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到历史
——津子围《十月的土地》的风俗与革命

刘大先

随着几位东北青年作家获得媒体的青睐，以及流行文化如电视电影与网络短视频中东北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晚近几年，“东北文艺复兴”逐渐从一个戏谑式的提法变成了一种官方的话语。但是真正要提到“复兴”的层面，显然需要进行双重建构——重新书写那块土地及其人民所经历的曲折历史，重新建构当代东北的人文形象，并且在这种建构中塑造出一种独属于东北而又具备普遍可接受性的文化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津子围《十月的土地》以重写近现代转型背景下的农民挣扎、奋斗、抗争与觉醒做出自己的尝试，它用一种准自然主义式的叙述描绘了一幅从清末民初到抗战胜利约30年间东北农村的缓慢变化，在对地方习俗与农事相关的精雕细刻中充溢着对于土地的深情厚谊。津子围写实地再现了在近乎半封闭的乡土文化遭遇内部各种力量此消彼长和外部帝国主义入侵的多重合力中，农民生活和意识发生的相应裂变，其生存与生活状态由“自然”进入“历史”。因而，这部小说带有文化象征的意味。

《十月的土地》以中俄边境地带的寒葱河(绥芬河支流)章家大院几代人的经历为中心，讲述20世纪上半叶黑龙江与吉林交界地带的往事。从空间上来说，这是多族群生息繁衍、跨国交流频繁之地，又关联着整个东北亚近现代以来的地缘政治关系，包括中、日、俄、朝鲜等国家。从时间上看，则可以上溯到近代的东北开发——章家的第一代是山东闯关东的移民，章家在东北开宗的灵魂人物章秉麟即是晚清移民实边的要员吴大澂的下属。小说的主体部分则是以章兆龙、章兆仁两家的线索展开，两人虽为堂兄弟，但地位并不平等，大掌柜章兆龙是章秉麟亲子，执掌货栈、矿场；二掌柜章兆仁是后来由关内逃荒而来的侄子，主要负责带领帮工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这意味着前者是乡绅，后者还只是一个农民。在后来的情节发展中，家族故事逐渐向抗战故事转变，这种阶层身份上的分歧愈加明显，也日益显示出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乡土中国的自我更新。

说起“现代转型”这种大词，尤其是涉及以家族史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很容易让人产生刻板印象式的联想，因为自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兴盛以来，此类以家族盛衰变革、子弟命运起伏映照时代与社会嬗变的小说层出不穷，渐呈僵硬模式，很难出新意。不过《十月的土地》倒是给人意外之喜，它并不是将大历史与个人遭际机械地嫁接在一起，或者让家族命运成为大历史的注释，也没有流于以日常生活抵御意识形态话语的陈旧套路，而是聚焦于家族人物的生存与生命体验，让他们的生活过程成为主体。宏阔的历史裂变固然冲击着人们的生命历程，但当其退隐为背景和框架，活跃在文本中的就是土地本身及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这一点在故事盛行的小说写作整体环境中显得尤为醒目，因为它显示出一种精气神，一种来自人与土地之间亲缘关系的激情，这种激情伴随着历史进程向前推衍所发生的变异，从而导向对于开发土地、守护土地的认知与情感的变化。

土地与人之间有一种仿生性的同构，这种彼此互文的关系几乎贯穿于整个叙事。小说开篇的情节就是一个“疾病的隐喻”：12岁的章文德罹病霍乱，父亲章兆仁和母亲章韩氏束手无策，将他丢弃在后山关帝庙听天由命，幸亏二爷章秉麟没有放弃，居然用古方将他救过来。“章文德恢复得很快，仿佛春天干涸、龟裂的土地，只要风从地皮上滑过、雨水浸透了，马上就现出了生机和活力。”这是一个具有神话原型意味的开头，遭受苦难与病痛折磨的少年奄奄一息，然而叔祖父没有放弃，终究挺过了最危险的关口，像经历严寒酷冬的土地看上去毫无生机，一旦春天来临，立刻重新焕发出郁勃而持久的生命力。如果我们做一个家国寓言式的粗暴解读，那么可以将患病的章文德视作彼时饱受内忧外患的中国，章秉麟则是内生的传统，正是根植于本土传统的文化让病危的少年历劫重生。

