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时代变革的文学潮流
——当下“主题创作”的新探索和新收获

张古悦

中国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紧密相连，或者说，中国新文学内生于中国现代历史。因此，中国新文学的重要职责和功能，就是呼应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社会主题，特别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转折和走向的重大社会主题，这在中国新文学思潮发展史中清晰可见。20世纪20年代的启蒙文学思潮与“德先生”“赛先生”在中国的传播休戚相关；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表述的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冲突，以及由此形成的时代命题；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在表象上看是解决大众文艺审美问题，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历史主体”问题在文艺理论和创作中的延伸；20世纪50—70年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美学思想建设，指向的是“何为现代中国”这一总体性问题，同时关涉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社会主义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现代性等一系列子问题；至于新时期以来的众多文学思潮背后都存在当代社会集体关切的问题。例如，新世纪乡土文学关切的是乡村文化在城市文化的侵蚀下逐渐崩塌，以及如何重建乡村文明的问题。总之，中国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相伴相生。

中国新文学在表述中国现代历史及相关社会问题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主题创作”叙事模式，并呈现出以下特征：(一)中国现代革命史中的重大革命事件成为中国新文学叙事的主要内容，并塑造出一批革命英雄典型形象，以此构建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和革命精神信仰；(二)中国新文学通过讲述中华民族百年奋斗史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凸显民族观念、国家意识，借此重塑现代中国形象；(三)除了这种宏大话语，中国新文学还把叙事视角下沉到基层，聚焦民众普遍关注的教育、医疗、就业等社会民生问题，进而实现“人民的文学”和“文学的人民性”相统一；(四)中国新文学的“主题创作”在不断优化和完善过程中，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符号，表征了中国文化蕴含的道德伦理、思想观念和价值诉求，并通过文学传播来弘扬中国文化价值。概而言之，“主题创作”是文学反映时代生活的体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主题性，同时也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要求的回应。

近期，“主题创作”集中产生了《天晓1921》《驻村记》《中国北斗》等一批优秀作品。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新文学形成的“主题创作”传统始终影响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脱贫攻坚和自主科技创新等新时代主题激发了文学创作热情，以文学展现新时代中国人民的风骨、道德与精神内涵。以此来弘扬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坚守 “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文艺根本立场，赞颂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伟大贡献的时代先锋，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提供不竭的动力。例如，徐剑以独特的视角和材料深入探索党的一大代表历史。遍访了13位出席者留下的历史遗迹。从微小的事件中讲述中国共产党在宏大历史潮流中的诞生，为历史题材报告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彭东明通过对喻杰、地方干部与当地百姓的深入采访，写出了报告文学《一生的长征》，讲述参加过红军长征的革命干部喻杰自愿前往基层，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故事，展现了喻杰朴实自然的党员形象，并运用多种表现手法，通过质朴的语言，将一个个生活片段有序地连贯成充满感染力的完整故事，突出了报告文学的红色主题。同样，“主题创作”也把触角深入脱贫攻坚和共同富裕的主题中，王松的小说《暖夏》就聚焦于此。小说脱胎于作者在天津郊区挂职后，又在江西赣南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真实经历和切身感受。正如作者所说，《暖夏》的“暖”字代表着脱贫攻坚过程中人们逐渐高涨的热情，以及通过劳动得到的美好生活。这份暖意带给我们新的气象，也为“主题创作”提供了新的经验。周凌云的散文《驻村记》并没有过分渲染扶贫工作的热度，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以冷静的笔调向读者展现乡村生活的细节。散文以小人物故事为主，这是时代的投影，也是劳动人民走上脱贫致富道路的缩影。正是这些琐碎的日常组成了打动人心的点点滴滴。除了这些作品，还有《虎犊》《中国北斗》《西海固笔记》《一片叶子的重量——脱贫攻坚的“黄杜行动”》《山中岁月》等，从不同视角勾勒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之路。

在这些作品中，温燕霞的《虎犊》、龚盛辉的《中国北斗》和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在主题建构、人物塑造和审美形式上，都呈现出明显的典范价值和意义。

一

温燕霞曾创作了《红翻天》等多部作品，以细腻的笔触从多视角描绘红军艰苦奋战的革命历史，讲述革命老区人民独具特色的脱贫故事，塑造了生动感人的文学形象。2021年，温燕霞创作了以少共国际师为蓝本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虎犊》。作品讲述了中央苏区红军中一群普通青少年为革命事业奋斗，在战火中淬炼成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少共国际师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支特殊部队，从1933年8月5日成立，到1935年2月10日撤编，仅存在554天。但少共国际师的指战员们却经历了几十次残酷壮烈的战斗。《虎犊》通过精心构思，以双时空结构组织故事，通过翔实的历史资料，直面战斗的残酷与惨烈，塑造了一批可亲可敬充满个性的青少年形象。

