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回望与历史的反思
——评梁鸿鹰散文集《岁月的颗粒》

张维阳

梁鸿鹰的家乡是北方边地的一个小城，他的少年时代和部分青春岁月在此度过。梁鸿鹰的散文，起笔于他的童年和家乡，文集中的篇目，都和他的家乡有关。在《火车进站》《声音考》《书店不完全往事》和《1978年日记所见》等文章中，梁鸿鹰写出了改革开放前北方小城的闭塞与单调，以及小城的孩子对外部世界的期待和向往。对于和他一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小城的孩子来说，轰鸣的火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是通往外部世界的大门，它驰骋于旷野和莽原，穿过群山与寒夜，为小城的孩子带来都市的气息和对未来的想象。作品中，到车站看火车是这些孩子重要的娱乐项目，在封闭的北方小城，只有火车能带给他们新鲜的见闻。车站中的旅客、扒手、混混、囚犯等带来一些聒噪或者混乱，打破小城的沉寂，搅动起一些波澜，为孩子们百无聊赖的时光增添一抹色彩。车站的喧闹，衬托了小城的冷清与无趣。生活的枯燥、知识的匮乏、娱乐的稀缺、未来的渺茫，让这些孩子无所事事，只能借助火车去建构对于未来和远方的想象。孩子们对于火车的浪漫憧憬，也带有具体的功利诉求，如他们通过各家接站接来了什么人，来攀比各个家庭的交往对象；也看着旅客的大包小裹，期待客人给自家带来的礼物，这些都揭示出那个时代小城人生活的单调、与外界交往的疏落以及物质条件的匮乏。

梁鸿鹰对过往的回忆，有通过具体的场景和画面来还原，也有以声音为通道，让读者通过对声音的感知和想象进入其讲述的历史时空，通过这样的书写，他立体地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态。他写道：收音机曾长时间作为小城居民接收外部信息的主要渠道，在改革开放前，政治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当时所有的波段，新闻时事和宣传口号日复一日地随着电波传到千家万户，电波的内容缺少人文关怀的口吻和温暖的语调，都是时事性的内容、单调的声音。通过对电波内容的描述，梁鸿鹰呈现出小城当时紧张的政治空气和贫瘠的文化环境，在如此环境中成长的少年，被严肃和冷峻包围，无疑经历了精神的困厄和思想的禁锢。而更让他记忆深刻的是那时钟表的声音，那种重复和千篇一律的节奏代表着纪律和服从，每家的生活似乎都受到钟表的驱遣，单调的日子日复一日，人们就在这重复的日子中成长或者老去。梁鸿鹰没有书写那时他对这些声音的反感与拒斥，却写到当时自己对于拆解家里收音机和钟表的爱好，他的拆解导致了家里钟表和收音机的停摆和损坏，暗示了对这样钟摆一样生活的冲击和破坏。这种破坏行为一方面源自现实中少年的好奇或顽劣，另一方面也具有象征的意味，表现出充满生命活力的少年对那个时代小城紧张单调生活方式的抗拒与厌倦。

梁鸿鹰对小城压抑氛围和闭塞环境的描写，表现出少年时代的他对小城生活的不满足，这种不满足让他逐渐生出了逃离的愿望。这时，书店中并不丰富的书籍伴着火车的汽笛声，唤醒了少年不安分的心，为他带来了外部世界的感召。在文章中，梁鸿鹰多次谈到自己对书籍的嗜好，在那样封闭的环境中，也许只有书籍能打开思想的空间，拓展生活的边界，丰富枯燥的人生，连接外部的世界。他谈到为了买书他花光了自己所有的零用钱，有一次甚至忘记给母亲买药，将买药的钱也交给了书店。他还塑造了一个美丽的图书导购员小金的形象，她热情而优雅，是小城的一处亮丽风景，让少年们对书店流连忘返，也让他多年后依然念念不忘，她又俨然是小城的缪斯，带给少年们对于书籍和知识的向往。美丽的小金，连同书店中的那些有趣的书籍，带给了他很多欢乐的回忆。