在漫长的篇幅中，津子围浓墨重彩地铺陈了乡土文化的方方面面，几乎可以看作带有怀旧色彩的记忆留存。那些乡土生活既是地域性的，也是文化性的，从具体的农技、农谚，到民风和习俗，无一不体现着东北的独特性。比如写到由于气候反常：“黄豆在生长期里接连遭遇病虫害，花荚期有蚜虫和红蜘蛛，后来又出现了豆荚螟和瓢虫，更糟糕的是前几天还下了场暴雨，河西和北甸子黄豆地都被水泡了，所以趁着天晴，章兆仁得赶紧带领长工们给大田排水，并且要把大片倒伏的植株扶正。……章兆仁并不只是图快，活儿干得也十分仔细，扶正倒伏的黄豆秧，同时将地垄上的蓼吊子、苍耳、水稗草和接骨草统统拔掉。……老庄头过来拉章兆仁，发现他的手指还沾着血污。豆荚进入成熟期已经坚硬锋利起来，不戴手套干活儿，白白自找罪受。”短短的描写充满了扎实的细节和知识，这种经验性的细节在如今的小说中已经非常稀有。又如章文德认识高粱中的“乌米”：“‘乌米’一般都长在矮小的植株上，旗叶紧包的病穗中间鼓突，剥开包叶，里面多是豆绿色的丝状物，有的瘤子里包着黑粉。……发现‘乌米’就得将高粱棵子砍倒，不能把‘乌米’包弄破，不能抖落出粉末来，割下的高粱棵子要拉到地外边烧毁埋掉，不能喂牲畜，也不能沤粪，以消灭病毒传染源。”又如写到山林生活：“闯林子的人都知道，冬天不睡石，夏天不睡木，容易招病不说，严重了还能丢命。……麻达山就是困在山林里找不到方向、瞎转悠。一旦麻达山了，要‘转向看树皮，北边粗南边细’，‘还可以看树墩，年轮也是南松北紧’……那种秃梢无冠的立木叫蜡杆子，一脚踩空，木头内部腐朽成粉末状的叫红糖包。”这些如同民俗学和人类学记录式的文字，切进乡土的肌理，让文本具有了浓郁的文化意味。毫无疑问，那些积累许久、延续了多年的生存智慧和经验技能，在今天的时代不能说全然失效，但也或许即将成为遥远的过去，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月的土地》也有其不可替代的认知价值。

但它并非仅是某种纪念性的文化小说，而是一部具有多重阐释空间的作品。它情节复杂、人物众多，涉及大家庭中的钩心斗角与现代情感结构的变异，东北地方性风物、饮食、信仰、风俗与民间智慧，抗日战争中共产党、苏联人、土匪、汉奸、乡绅、农民等各方力量的复杂性，边疆地带满、汉、朝鲜等民族的交融，个体在乱世中的微渺与坚韧，普通民众由蒙昧到自觉的成长过程……从任何一个角度切入都可以进行纵深的讨论，但对于土地的感情与依赖无疑是其最为突出的部分。小说中引用的大量农谚令人印象深刻，有时候从行文的简洁凝练角度而言甚至有些冗赘，但津子围并没有对其进行舍弃与精简，我想这本身可能与他自己在情感上与乡土中国的亲近性有关。那些农谚从章兆仁一直到他的孙子章廷喜和章廷寿那里代代相传，实际上这是对于土地情感的传承与延续，也是乡土中国的根性所在。

在自然史和风俗志中只有自发的、不由自主的个体与“群氓”，他们缺乏自明的主动性，如同地下的原油，只有遭遇到火种才会迸发为燎原的烈火。即便是受过教育的人，其知识体系和认知结构也需要经受现实的淬炼。小说中的章文智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地主家少爷，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之心，但那种天然的兴趣让他把精力用在稀奇古怪的事物上，不过是一种闲情逸致式的爱好。因为意外被土匪绑架，又遇到了具有革命自觉的姜照成，在与东北军、日本侵略者的一次一次战斗中才逐渐明白革命的意义。较之于有文化基础的章文智，更多的人则无知无识，完全是在命运洪流中随波逐流，因而发生各种分化，有人走上抗日救亡的革命之路，有人堕落沦为汉奸，充分地显示了历史的复杂性。