事实上，青少年革命英雄在文学中仍属未被广泛关注的对象，苏区的革命文学传统和文学经验也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继承。但是以苏区革命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比如《红孩子》《党的女儿》《洪湖赤卫队》《闪闪的红星》《党费》等不仅广为传播，而且已经成为文学经典。但在一段时间里这一题材创作几近断流，而《虎犊》接续了这一文学传统。我们应该承认，当温燕霞面对这一题材时，如何发掘少共国际师的历史故事，以怎样的角度讲述当年战士们的生平事迹，对她是个不小的挑战。作者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走访了少共国际师在赣南一带的战斗遗址。为了更加确切地还原残酷的战斗场面，作者还走访了参加过战斗的老兵，使战场细节更为具体。

在描绘战斗场面的同时，小说也充分书写了少共国际师战士们的性格与情感，在一个个生动的细节中将故事角色塑造成个性不同的人。富家子弟杜鸿运对世界充满了憧憬，《共产党宣言》等经典文献培育了他坚定的革命信仰。为了实现心中理想，他毅然反抗家庭专制，与家里的长工兄妹曹志远、曹半夏共同加入革命队伍。在艰苦的战斗中，杜鸿运用所学知识与聪明才智从敌营中拯救战友，并帮助红军战士除掉了作恶多端的白军师长。除了描写杜鸿运的英勇与智慧之外，作者使用了更多贴近人物年龄与性格的真实细节。比如杜鸿运被战友捉弄导致训练时受到批评的委屈；为达到训练要求用吊石头法锻炼腕力的坚韧；第一次上战场被吓得尿了裤子，觉得自己贪生怕死，不敢递交入党申请书的羞愧；看着战友被毒蛇咬伤牺牲在眼前的悲伤与痛苦；最终为共产主义舍身捐躯时的无畏。这些细节真实地呈现了人物的成长过程。此外，小说注重叙事手法的变化，运用了时空交错的叙事方式。小说讲述了一些奇异的感觉和想象，比如杜思红在拿到杜鸿运给曹半夏的书信后，触摸着太爷爷的签名，似乎闻到了太爷爷身上的硝烟味道，随着太爷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作者有意使革命时期的艰苦和当代生活的美好交错融合。这种叙述方式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与代入感。

二

1978年，《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一时间引发了全国读者的巨大热情。陈景润变得家喻户晓，成为那一时代的科学巨人和文化英雄。时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光年说，我们就是要为知识分子正名，重塑他们的形象。《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时，全国科学大会还没有召开，是有胆识的作家敏锐地感知了时代要求。在《哥德巴赫猜想》的带动下，一大批科学家的事迹被陆续书写出来。华罗庚、苏步青、林巧稚等杰出人物被亿万读者所熟知。科技人才不仅要有高尚的爱国情怀，更要有尖端的科学知识和创新才能。因此，与科技领域相关的报告文学书写，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主题创作”。

今日世界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科技创新成为引领世界发展最重要的动力。中国在卫星导航领域必须获得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权，这既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中国梦”的需要，也是中国对人类科技发展应尽的责任。正是出于这样的大国理想和情怀，1994年国家做出重要决策，研制发展中国独立自主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时至今日，北斗已经走过27年艰辛历程。2021年龚盛辉的《中国北斗》是第一部全景式讲述这一重大事件的文学作品。

《中国北斗》在叙事结构上由近及远，从本土写起，然后是亚太，最后放眼全球。关于本土故事，作者写了20世纪80年代一支国家地质考察队完成当天的勘探任务，按计划要赶到10公里外的宿营地。队长对照地图查找所处的位置，可因地图过于老旧，且与实际地形地貌严重不符，加之夜色茫茫，指北针失灵，根本无法确定位置。队长把目光投向头顶的天空，却见乌云压顶，漆黑一片，根本看不到用以辨别方向的星座。这个场景和经历是一个隐喻，表征中国在这一领域刚刚起步时的艰难。1983 年，陈芳允教授等老一辈航天科学家为中国卫星导航事业找到了一条科学的道路——“双星定位系统”。仅用6年时间，“双星定位系统”首次星地对接成功，而且所有功能模块一次性完成验证，尤其是定位精度与美国第一代GPS 的定位精度非常接近。

然而，当我国测绘领域专家卜庆君应邀去美国学习研讨GPS 的功能及应用时，美国专家毫不隐讳地告知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美方可以限制国内外用户使用GPS。这个消息之所以令人震惊，就在于我们如果使用美国的GPS定位系统，就没有自主权和可控权。这意味着国家安全没有保障。这是发展中国自主卫星导航系统最重要的理由。于是，1994年代号为“北斗一号”的卫星导航定位系统工程正式立项。经过商讨，决定任命孙家栋为“北斗一号”总设计师，任命李祖洪为副总设计师。这一年的孙家栋才38岁。

