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革命”历史叙述的精神向度
——再谈《红旗谱》

王 平 周悦三

《红旗谱》作为“十七年”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经典，所蕴含的历史意蕴、文化内涵和叙述方法等显示了特定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在权力规训下独特的审美范式，潜在地影响了我们认识历史的方式。以“农民革命”这一眼光再次审视《红旗谱》时，必然要以现代历史观和审美价值取向为依托，把作品当成一个历史性文本来解读，力求挖掘作品经典化过程中被忽略的声音和视角。

一、“农民革命”发生的历史现场

《红旗谱》中的农民在革命前夕是沉默的大多数。小说开篇即是“朱老巩大闹柳树林”，恶霸冯兰池要砸掉古钟，锁井镇一带四十八村农民只是在“议论纷纷”，当传出朱老巩要“为这座古钟代表村人的愿望出头拼命”的口风后，严老祥大娘和朱全富等人对朱老巩的“劝世良言”，体现了大多数农民的自甘懦弱与逃避：“算了吧，忍了这个肚子疼吧！咱小人家小主，不是咱自个儿事情，管得那么宽了干吗？”“我知道你爹、你爷爷，几辈子都窝着脖子活过来，躲还躲不及，能招是惹非？”于是，在“大闹柳树林”现场中，尽管“挤得乌压压人山人海”，但挺身而出和冯兰池理论的只有朱老巩一个人。当朱老巩直揭冯兰池砸钟的实质是想把庙产变成冯氏祖产时，冯兰池恼羞成怒，把朱老巩从长堤上拽下来，拉到大柳树林子，这时，“四十八村的人们，齐大伙儿跟到大柳树林子里”，甚至没有一个人上前声援，依旧只有朱老巩与冯兰池“两个人，一递一句儿”。凶恶的冯兰池再次动手，把朱老巩拽得“流星拉地”，从柳树林子里拉上千里堤，“四十八村的人们，也拥拥挤挤跟上千里堤”。因为关系到切身利益，他们与鲁迅笔下的冷漠看客有所不同，但也仅仅是“替朱老巩捏着一把冷汗”，在砸钟的关键时刻，这四十八村里只有严老祥一人终于觉醒，手持斧子上前阻止，勇敢地与朱老巩并肩抗争。即便有了农民代表朱老巩和严老祥交替上场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在千钧一发之际还是发生了转机，下面是读者都熟悉的情节：冯兰池请来了“有些资望”的严老尚，而护钟的两位农民“英雄”竟然在这紧要关口离开了护钟现场，跟着严老尚到大街上荤馆里吃起了酒菜，朱老巩喝酒的时候听到铜钟被砸的声响，于是口吐鲜血倒地。在两位“英雄”吃酒的当口，四十八村村民们在做什么呢？他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钟被砸毁，再没有一个人抗争。小说是这样叙述的：“这场架直打了一天。太阳平西了，四十八村的人们还在千里堤上愣着。”暂且不说这场架只有两次短暂的撕扯怎么会是“打了一天”，单就这四十八村的村民的“愣”字，就道出了20世纪初中国农民革命发生时的实际状况：这是一群在僵化社会里没有被启蒙的怯懦麻木的“顺民”，他们没有意愿和能力去撼动现有统治。

二、对“农民革命”主体力量的建构

农民传统的民间理想与贾湘农所带来的现代理想对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除却朱老忠、朱老明等人身上表现出的一定的斗争性，以老驴头为代表的处于摇摆状态的群体依然不可忽视。梁斌对此类农民心理的把握独到而精准，小说中“老驴头杀猪”的情节，形象写出了处在摇摆中的农民的心态。老驴头买了一只小猪娃精心照料，即使自己少吃半碗饭也得给小猪娃吃，眼看着小猪长大可以把肉卖出去了，听说杀猪要交割头税，老驴头心里开始犯嘀咕。他虽然嘴上说不交割头税，但心里也惴惴不安。在老套子的劝说下，老驴头决定随大流先观望着看看。看到大家都积极响应“反割头税”，在朱家门口安锅杀猪，老驴头也决定加入，但是碍于春兰和朱大贵的关系，就打算自己杀猪，没想到最后杀猪不成，猪竟然跑了，老驴头最终泄了气。最后在朱大贵的帮助下，老驴头找回了小猪，也欣然赞成“反割头税”。锁井镇的“反割头税”运动获得胜利，农民开始提出“什么是共产党”，以及“党的根在哪里”等问题，随着朱老忠、朱老明、朱老星、严志和、伍老拔、朱大贵等人加入共产党，他们被赋予革命的身份与共同的目标，把个人报仇雪恨与阶级解放联系起来，其他农民也开始积极向党靠拢，这一代农民实现了由个人走向集体的历史转换和精神对接。民间伦理资源在启蒙话语作用下转化为革命资源，成为革命的主体力量，体现了革命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和对农民的整体性改造。

《红旗谱》既写出了农民群体向现代理想靠拢的过程，又写出了以贾湘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走向乡村、融入乡村、实现现代革命与民间理想结合的互动过程。贾湘农第一次和严运涛谈话时，就试图了解农民捐税多少、地租高低，教导严运涛动员群众要立足农民视角；贾湘农自己也学习农活，身体力行，了解农民生活，这就打破了过去革命的罗曼蒂克幻想和革命意识的文化惯性。知识分子不再只是一味灌输现代理想，而是立足实际，找寻现代理想和民间理想的连接处。

《红旗谱》中贾湘农作为现代理想的传播者，他的出场次数其实并不多，互动过程与成长反而体现在严江涛等人身上。严江涛作为乡村知识分子，最初缺少对革命的理性认识和思想启蒙方法，所以在宣传“反割头税”时，对民众的鼓动总是浮于表面，“左说右说，就是说不到本题上”，后来，他将“抗捐抗税”“反对验契验照”等革命理论一股脑儿地搬出来灌输给农民，最终只换来老套子的抵制，作为乡村知识分子，严江涛在启蒙大众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暴露出局限性。张嘉庆本是地主家庭的少爷，在共产党人贾湘农的影响下成为革命者，他有意模仿农民的习惯，他鼓动群众进行革命的方式又体现了另一种风格，张嘉庆想要发动伍老拔等贫民大众建立农会，在得不到群众信任后，竟然组织大家去抢自家20亩棉花地，这一行为虽然莽撞却赢得了农民的信任，树立了党的威望。严江涛和张嘉庆等人在融入乡村发动革命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暴露出很多问题，这一成长过程表现出党在寻找革命和历史传统联结点时所做的努力：不是一味将农民群体拽进现代理想的大门，而是在斗争中不断攻克自身的局限性，于是现代革命理想与农民的民间理想在相互靠拢与互换中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道路，与同类型的单维度表现党带领农民走向新生的创作相比较，《红旗谱》写出了革命主体力量的新的连接方式。

三、“农民革命”叙事的精神向度

《红旗谱》通过再现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及“农民革命”的发生现场，描画出党逐步建构革命主体力量的过程，并肯定了知识分子在“农民革命”中的关键作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农民革命”的别致图景。这部小说创作虽处于特殊时代的规训之下，但作者并没有把叙述僵化在对政治理念的简单阐释上，小说中的文学话语介于民间叙事话语和主流话语之间，表现了在政治规约下作家创作意图与文本内涵之间存在的悖论，这一张力使文学在激进主义文化思潮的裹挟下绘制出别样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