其中，颇能代表底层农民的是石龙与石豹兄弟。他们俩原是烟农，在他们蒙昧的视野和认知中“并不是认为当胡子是逼上梁山，属于脑袋掖在裤裆里的凶险营生，相反，他们觉得当胡子威风、快活”。因为愚昧而作恶，两个人误打误撞绑架了章文智，但并不真正懂得土匪的做法，稀里糊涂地在乱世中折腾，结果石豹被剿匪的自卫队打死，石龙与章文智阴差阳错进入了另一伙由中东铁路回来的华工姜照成带领的胡子“云中雁”队伍中，章文智落草为寇改名为张胡。姜照成虽然并非共产党人，但接受过苏联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对革命有着朦胧的认识，将这帮土匪改造成了游击队。在与地方自卫队和日本侵略军的交锋中，石龙慢慢与章文智同仇敌忾，共同御敌。当他们加入抗联队伍与日伪军作战时，石龙牺牲，章文智则改名为章文海，纪念已经牺牲了的战友和兄弟。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章文礼、曹双举、肖成峰这样的反面人物，通俗来说，他们都是在时代的熔炉中成长或沦落。章文智—张胡—章文海的姓名改换，直观地呈现出自然的人成为历史的人的过程。

这并不是说类似章兆仁、章兆龙、老庄头、郑四娘、薛莲花、赵阿满、丛佩祥、狗剩儿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游离于历史之外——他们每个人的形象都鲜明生动，都有值得探讨的空间——而是说他们依然生活在自然史之中，甚至连章文德也并没有发展出全然的自知与自明。章文智、章文德都是被动地卷入世界历史的现代性进程之中，唯其在精神上成长的缓慢与困难，正写实地呈现出中国农民的命运在现代转折中的曲折与艰难，也恰于此显示出20世纪中国革命的全球性和伟大之处——它让一块传统因袭已久、精神结构几乎板结的土地及其民众的内在变化展现出来，那不是骤然之间的颠覆或者带有戏剧性的浪漫想象，而是在血与泪的斑斑印痕中步履维艰，蹒跚前行。《十月的革命》因而如前所说，超越了90年代以来关于家族史的叙事模式与语法。

小说的结尾，有一段总结式的描述。章秉麟的魂寄宿在章文德的身体里，“追随着章文德开始新的人生，人情冷暖，恩恩怨怨，生离死别……不管是直的路还是弯的路，都得走过去，不管是深的河还是浅的河，都得蹚过去。很多往事都是重复的，春天来了，夏天到了，秋天过后，冬天走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不知道他是在经历自己的事情，还是在经历孙子的事情”。老灵魂寄居于新身体，但他们的命运与人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时间轮回往复，他们都是在同一条轨道中重复。当此之际，章秉麟也不由得进行反思：“人的魂儿被身体囚禁，而人的身体却被大地囚禁着。那种感觉，就像不知不觉流逝的岁月，人是大地的记忆罢了。说到底，无论你怎么折腾，永远都离不开脚下的土地，土地不属于你，而你属于土地，最终身体都得腐烂成为泥渣，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种人与大地之间的关系是固化了的，直到章文智以新的身份(小说中暗示他已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归来，告诉章文德，所谓他被章秉麟的灵魂寄生在身体里的事情不过是受到太多挫折和委屈造成的精神创伤的结果，是一种“迷信”：“我们不能被这巴掌大的土地给束缚住了，还要睁开眼睛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们要从这盘剥人、捆绑人的土地上解放出来，还回做人的尊严，真正为人民争取当家作主的权利。”这是革命对不断重复着的过去历史的祛魅，逐渐将不自觉的农民从神权、族权、父权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呼应了“命”比土地重要，人作为中心的主题。

《十月的土地》继承了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一系列东北书写的遗产，与同时代描写类似历史题材的刘庆的《唇典》、周建新的《锦西卫》各呈异彩，开拓出了“大地之子”般的新的境界与意蕴，可以说是对梁斌《红旗谱》传统的延续。在《十月的土地》所营构出来的境界与意蕴中，土地承载着人们的艰辛与收获，人们赋予土地以希望和未来，东北民众的形象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性写照，黑土地上颠簸跌宕而又生生不息的故事则成为一个共通性的现代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