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历史主义中拯救历史
——论麦家的谍战小说

罗雅琳

一、面对新历史主义的遗产

麦家之于历史小说创作的意义，并不在于采用了多少新鲜的叙事技巧，而在于展示了一种理解历史的神秘角度，描绘出一条历史发展的奇异线索。被写入文学的历史必然有别于教科书中的历史，考稽史实的部分不管如何详细，也只是叙事者用来自证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手段。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历史小说最吸引人的部分在于传奇故事。“历史”设置了一个与当下有异的时间与空间场域，使人们可以就此想象一个不同于现实的神奇世界。任何时期的历史创作莫不如此，只是每个时代对于何谓“神奇”的理解有所不同。在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们的新鲜革命主张和改天换地的力量，对于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正是神奇所在。哪怕是后来被称之为“高大全”的一系列特点，也是在向历尽艰辛的普通人展现：世界上真的存在这样的好人，存在这样可以救苦救难的大英雄。不过，这种故事的传奇性随着套路化而逐渐削弱。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小说”正是对于历史传奇性的重新发掘，无论是对于民间野性力量的彰显、对古老神秘传说的打捞，还是对于人性和情欲的关注、对大时代中普通人命运的书写，“新历史小说”都在尝试提供一些更不同寻常的故事。

麦家展现出历史写作的另一可能。他的创作有别于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和后来的“主旋律”文艺(虽然在题材上极为相似)，但也与8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新历史小说大为不同。他熟练地采用各种新历史主义的小说技法，又展现出历史中那些光彩动人之处，塑造出李宁玉、容金珍、黄依依等一系列为国家和集体奉献的英雄形象。这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究竟是如何完成的？

二、重新处理“历史中的秘密”

麦家的谍战小说均与密码有关，发生在保密机构中，在结构上追求“揭秘”。可以说，“历史中的秘密”构成了这些作品的主题、意象与风格，而这也是“新历史小说”的兴趣所在。“新历史小说”中的一类将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叙述的可靠性视为秘密，如格非的《迷舟》将主人公到底是传递情报还是与情人幽会呈现为一个难以解开的“迷”。这类小说一方面多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限制性内视角取代革命历史小说中全知全能的外视角，另一方面也常通过多个文本的并置来动摇历史叙述的稳定性。“新历史小说”中的另一类则试图发掘为官方正史所掩盖的秘密历史，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写在扉页上的那句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秘史”不再与政治道义的伸张和社会结构的转变等传统史学内容相关，而是与神秘力量(如《白鹿原》《推背图》)、个人恩怨(如《灵旗》)和自然情欲(如《红高粱》)等相关。麦家的谍战小说中同样展现出这两种关于“秘密”的观念，却在一些关键处显出差异。

三、“天才”的隐喻

容金珍的笔记显然是天才心灵的象征。他的私人笔记里虽然同样涌动着凡人的隐秘爱欲，但天才的心灵中还存在更多不可解的东西；他的工作笔记里有崇高，但并非空喊口号的崇高，而是由强大理性所支撑的崇高。于是，通过容金珍的笔记，麦家扩大了80年代以来的文学对于“人性”的理解。在80年代以来写日常、写人性的风潮之下，50—70年代文学作品中那些公而忘私、克己自律、将一切奉献给工作的英雄们总被认为是虚假的，是“反人性的”。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才被视为真正的人性。然而，由于麦家笔下的英雄是天才，而天才必然具有不同于凡人的怪异之处，所以，这样的英雄即便缺乏日常属性、不重视私人享受、沉浸于事业追求之中、看似“不近人情”，但也很难被认为是虚假的。天才的出现，提示出人性不仅有柔软的、私欲的和日常的一面，也有强悍的、克己的和超凡的一面。也就是说，除了优美的、使人感到可亲的人性，还有崇高的、使人感到敬畏的人性。

结 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