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动物诗学
——贾平凹《古炉》中的人伦、革命与自然

胡行舟

2011年，贾平凹出版长篇小说《古炉》。“古炉”是一个偏远贫穷、善烧瓷器的中国村庄的名字，可在贾平凹笔下，它更是热气蒸腾的自我燃烧之炉，是传统文化最后的温度，是激进革命的风风火火，亦是艺术重器的炼就。“古炉”尤其孕造着一种“革命中国”的历史发生学。小说封面上毫不含糊地题写着“古炉”的英文翻译——“China”。然而，“古炉”与它所欲象征的中国之间其实关山重叠：古炉村毕竟奇特而僻远，一种边缘的发生学如何“象征”中心或整体？匮乏的革命起源又如何标记并触及宏大与合法的起源？

贾平凹发明了自己的方式，即在自然法、人伦法和革命法的结构性对立与板块运动中激发生成的动物诗学和以卑小的动物化菌菇生命为导引的寄生性写作。从《废都》的欲望主体，到《秦腔》的弱化主体，再到《古炉》的动物化寄生(非)主体，贾平凹终于要在人的最低矮处把握历史。他在众多切入历史的叙述可能性中走向了动物化的叙述，划出了一条与宏大庄严的人性历史表象切身而过的逃逸路线，又顽固地在逃逸中在场，在间离中附着。如果历史记录本身构成某种平面或身体，那么贾平凹在《古炉》中的写作则绕开了任何足以俯瞰的高度或“心脏”，而是降落为历史记录表皮上的寄生，由此开始滑移，开始交染，开始迂取历史之“真”。从古炉到中国，寄生性写作真正所要达成的不在于“飞度关山”的“象征”，而恰恰就在于交染。跟随着主人公狗尿苔，贾平凹以动物的轻捷脚步波荡“革命中国”的表象逻辑，以菌菇之“毒”浸染历史记录的宏大整体，将边缘和匮乏引入历史本质之中，且不排除一个夺取母身的可能。由“古炉”到中国的“逆旅”与其说是一蹴而就的完成，不如说是一种播散，一条点着的火绳，一个始终振动的提示：交染正在发生。

一、狗尿苔遇见狗尿苔：历史表皮的寄生

狗尿苔是最不像主人公的主人公，是以寄生为存在方式的动物化(非)主体。如他在“镜中”所见，那菌菇“又柔又顽”——那也正是主人公狗尿苔作为寄生生命的本相。他是蚕婆抱养的孙子，跟古炉村的血缘有机体是一种非原生的、吸附的关系。他太不起眼，不拿着火绳就像猪狗或一阵风经过无人理睬，但也正因为被忽视才在“文革”的风雨中幸存。他柔和脆弱，受人欺侮不堪一击，但又愚顽、顽皮，在人伦与革命纠缠不清的历史表面、在“四类分子”这阶级身份的朽木上顽强生长、传感滑移，而以“遗传”论定的阶级身份在他这超血缘的寄生者身上反倒像是一种顽固寄生。他和蚕婆相濡以沫，又脚不沾地地满村“游击”，穿线式地搅和进各种事件的始末，作为局内的局外人显露着某种菌菇的“毒性”，即那种在隐蔽中带来威胁的潜能，那种扩散和释放时对乡村有机体乃至于对整个历史的宿主产生影响、促使其变化的重要性。他亦同样沾染历史母体的污垢，但要论及罪人之责，他又排不上号。

从一开始，狗尿苔作为寄生生命的植物性就和他与猪狗称兄道弟的动物性扭结在一起，并从属于同样的寓意结构功能。这可以从狗尿苔的梦境结构里得到印证。在整部小说中，狗尿苔曾睡在一张狗皮上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毛色土黄的狗，并因蚕婆不再认得他而大哭；曾梦见自己和老鼠难分彼此，争辩这家到底是谁的家；曾梦见自己穿着一件隐身衣，自由游走，自在观望；曾梦见自己缩小成一疙瘩，躲过暴力和事端。这些关于变形的梦无不是狗尿苔的想象慰藉，它们一体两面地反映着他对自身非人化的恐惧和向往：非人，所以产生身份的焦虑、辨认的困难，所以可能被轻贱和损害，可能无家可归；非人，所以也就能获得寄生性的幸存，可以在表皮上滑行、从历史的焦点隐去，可以用浅浅的菌丝和目光介入而不被监视，所以微不足道地活出微不足道的自由。

