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与大众化的辩证
——以麦家小说的影视化为中心

何明敏

麦家的小说创作与其小说的影视改编之间呈现出一种紧密的共生与增殖关系。因此，从麦家小说的影视改编入手，结合麦家的影视观与小说观，分析麦家小说与其小说影视改编之间的关系，是深入破解麦家创作世界的一个“密钥”，也可为思考新生代如何通向大众提供一些启示。

一、人物刻画：在传奇与日常之间

二、历史叙述：在重建与解构之间

作为“谍战之父”，麦家所激活的是由“特务”“地下工作”“情报”等关键词构成的一段集体记忆。这些如今听来似乎充满神秘性和残酷性，但在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麦家对这一段集体记忆的书写却是去语境化的。从《暗算》到《风声》，或者是因为小说的故事发生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之内，尽管作者交代了大致的历史背景，但仍缺乏具体的历史语境，导致小说的历史感薄弱。在小说《暗算》里，作者虽以一种口述实录的方式尽可能地营造故事的真实性，但历史其实是被架空的。在麦家的谍战小说里，历史仿佛是一个“前提”般的存在。不同于小说，作为一种视听艺术，影视剧以空间为结构原则，必须通过空间的安排和直接的形象来形成它的叙述，因此，影视剧所呈现的谍战故事必须立足于真实而具体的历史语境。

电视剧《暗算》以安在天、钱之江父子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英雄代表，串联起1949年前后的时代风云。《听风》的故事以50年代初共产党为巩固新生政权所展开的继续斗争为历史背景。在电视剧的开篇，只见茫茫夜色之中，气势恢宏的我方志愿军和解放军整装待发，直开大阴山，接下来，经由701单位的两位领导人物交代继往开来的历史征程。彼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党中央下定决心收拾敌寇，派大部队直开大阴山寻找隐藏其中的敌人。作为国家机关单位的701则被委以破获特务情报的重任。在《看风》这一篇章中，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探索一度面临困难，加之周边局势紧张，而安在天此时再次临危受命。《捕风》的故事则以倒叙的视角展开。在2005年的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垂垂老矣的安在天步履蹒跚地前来悼念先烈父母，祭拜结束之后，在记者的一路搀扶之下，安在天将父亲钱之江的英雄事迹娓娓道来，于是画面切换到风起云涌的30年代上海滩。三个篇章跨越70余年的时间，将传奇故事嵌入具体的历史语境，以横截面的结构方式将中国共产党艰难时期的光辉历程展示给电视观众。

历史的横截面，通过英雄传奇加以缀连，由此揭示共产党人在历史进程中所肩负的艰巨任务，以及如何一步一步成为胜利的一方。伟大的新政权从何而来，又如何取代腐旧势力，关于过去的历史感逐步彰显出来。对照过往的种种危难，当下现实的合法性得以浮现，主流历史的意识形态由此得到进一步追认。电视剧将虚构的人物和事件置于一个具体的情境之中，从而达成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

三、信仰叙事：在具体与抽象之间

在电视剧《暗算》里，安在天、钱之江信奉其作为党员的使命。为了组织工作，为了国家安全，安在天可以给予阿炳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铁石心肠地拒绝黄依依的深情，甚至于弃妻儿生死于不顾，如其所言，“个人的利益、需要、愿望、前途都变得不再重要”。对于钱之江而言，身处一个高危的密闭空间，无论面对严刑拷打，或是威逼利诱，或是狡诈的心理战术，他始终意志坚定，从容理性地应对一切残酷的考验。在《捕风》里，“飞刀”同志在举枪自杀之前，大义凛然地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对于他们而言，党与党的工作高于一切。但钱之江在坚持信仰的同时，却将精神需求寄托于佛教。他曾慨叹，“生命是一口气，信仰是一个念头”。而悖论在于，将“精神深处所有的困惑和痛苦”交付于信佛，那么信仰之于他似乎缺乏救赎意义，更近似于一个目标或是一种执念般的存在。可见电视剧的演绎虽借助台词将信仰具体化，却未从根本上去触及原著中信仰抽象化、信念化的问题。

如果说电视剧直接而鲜明地彰显意识形态话语，电影《风声》则是更为巧妙地将英雄的信仰加以民族化。原著虽对传递情报者究竟是谁以及如何传送情报未给予肯定的答案，但可以确认的是，李宁玉即老鬼。电影《风声》的改编选择将“老鬼”视作一个信仰符号，不同于小说里李宁玉作为地下党孤身一人陷于绝境，电影中与日寇势力战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老鬼”。在电影《风声》里，情报之所以得以成功传送，在于“老枪”吴志国和“老鬼”顾晓梦协同努力，加之李宁玉念在姐妹情谊而施以援手。在信仰的召唤下，无论是“老枪”或是“老鬼”，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交付彼此，默契地献祭自我的生命。在电影的尾声，顾晓梦的一番遗言独白尤其牵动人心：“我亲爱的人们，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为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能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我的肉体即将陨灭，灵魂却将与你们同在。敌人不会了解，老鬼、老枪不是个人，而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在民族存亡之际，千千万万的同胞不再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体，他们已将自我的生命化为民族灵魂的一部分。这种民族化的信仰表达可唤起观众的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体想象，同时它所内含的集体主义和利他精神，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个体主义时代的孤独感和功利主义。

对于麦家而言，英雄主义和英雄所怀揣的崇高信念既是抵达读者内心的有效途径，又是其个人对于私人记忆和感情的一种文学化呈现，更重要的是，关于英雄的悲剧性书写可进一步审视制度与人性的冲突。从电视剧《暗算》到电影《风声》，麦家小说的影视剧改编巧妙地运用其原著中内含的英雄主义及抽象化的信仰，并将之与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相结合，从而加以具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