它有时违反逻辑规范，但却充满弹性。比如，描述丙崽夜晚和母亲对坐时的感觉，“丙崽望着这个颇像妈妈的妈妈，望着那死鱼般眼睛里的光辉”。这样的语言具有丰富的意蕴。“颇像妈妈的妈妈”表明丙崽母亲也有着一般母亲所具有的母性，同时又有着特殊性。丙崽对于母亲来说，是一个累赘，是一种绝望，然而他毕竟是母亲的亲生儿子。这种表述抵达了人性本能的那种矛盾且含混的复杂情感。“死鱼般”的眼睛里怎么也有“光辉”？“死鱼般”再次对极端的绝望进行了诠释，而“光辉”又是丙崽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得到的一丝既微弱又可怜的温暖。“光辉”是一个母亲人性本能的流露。叙述者有时还通过语言暗示传递某些体验。在鸡头寨中，唯一与外界存在交流的人物是石仁，属于一个革新派。叙述者并没有简单直接地描写鸡头寨人对他的态度，但是单纯从他的外号“仁宝”便能体会出一些信息。作品中，有一段丙崽遭人欺侮时，丙崽娘怒斥欺侮他的人时说，丙崽是个“宝崽”。可见，“宝”这个词在这里具有一种贬义，将其用在石仁的外号中，可以见出鸡头寨人对他的态度。同时，作品展示了石仁的语言与鸡头寨人语言相互碰撞的场景。当鸡头寨的人准备向官府报告有关情况时，是写“禀帖”，还是写“报告”？古今两种语言在此相撞。石仁的语言是一种理性逻辑语言，而鸡头寨人所缺乏的正是成熟的理性思维。“众人被他‘既然’、‘因为’、‘所以’了一番，似懂非懂，半天答不上话来。……勉强同意写成‘报帖’。”由此，在一种简单粗糙的思维方式主导下，鸡头寨第一次语言变革的荒诞性中蕴含了丰富的隐喻意义。作品中，叙述者的情绪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作品前半部分的叙述是一种“不三不四”的调侃语气，契合了鸡头寨人对丙崽的心态；后半部分，随着丙崽变成了丙仙，叙述语气也发生了变化。尤其是鸡头寨人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的那种既愚昧又悲壮的精神状态时，作品叙述语气也变得庄严和凝重，透射出感叹、悲悯和同情。这样随着情绪体验的转变完成了叙述语言的审美统一。作品不仅展示了语言和思维方式的相互诠释，还挖掘了语言作为文化的主要载体对人性的规定。

王安忆的《小鲍庄》也是在当时引起普遍关注的寻根文学作品。这篇作品也选用了第三人称与限知视角相融合的叙述语言，并努力营造语言的体验性。作品在故事层面的背后隐藏了一条语言线索，就是在神话建构过程中的语言冲突。在小鲍庄里，文疯子鲍仁文所持有的当代语言系统，始终与以“仁义”为中心建立的语言系统相碰撞。鲍仁文用游离于小鲍庄之外的语言系统撰文歌颂鲍秉德对疯媳妇不离不弃，却给鲍秉德带来一种道德绑架的感觉，并对其产生恨意；他构建二婶和拾来的爱情神话，然而这套语言在“倒插门”这类词语面前不堪一击，他们还是为最基本的生存困境而争吵不断。最终，在构筑关于捞渣的神话时，这套语言才战胜了小鲍庄的语言。它之所以能够取胜，是因为它的出现使鲍仁文、鲍彦山、拾来、建设子、文化子、小翠等，甚至是整个小鲍庄的某些困境迎刃而解。在这些现实利益面前，无人再追问捞渣死因的真相，甚至对捞渣的死表现出了某种麻木。这两套语言的相互参照，让人们体验到这种神话的建构都是以屏蔽某些事实真相为代价的。这也与作品开头“还是引子”一章形成互文。同时，这种相互参照，揭开了“仁义”背后的“虚伪”面容，然而这种“虚伪”并非是在二元对立思维支配下简单的是非判断，它是由正常的人性反应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虚伪”所显现的正是人性的真相。叙述者在不动声色的叙述语言中让读者逼真地体验到了某种神话对人性的压抑，从而激活了挣脱这种压抑的情绪冲动。在作品中，叙述者语言是一种民间口语，让读者感到叙述者身在其中，增强叙述的真实感。作家据此打造了一个逼真的审美空间，让读者真实地体会到主体自我情绪的表达。此外，民间口语也能让读者体验到这种语言所蕴含的深层文化意蕴。

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实践充分表明，寻找语言是寻根文学的一个重要向度。考察他们的语言实践也并非是对其创作进行简单绝对的肯定。实际上，许多寻根文学作家的创作都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局限。这一方面是因为沉重的语言惯性，若要变革并非易事；另一方面是由于作家自身能力的局限，使语言实践与其理论追求存在一定差距。但是，寻求文学语言变革这一行动本身是难能可贵的，他们在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探寻新路。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实践为当代中国文学语言多样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也为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多元化发展局面形成贡献了力量，只有文学语言的多样化发展才能带来文学的多元化。同时，在语言多样化探索中，许多作家都开始尝试将不同面貌的语言并置在同一文学文本中，使它们相互参照、相互碰撞，从而使文本呈现出具有复调色彩的多主题状态，增加文本的分量。寻根文学作家的语言实践为这类创作提供了较早的经验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