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兄长林建法

吴 俊

这是春季里阴郁的一天。早上就看到天气阴暗，一直在下雨，从昨夜到现在，持续了一天多。上海因疫情原因封控已久，朋友间联络也渐少，世界变得很慢，空气也是软绵绵的。每日起床照例先刷手机微信，一下就看到了建法去世的消息。一时间我似乎并没有意外或冲击之感，像是预料之中的一个噩耗，它终于来了。

这么多年来，建法就一直在病中。我最后一次接待他，是在南京，大概是秋天。记不得他来是为了什么事，我请他吃饭，从酒店出门就发现他走路抬腿很犹豫，抬得很高，一脚落地才会迈出第二脚。我当然知道他生病了，我说：你这样出门太危险了，必须要拄拐杖了。他笑笑说，还好，正在治，有好转。我们相识相交30多年，因他一直精神抖擞、生龙活虎的样子，不会因此想到这会是一种致命的病症。而且，早几年他就病了，正在各种治疗。好几次，他都说最近好转了。那天，吃饭的氛围很好，一切如常，傅任嫂子也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后一面的一顿饭。

分别数年，音讯不断，还看到他陆续发布的“林建法工作室”公众号消息。但他的身体却渐渐再也无力回好了。那次从南京回沈阳后，建法住院治疗过几次。好像都没什么效果。听到的都是越来越令人沮丧的消息，后来竟至难于坐起，终于完全卧床了。有两次医院还发了病危通知。这些变化大多是朋友们告诉我的。疫情前后的几年里，正是我困于行政冗务、厌倦办公室生活的精神低谷期，我亟待摆脱此类纠缠，回复自由身。而且，多年积劳成疾，也就在2018年左右，我腰椎的病症第一次急性发作，又因耽误了治疗，也无暇休息，酿成了至今不愈的严重后果。日常发作时不得不用金属腰带加固支撑，并无有效的治疗手段。加之原有三四十年的颈椎病和腰肌劳损顽疾，我也已成半个废人了。其间好几次约了朋友要去看望建法，但都没能成行。疫情期间，探望之事更加无望了。我依旧不得不往返于沪宁两边谋生顾家，管控期间则完全蜗居一地居家。包括现在，我也仍在上海老父家里继续着居家生活。意外得到的好处是冗务自然卸下了，静默成常态。而建法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朋友们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偶尔看到传来的病榻近照，我已不忍目视。记忆里的老友竟然苍老无神到了难以言语形容的地步。去年，我就对几位朋友说，此前还能见面，此后我想是不忍再见了。谁来承当这不忍之忍呢。人生终有一别，也许我们已经提前别过了。

建法和我前几年都有文章谈到过彼此的交往。我们是校友，他长我12岁，生肖同为虎。但我们的交集完全是因为相同的职业，他是文学刊物编辑，我是文学批评写作者。从文学职业论，建法可说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以外对我帮助和提携最大的师友。我最早发表文章的刊物之一是他做编辑的，我最早的获奖是在他的刊物上，我最重要的奖项是他的刊物颁授的，我发表文章最多的刊物是他主编的，我迄今合作关系最持久的刊物仍是他主持的刊物，我与不同刊物而主编同为一人的刊物合作也仅是建法主编的刊物。在他去世后，朋友圈一致评价他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界最好的编辑之一。在我个人，这个“最好”就是他对我的好。

今天翻看他的公众号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写到我的：

吴俊本科是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他考取钱谷融先生的硕士生时，我已离开了华师大。

我于1986年调到《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吴俊在《当代作家评论》发表了二篇评论，那时我还不认识他。有个中国的重要杂志发表的文章居然是抄吴俊发在《当代作家评论》上的文章。

1992年我要在大连做诗人丁宗皓的诗作研讨会，请了吴俊，到了研讨会我才知道吴俊脚骨折上了石膏，在路上才扔掉石膏。

1999年吴俊旅游路经沈阳，我带他连夜上了铁刹山，拜访我认识不久的祝真玄道长，这是我在一个月内第三次上铁刹山。

……吴俊从日本回来，一天我俩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上，吴俊建议杂志可以开设一个栏目“印象点击”，这就是2000年始开设的“印象点击”栏目，吴俊为这个栏目写了多篇文章，在文坛上有很大影响。2004年吴俊为杂志开设了“文学口述史”栏目，发表了多篇重要文章。