《一次邂逅》《盈盈尺素》等篇目是有关青春情感的故事。《一次邂逅》的主人公马津老师是天津来的知青，当年他怀着燃烧青春、建设祖国的热忱，孤身来到距家千里之外的内蒙古。不久，艰苦的生活条件、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荒芜的精神生活让他厌倦和痛苦，恐惧和幻灭，很多和他一样的知青在这里迷失或沉沦。漫天的狂风和一望无际的沙海吞没了他们几乎所有的劳动和努力，重复而无效的工作一年又一年地消耗着他们的生命。这时，爱情浇灌了他干瘪的青春，陪他度过了那些荒凉的日子。他无疑是幸运的，在艰难的岁月中幸运地得到了爱情的拯救，获得了幸福的人生。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一样幸运。有的知青由于青春的躁动和生活的苦闷，周旋于两个女孩子之间，成了罪犯；有的知青被安排在牧场一个人放牧，离群索居，与牛羊为伴，变得愚钝而冷漠，他们的青春长久地陷落在这片无边的荒漠。与知青的爱情比起来，《盈盈尺素》中记述的改革开放后的爱情往事显得明媚而灿烂。《盈盈尺素》是20世纪80年代初一对青年男女通信的汇编，记述的双方青梅竹马，在高中毕业后建立起通信联系，最终确立了恋爱关系。两个人以文学为话题，开始通信，先是谨慎地试探，继而慎重地关心，接着朦胧地示好，当然也有误会与闪躲，思虑与反复，直到后来大胆地互诉衷肠，爱情才瓜熟蒂落。作品中，情感的抒发与回应委婉而含蓄，需要读者细心的忖度和思量。主人公通过对方信件中词句、语气、篇幅和署名的变化，思忖对方内心的动向，据此决定下一封书信的回复方案。梁鸿鹰写出了他们对爱的耐心，即他们不惧长时间的寂寞与煎熬，在漫长的时光中期待和守候彼此的心意，表现出对爱的执着与尊重。他也写出了爱的纯真与雅致，他们讨论文学，交流学问，在交流中共同学习，在讨论中共同成长，没有利益的考量，没有功利的算计，这是一场往日温馨的旧梦，这是属于80年代青年人的浪漫。通过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描述，梁鸿鹰呈现了改革开放前后不同时代的历史景观，知青当年被放逐，只能抱团取暖，而80年代青年可以遨游于文学的世界和知识的海洋，自由追求心中所爱。不同的时代孕育了不同的爱情，通过对不同的爱情故事的讲述，作者表现出对历史的评价与态度。

每个人回忆往事的时候，会重拾一些明媚灿烂的经历，也会回味一些坎坷暗淡的岁月，梁鸿鹰也不例外，他那些不悦的记忆，很多与父亲有关。以往书写父亲的散文作品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对父亲形象的刻画往往只注重可爱、可怜或可恨的某一个侧面，不免单一而片面。而梁鸿鹰对父亲的书写，不但写出了父亲性格的复杂，而且也写出了自己对父亲情感上的矛盾，可谓对父亲形象的书写做出了新的尝试。他写出了父亲的才情与仗义，对待爱情的热情与投入，以及面对宿命的勇敢和执着，塑造了一个高大伟岸、充满了生命活力的父亲形象。然而，这只是父亲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作为国家干部，他“以单位为家，以公家的事情为头等大事。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让国家吃亏，挣一天钱，出十分力，从来想不起占国家的便宜”。文章中，父亲将自己几乎全部的时间、精力和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加班是生活的常态，家成了他的第二间办公室。他对公家的事务非常用心，对朋友的事义无反顾，被无数人尊重和需要，但对家庭却不够关心，即使妻子常年抱病，难以负担家务，他也依然如故。他长期缺席于子女的成长，鲜有与儿女共享的亲子时光。在爱人去世后，他对子女的照顾也比较糊弄，无论食物、衣服还是玩具，都是对付，让子女长时间敏感于和同学们在生活环境和条件上的落差。对工作的热情导致了父亲对家人的疏离，子女体验不到父爱，心理的落差像一根刺，扎在作者的心中，以至于他多年后回忆少年时代的生活，在写到当年的那些孩子们时，还会细致地描述他们的鞋袜，因为合脚干净的鞋袜代表了家人对他们的照顾与关爱，而这无疑是少年时代的他所羡慕和期待的。“父亲”对国家和个人事业的情感是真实的，但对于他的子女来说，父亲的缺席和父爱的缺失同样是真实的，父亲对家庭的忽视给孩子带来了经久不散的遗憾和疼痛。梁鸿鹰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和立场，书写了对父亲的想念与埋怨，让读者看到那些敬仰与荣耀的背后，隐藏着诸多的伤感和遗憾。