本文追随的正是狗尿苔无处不在的脚步。作为趋向于动物的寄生生命，他滑移中的执着在场“导游”着古炉村具有自然活力的生活世界和它的历史突变，更在革命对人伦的冲击中发出了交缠在其中的自然的声音。作为貌似有毒实则有益的菌菇，他与另一种貌似“治”病实则“致”病的菌菇——太岁——对向而望，映照和反诘着革命的寄生起源。作为不人不狗的精怪生物，他具有传染性的临界状态动物化了贾平凹的叙述本身，牵引着《古炉》动物诗学的生成。本文通过对人物的结构性定位，阐明狗尿苔所承载的自然法与善人所承载的人伦法、霸槽所承载的革命法之间的角力。这种角力的背后，是法各自的逻辑下关于共同体治理(governance)的理想图景。当传统人伦政治的“治”通过善人以言说对疾病的治愈(cure)寓言出来时，当革命法以“悲剧模态”的崇高激越撼动一切，狗尿苔“喜剧模态”下的自然声音则打开了另一种治愈的方式和治理的潜能。这当中便涌现出《古炉》的文学生态学启示。在自然、革命与人伦的交锋和缠绕中，《古炉》的动物诗学得以建立。

二、动物化寄生生命的三重信息

概括说来，狗尿苔趋向于动物的寄生生命散播着三重最主要的信息。

最后，这还是一种逃逸中固执的在场。他的生长无论多渺小或不自足，总要冒出头来目睹和参与这个世界和历史，滑过大大小小的事件；他的逃逸不是朝向乡村有机体的外部，而是内部和深处，也将在内部和深处与革命和人伦相遭逢；他的运动无论起到促发、牵连、转接、阻断还是单纯探视的作用，都不放弃他缺席中的在场，都是一种在场中的缺席。小说的诸多场景里，哪怕是以最灰头土脸的方式、最尴尬生硬的介入，哪怕缩得再小，狗尿苔都不得不在。在叙述层面上，狗尿苔所表现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天生看客的激情，而是一种来自自然深处的必要的凝视，甚至，是自然本身的在场。

三、从“治”(Cure)到“治”(Governance)：人伦法、自然法、革命法

《古炉》为我们创设了一系列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立统一”，若用格雷马斯矩形图来表示，该够画上好几页纸。譬如知书和善人，一个是国家干部，一个是“封建欲孽”，却都洞悉村里的一瓦一石风吹草动。又如知书与霸槽，一个是在位者和朱姓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是异议者和夜姓的“造反派”，彼此在宗族与政治派别的纷争里却都有着对于权力的迷恋，对于革命的不自主和盲目，掌控权柄时的自私和不义。再如霸槽和守灯，一个贫下中农，一个地主儿子“阶级敌人”，但都对权力秩序和利益分配的现状不满，在性格上却又是张扬跋扈与怯懦阴毒的鲜明对照。在这一系列对立结构或差异性对流结构当中，最有意味、着墨也最多的是善人和狗尿苔这一组。

善人却又正是个治病的人。虽说也接骨和开药方，但他的绝活是用道理言语疏通病症郁结，是为“说病”，可以说是他的一项“特异功能”。说几句白话如何就能使人自愈，善人提示过他的理论基础：

善人“说病”时都讲了些什么道理，当然是有意思的。但最有意思的，不在于他说了些什么，而在于他自说自话的自圆其说，及那种自说自话中蕴含的治愈的神力。在我看来，这不只是善人而是人伦法本身的自言自语自造神话，是法的有机体的免疫系统的自我运作和自我修复。