“北斗一号”卫星导航定位系统是国之重器，它的重要性无需赘言。《中国北斗》成功地塑造了诸多“北斗人”，比如孙家栋、李祖洪。2004年中国正式实施嫦娥一号工程，孙家栋再次被任命为总设计师。这一年，他75岁。测绘专家谭述森，52岁改行参加北斗工程，担任地面运控系统技术总负责人，带领团队坚持“中国特色”设计路线，发烧仍坚持在岗位上；北京卫星导航中心负责人王小同“哪怕舍弃生命，也要践行使命”，毅然签下“军令状”；副总工程师张素成，在任务最紧张时，突发脊椎病晕倒在地，醒来就要求回机房；北京卫星导航中心总工程师谭述森、北京卫星导航中心主任“北斗博士”王小同、研究所长谢军、“白毛女”杨慧、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总设计师杨长风等难以计数的人物，都成为描写对象。他们精进的科研能力，忘我的家国情怀，感人至深。

三

在“主题创作”中，脱贫致富是重要内容之一，这方面的作品蔚为大观，其中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是一部非常特殊的作品。西海固是荒凉之地，但却产生了许多著名作家和经典作品。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历史感和个人感情的投入。对西海固历史的描述，特别是对其自然状况的描述，让我们对这个特殊的区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西海固最抢眼的特点不是它的自然风光，而是贫穷。到了1980年，晋北、陕北、甘肃平凉、定西和宁夏西海固四省区中，最贫困的还是西海固。1979年，西海固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6元，人均原粮300斤以下的占87%。这部作品最大的特点是个人情感的投入和个人身份的介入。季栋梁是西海固人，他写童年的饿，让人心酸。比如过年时孩子们争抢黑面馒头外包裹的一层白面皮的往事。这种记忆从一个方面表达了一代人对西海固贫穷生存状态的深刻印象。

西海固的扶贫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1982年国务院开始研究特困地区发展问题，对定西、河西、西海固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大规模扶贫。通过10年扶贫，达到“基本解决温饱，初步改变面貌”的目标。1994年，西海固被列入国家级贫困县，至此拉开对其扶贫攻坚的序幕。作品写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全过程，包括移民、修梯田、种药材、植树，与经济发达地区对接扶持，最后实现了遍地产业、广厦万千的脱胎换骨的景象。《西海固笔记》讲述了西海固脱贫致富的整体过程，既有国家的战略布署，也有经济发达省份的倾情支援，更有西海固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

首先，文学“主题创作”会从情感上、审美上唤醒民族记忆。一部部充满历史感、时代感的文学作品常常会全景式地描绘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画卷。“主题创作”更是将真实的历史事件、社会风云、民间图景作为底色，作家在这片底色中融入的思考和想象，进一步拉近历史与读者的距离。通过构建情感认知和审美判断，民族文化的精神意蕴与英雄情怀、红色基因与革命精神在文学作品中得以再现。由此艺术性与教育性得以提升。其次，“主题创作”需要作家更加关注当下现实。当代中国充满着蓬勃力量，但也面临着诸多挑战，这为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滋养。“主题创作”需要深入理解和发现中国，讲述中国故事，探寻中国精神，并且通过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予以表现。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探索和艺术发现变得更为重要，作家必然在创作观念、表现形式和艺术技巧上深入探索，这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艺术需要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主题创作”确实为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但其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也不能回避。比如艺术共性与艺术个性的关系。个性化是文学创作的魅力之源，作家如何从容地、艺术地表现和叙述社会生活，将艺术精神、艺术情感熔铸在重大题材、现实题材、典型题材中，是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目前的“主题创作”确实存在着忽视作家个性的问题，作品中的公共属性、教育属性，甚至是大众属性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的艺术性和个性化。再如，还要思考“主题创作”中容易出现的主题先行的创作倾向，以及“主题创作”如何联系生活、深入生活等问题。生活是艺术创作的土壤，“主题创作”因其独特的宏大性、专业性等特征，往往超越了作家的生活积累与经验认知，那么如何弥补经验、知识的不足，就成为“主题创作”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如果作家不能根植于生活，融入其选取的主题中，作品就会失真。另一方面，作品如果固守现实、固守题材，作品的艺术张力有可能减弱。在当代文化审美的多元形态中，“主题创作”无疑更贴近时代生活。但是如何使“主题创作”获得更大表现空间，还需要艺术工作者付诸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