2008年《当代作家评论》设立的首届“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奖”吴俊被评为获奖者，对他的授奖辞是这样写的：

“吴俊长期以来兼顾学术研究与文学批评，是新一代学者型批评家中的翘楚。他在鲁迅研究中形成的历史意识、丰沛学养与研究方法，深刻地影响着他的文学批评。无论是宏观把握还是个案分析、历史考证还是当下批评，吴俊的研究都能显示他在学理层面上分析问题的优势。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和价值判断，既从容、严谨、缜密，又直截、敏锐和犀利。他以这样的方式介入文学变局时代，将学院精神与新锐姿态融为一体，不时澄清文学的尴尬，发现遮蔽的秘密，质疑喧哗的众声，对转型时期的文学作出了独到的阐释。”

这几段话是建法在2018年3月8日写的。他记得的和写下的，都是我的好。其实，我知道，这都是他对我的好。他的好，像他的叙述文字，朴素到了不像是夸张的褒奖。多年来，我就领受着他对我的这份好。这条公众号文章题头的照片，是我2009年蒙中国作协邀请在北戴河夏季休养期间邂逅建法时，他在疗养院的院子里给我拍摄的。他在文章后面，附录了我在《当代作家评论》历年间发表的文章，数了数，长短文章竟有近60篇之多。这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了。其间，世纪之交几年的发表量最多。记得那时我还同时在宗仁发主编的《作家》上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一年还连载了6期。仁发兄和建法兄，都是好朋友。我也都是沾了朋友们的光。照片上看，正是年轻时光。生命就这样留在了这些文字里。建法让我的生命在这些文字里尽情而鲁莽地闪烁。

现在回忆，我每次和建法的见面，都是一种最快乐的心情。一个好编辑，一定是一个爱好交际、性格开朗，而且富有感染力的人。建法正是这样的人。他是天生的编辑，一个最好的编辑。当然，同样也是一个有学识、有教养的专业编辑。好编辑的本事在哪里？找到并发表好文章吧。但这只是一种结果。我从建法身上看到、体会到、学习到的编辑本事，最大的就是他有聚拢一个时代最精英的专业人士的本事。也就是中国新时期到新世纪的最优秀的作家和批评家，无分老少男女，都是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圈就是当代最精华的文学圈。我这话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从俗说这是建法的人脉，实质是他的人格。“林建法工作室”所谈到的文学圈中人，30多年《当代作家评论》的作者，还不是他的全部交往，但你可以看出几代文学精英都在其中，并且延伸至海外世界。这就是建法的魅力。

建法是福建人。作为编辑，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各地奔波。他说到的最多的词，除了文学、批评以外，一开口大概就是“灰机”。他的福建口音的“灰机”把他带到了朋友们的身边。他经常用沙哑喉音朗声大笑。这是我们的快乐时光。他的谈话主题只有两个，一是约请写文章、催稿，二是交流文学近况、看法。而且，他从来也不会借主编的权力做蝇营狗苟的事。他专注于文学，既倾心大家名流，也折节交往年轻或无名作者，公心衡文，少有个人功利。我的第一个奖项就是在《当代作家评论》获得的。当时获奖的稿子并不是他约写的，而且完全就是个连名字都不为任何人所知的初写者，甚至也不算认识他。但是，我也得奖了。这也开启了我和建法的《当代作家评论》30多年的交情。直到继任的韩春燕主编，我仍是这个刊物的最热心、最忠诚的作者。前两天，春燕女史来信说，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建法的文章啊？我想，这就是我的责任了，更应该说是我的一个心愿吧。

我在文学批评界的朋友圈，最早、最大程度上是建法帮我开拓、给我提供机会的。我和他见面最多的地方，除了东北的沈阳、大连，就是北京和上海，近10年在南京见面也多了。大多数见面都是他召集和组织的会议，有时节假日则是他安排的朋友家庭聚会。我现在还清晰记得，90年代初，我刚毕业未久，就是在东北的几次会议上，结识了已经名动文坛学界、后来如日中天的季红真、贺绍俊、潘凯雄、李洁非、陈晓明诸位大佬。李敬泽最年轻，还比我小几岁吧，但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站在沈阳故宫城墙上，透过箭垛向着远方眺望、凝视的神情。敬泽当时是《小说选刊》编辑。那天建法在城里给我们办事，由当时的老主编陈言老师，一位老新四军，转业到作协领导批评刊物的忠厚长者，陪着我们三四个小年轻，讲述一些地方典故。甚至，太湖石的“秀瘦透漏皱”，我最早就是这次听陈老师传教的。后来，在苏州园林，我才有了假充内行的机会。呜呼，如今，两位老师都已逝去。