在一套有效运作的法理系统之内，作用于语言就是作用于政治和文化的象征秩序，有一部分言说就像是有机身体不断分泌的病毒抗体，通过抗御、吞噬异己者来完成父子官民等局部功能的矫正和维护，故能产生惊人的行为力量和现实响应，保证了特定秩序认同下各个细小单元各就各位的相对健康。“说病”因此是人伦法不放弃的在场，未衰竭的自我指涉和自我巩固的声明。这里“治”也就浮现出具有生命政治学意义的两重性：一者是作为个体健康复位的治愈(cure)，另一者是作为共同体系统调节和免疫的治理(governance)。两者紧密地绑定在一起，个体生机仰赖于共同体健康运转的活力，后者的“不治”致使系统紊乱、世风日下，个体生命也就难免要跟着颠三倒四、劫难重重；而共同体的健康维系则又需要确保个体单元服从各自的伦法位置和相互关系，抑制他们个人生机的异变、偏差或脱轨，以免污染扩散危及局部运转乃至于整体持存。善人的“说病”正是“治”的两重性的同时展开，他在为个人治病时所期许的是传统文化政治下民智开启、民心归服的人伦治理，他在用滔滔不绝的语言之流梳理清人伦法的各种关节时也就是在冲开个体生命卡在结构中的肿块淤结。

但这次，人伦法的对手太过强大，在革命法亦即焕然一新的社会主义语言—身体秩序、时间意识形态、空间象征体系及日益激进化的革命逻辑的突进下，它的免疫系统已然支撑不住，故而善人的喋喋不休越来越表现出共同体发声器官感知到断崖后的歇斯底里，是人伦法半瘫痪休眠之前最后的唠叨。也是在这种“治”的两重性上，我们才能理解善人面对“文革”时人性迷障、各徇私利的乱局而自焚的绝望。在与“群治”的深刻关联中，教化者的绝望并不亚于被经典化的现代启蒙者的绝望：善人想象中的——也许也从未在历史上达到理想健康的——传统人伦治理化为泡影，他自己的病也就无可救治，他的“说病”终于成为人伦法为自己唱出的一首挽歌。

狗尿苔的寄生生命所处的正是一种卑微琐细的喜剧模态，他寻求平衡而非撕裂，他不得不接受阶级出身与历史环境的偶然局限，他从宏伟的生死场逃逸开去，他笑中带泪、泪中带笑，在偷生中始终保持着对众生的爱意，他因而也是自然的和生态的存在方式。他的喜剧模态恰与霸槽的“悲剧模态”彼此相望。作为古炉村“造反派”的领头羊，霸槽虽也算不上希腊或古典悲剧意义上的悲剧人物，但他高大俊朗野心勃勃，是被崇高的革命法所召唤的主体，他对革命的澎湃想象诠释着政治如何是一种美学，他要通过果断进攻的造反手段颠覆平衡，要在不留余地的激烈斗争中成为领袖和英雄。可他的浪漫主义，古炉村的人与自然的整个生态乃至于他自己的性命，最终都“无力支付”。而我们当然也已看到善人的人伦法如何陷入了一场悲剧的噩梦。

四、狗尿苔之“治”：“寄生自然”的文学生态学意义

因此，《古炉》之生态书写的价值，我认为应该从自然生物作为“寄生”而非“中心”的向度去阐发，或者至少要将这种寄生性纳入思辨的框架。基于此，我对《古炉》在生态伦理上更为特殊的启迪做如下总结。首先，《古炉》提示我们不仅要去触摸自然灵动的肌理，而且要认识到自然的差序。我们常将自然或生态当作一个整体的、平滑的概念去谈论，但是自然实际上会由于它跟特定群体的亲疏远近的关系而内在地分化，有的是触手可及交互频繁因而也更具有可沟通性的，有的则是深不可测甚至神秘可怖的。其次，《古炉》展示了人与自然的相互建构。像“六畜”这类长期以来“寄人篱下”的家畜和围绕着农业生产而展开的环境生态，其与人伦的交织与彼此生成是时间许给的默契，而狗尿苔只不过是在诸法变乱之时担任了一个重新点化出这种默契或根源的信使。所以我们在看到自然难以“说话”的同时也要看到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下交流的可能或始终存在。再次，经由狗尿苔朝向动物的生成和蚕婆的中介，人伦法、自然法与革命法开始交相流动，在这种流动性中寄生关系总在暗示着倒转的潜能：究竟自然是人伦的寄生，还是我们都忘却了，人和人伦才是广大自然母体上的某种寄生？究竟革命能掀翻自然的法则，还是说革命法也不过是自然内部、局部甚至表皮上的生理和病理？我们从“人”的基点建立的人伦与革命的起源性，又是怎样的一种寄生的起源性和起源的寄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