因为和建法的交往，因为建法的广交气场，很多文学同行后来都成了好朋友。其中特别想提一下我们一起到苏州拜访范小青、王尧、叶弥、朱文颖几位，后来是常熟的丁晓原老师的往事。建法和苏州特别有缘。建法在西藏期间得识一位来自江南的部队朋友，原先毕业于复旦大学，是我的中文系前辈李老师，后来历任新华社各地分社领导，我和建法曾先后去过新华社江苏分社、上海分社，这位复旦前辈先后任这两个分社社长。沪宁一线正是日常往来，像极了我十几年后的生活轨迹。记得我们几次一起结伴去过苏州，正是在苏州，我们和范小青老师有了很多交往。那时，小青老师还没到南京当省作协主席，文坛盛名早已广为流传，见面立刻就能感受到大家气象。我觉得建法和小青老师有种一见如故之感。他特别推崇小青老师后来写出的几部长篇小说，几乎每一部，他都在刊物上做了评论专辑。我也在建法的影响下，加深了对于小青老师作品的全面了解。友情和文学成了彼此的感动媒介。在苏州，有了小青老师的推荐，我们又有了更广的当地朋友圈，除了上面几位，还有荆歌、陶文瑜、小海、车前子诸位。苏州向来文事鼎盛，才人代出。特别是那几年还参加过陆文夫老先生的邀集文会。陆老师是文坛耆宿，泰山北斗。那几年虽然久病，但也时常会和年轻后辈在一起活动。我们有过几次在饭店的餐叙。记得有次上楼，陆老师气喘不力，还是苏童背着陆老师上去的。小青老师是继陆老师之后担任了《苏州杂志》的主编。我们在杂志的所在地，也是叶圣陶多年前捐献出的家族房产的院子里，留下了多次欢聚的记忆。前几年，也曾担任过《苏州杂志》主编的陶文瑜兄，竟然英年早逝，真是令人不胜悲戚。等到金鸡湖、独墅湖相继开发后，建法和我还在一帮友人的蛊惑下，准备在湖边置产，遥想退休生活。如能遂愿，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美好时光啊。

也是在苏州，建法与后来的好友王尧、丁晓原订交。这一场交往加持助推了建法在最后的编辑职业生涯中再跃高峰。虽说我在建法的编刊活动中时常会参演一点小插曲，但多数局限在个人兴趣里，从未有过大动作。自从结交了王尧之后，建法在《当代作家评论》最后几年包括退休后的事业，明显持续出新，有了更多的新气象。在我认识的朋友中，也许建法和王尧的合作最可称编辑和作者的珠联璧合。他们是同道默契的合作伙伴。自然，建法是职业编辑，他后来也不乏好友伙伴，在他晚年朋友中，大连的张学昕、昆明的李森，都是莫逆之交的挚友，也是建法职业生涯中最后、最重要的几位支持者。说到最后、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合作伙伴，那就还得继续回到苏州附近常熟的丁晓原教授了。

晓原教授时任大学管理职务，分管工作甚多，其中就包括了校刊《东吴学术》。作为学界中的专家，晓原教授希望能够进一步提升《东吴学术》的学术品质，把《东吴学术》办成一份真正的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学术刊物。建法的人望资历、性格交往，还有几次见面所谈的办刊思路，坚定了丁老师的邀请初衷，建法正是他想找的最合适的办刊人。在我看来，这次合作的渊源，也是建法往来苏州和小青老师诸友渊源的延伸拓展。正可谓天时地利而人和。在建法接手主编刊物之前，我们确实不太知道《东吴学术》这份刊物的情况，也从来没有过交往和投稿。但十分明显的是，在晓原教授的坚定支持和建法的具体操持下，《东吴学术》短短几年里就发生了旧貌换新颜的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是刊物水平和地位的一种整体提升，也是对建法主持《当代作家评论》一些做法和路径的延续和拓展。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在苏州和常熟一带的频繁文学活动、会议和雅集。从刊物上看，尤其可以看出建法的用心，甚至是别出心裁。他加强了文学为主流的综合性刊物的学术化内涵，而不仅是快速随机的文学批评，有的栏目设置更可谓石破天惊，比如作家、学者和批评家的年谱专栏。谱主几乎没有惯常的老辈、多只是中年左右的学人作家，他就组织专业人手编制了创作或研究生平的年谱。这其实是后来觉悟并倡导而兴盛的“当代文学史料学转向”的先河之一。他夯实了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的史料基础，强化了文学批评历史化研究的学术保障条件，在学科学术上都有着突出的前瞻性贡献。建法甚至还异想天开地和我商量过，更年轻一辈如我这种年龄的学者批评家，也可以编制写作和学术年谱。这可把我吓了一大跳。别人我管不着是什么想法，我可担当不起。而且，同龄人中确有可以不负学术年谱价值和资格的优秀学者足以胜任谱主。结果还算好，可能的好名终于没有坏了建法的好意。

学术性而外，最值得一谈的就是刊物国际化的努力。建法把《东吴学术》办成了一份《当代作家评论》之后保持了积极地延伸、扩散至海外的中国当代名刊。这是一种绝对的自信姿态。刊物的作者资源、栏目广度、论题领域、双语版式、发行交流范围、编辑规范、评价系统的参与姿态等，都不怯不惧弱者弱势的地方边缘刊物的出身，一心一路披荆斩棘，走出了一条《东吴学术》面向世界的全面兴盛之路。建法几次对我说，也对朋友们说，如果能有5年至10年以上的时间，《东吴学术》会在当代中国文学期刊中真正领先潮流，独树一帜。而且，《东吴学术》的最终目标会是一份具有世界影响的国际化期刊。至少要在世界汉语学界成为拥有权威话语权的一流学术发表平台。渐渐的，这都体现在了他的编辑思路和操作中了。我近距离观察，他真是不知老之将至，竭尽全力，竭一生最后之力来博成一份刊物的名声事业。

如今回顾他的一生，从他最早的编辑工作起步开始，他一直都有着办成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远大理想的胸怀抱负。他是一个实干家，更是一个梦想家。实干与梦想，成就了建法的职业编辑的辉煌事业。在此之中，作为他的可称亲密的朋友，我体会到的更多的是他的人情、友情和亲情。建法是一个能够给人以道德榜样影响的友人，对我就是兄长。他的职业生涯和生命总有结束之时，但他留下的业绩和精神对于我们将一直都会是长久的激励。在专业领域里，我觉得可以把《东吴学术》看作是继《当代作家评论》后建法编辑生涯的一种特殊文学贡献，也是他自身的一种自觉和不间断的职业理想、专业实践和精神追求的集中体现。也许这两份刊物迄今仍然具备着广泛影响力正奠基于建法当年的不懈努力。到了新媒体时代，纸刊和新媒体之间的竞争同时加剧了纸刊自身的内卷，各种刊物等级划分排序评价之类，形同火上浇油，逼得主编们不能不火中取栗，奋勇抢先。晓原教授和春燕女史两位主编在重重压力中，将这两份刊物平稳、有序、创新、领先地带入了新时代，这是可以告慰建法职业生命的最大情谊。逝者已逝，生者承担了责任，还有悲伤中的缅怀。

建法去世后的这几天，朋友之间都在关心、传递着他身后事的消息。他的后事也多由朋友们帮助家人操持办理。建法生前忠厚良善，助人不断，这在他身后有了回报。即便还在疫情防控期，仍有异地友人不顾返回后将有集中隔离的风险，前往吊唁送行。大连的朋友、建法的至交好友、诗人麦城闻讯后第一时间就直接买好了去沈阳的车票。多年前曾参与了《当代作家评论》编务的著名批评家张学昕教授，还有许多朋友，都以各种方式帮助、传递了朋友们的慰问。建法去世当天，春燕女史、作家高晖、刘庆兄多位，连续几天都直接援手了建法的身后事。我和他们都是十几数十年的老朋友了。从此，我们朋友间的见面，都将弥漫在缅怀建法的情绪中。正是建法，也只有建法，才使我们这些人有机会聚在一起，有机会成为朋友。

建法远行，我失去了一位友人，一位兄长，也是一位至亲。我们每个人都在走向生命的终点。年轻时的激情和狂傲，到了老年总该有点温情和宽容的升华吧。建法把激情留给了他的文学编辑事业，把温情献给了他的无数朋友。他是一个如此良善的人。悲伤之时，我想竭力从建法老友的过往音容中汲取信心和力量。我们应保持善意，不必悲观或绝望，也绝不要放弃抵抗邪恶的正义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