文章中像劳动模范一样工作的父亲无疑是值得被尊重的，作为共和国的建设者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他的牺牲精神和无私奉献的态度表现了他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但在那个时代，父亲这样的干部并不少见，革命政权通过干部落实政策，革命政权的意志通过干部得到执行，在群众眼中，干部的形象就是革命政权的具体形态，干部的形象就是革命政权的形象，当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后，干部的形象就代表了国家的形象，共和国成立后，很多作品都对干部形象进行了具体的描述。在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等作品中，出现了一系列先进基层干部形象，比如邓秀梅、刘雨生、王金生、萧长春等。作为社会主义先进人物的典型，他们在理想和使命的感召下一心为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工作当中，成为当时人们膜拜和模仿的对象。但关于这些人的情感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作家们却着墨不多。一方面，家庭作为“私”的领域，被当时的创作刻意地忽视和回避，另一方面，这些先进人物对家庭的关注不够，也必然使其家庭生活乏善可陈。比如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作为基层干部的刘雨生整日专注于工作，生活的重担都落在了妻子张桂贞身上，这让她不堪重负，从而提出离婚。刘雨生将组织安排的任务作为生活的重心，无力扭转婚姻生活的颓势，纵然万般不舍，也只能同意分手。邓秀梅作为先进基层干部的代表，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到了婚配的年龄也没有结婚或者恋爱的计划和行动。同时，她对婚姻的态度非常冷漠，当刘雨生因工作繁忙而出现情感危机时，她丝毫没有怜悯或者同情，更没有劝解与说和，反而劝他干脆离婚。也就是说，父亲甘于奉献、一心为公的作风，对于公共事务的投入和对于个体情感的漠视，不是个例，而在当时的干部队伍中，这似乎是一种普遍的状况，他对待工作和家庭的态度是其个人的选择，更来自时代的要求与塑造。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个人的情感体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公共的记忆，他叙述和对话的对象是具体的父亲，也是那个形塑了父亲的时代。当然，这样的对话里有埋怨，也有致敬。梁鸿鹰虽然对父亲有诸多不满，但父亲广交好友，善待老人，身居要职，却没有安排子女，手握权力，却没有半点私心，他的这些品行早已给予子女精神的晕染和思想的烙印。以至于多年以后，梁鸿鹰在《被岁月和父亲所塑造的》中写到自己从容貌到习惯，从行事风格到思维方式，都越来越像父亲，这是文化的惯性，也是精神的传承。父亲身上那些他曾拒斥、违逆、对抗、逃离的部分，已不知不觉镶嵌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之中，无论他是否喜欢或者接受，父亲那代人的思想和观念，已经成为强大的文化基因，影响和塑造着他们的后辈。梁鸿鹰对父亲的书写，在表达怀念的同时也有审父的内容，但他对父亲的书写区别于以往其他作家对父亲单向度地审视甚至批判，他在审父的同时也充分地自省，在反思历史的同时也在诚恳地自我剖析。他在自己与父亲的精神联系中去认识父亲，理解父亲，在历史与当下的关联中去认知历史，表现了他客观理性的态度和坦诚的自省精神，为“审父”主题的写作开拓了表意的空间。

此外，本书在叙事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独特的思考和创造。书中每篇散文的开头，他都会引用一些作家的语句作为引子，行文间也会引用大量其他作家的作品或者观点，作为个人观点的佐证或者注解。这或许来自批评家严谨的行文习惯，借引用他者的观点来证明个人感受和判断的理性和准确性。当然，文章中生命经历和阅读经验的交织，也可以理解为梁鸿鹰与其他作家跨时空的对话。梁鸿鹰通过广泛的引用，呈现不同时代的来自世界各地作家对于相关问题的理解、认知和感受，不同的观点相互映衬与辩难，从而区别和超越于一般性的自传类文章的叙述模式，从而扩大了回忆性散文的表意空间。比如在《火车进站》一文中，梁鸿鹰将唐代诗人灵一笔下《同使君宿大梁驿》中的一句诗和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笔下《福楼拜的鹦鹉》中的一段话作为文章的引子。灵一是唐代的诗僧，好云游，留下了许多题宿寺院、道观、驿站之作，此处所引的诗作便是其中之一。灵一还乐于与僧道俗流交往，为大历诗僧的世俗化倾向打开了先声，他是一位开风气的诗人，身和心都实践着对开放与自由的追求。此处引述的诗句看似与文章的内容无甚关联，实则借唐人的自由开放映衬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小城的封闭与保守，在文明史的脉络中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而朱利安·巴恩斯是一位后现代主义作家，他的《福楼拜的鹦鹉》将传记、小说和文学评论杂糅在一起，呈现为一种混合体的小说，在其中的《火车狂热者的福楼拜》一节中，书写了福楼拜对于作为现代文明代表的火车的质疑与憎恶，文章的引文正是引自此处。在这里，引文的存在并不是文章主体内容的佐证，从内容上看，更像是对文章主体内容的质疑和反思，引文的存在，从叙述功能上来说，可以理解为在文章的叙述者之外，又添加了一个“审视者”的角色，文章的叙述者以现代性的眼光讲述少年对以火车为表征的现代文明的向往与渴望，而“审视者”似乎站在叙述者的身后，以后现代的视角，对叙述者讲述的内容进行评价、重估甚至解构。在这篇作品中，引文起到了类似《狂人日记》中文言小序的作用，表达出对叙事者单纯、天真和稚嫩的不满。“审视者”的存在拓宽了文章的表意空间，使文章呈现出复调的特征。

在叙事中表达对历史的反思，在历史的反思中融入自我的反省，在与其他作家的跨时空对话中寻找叙事新的可能，梁鸿鹰散文的这些特点让他在当下的散文创作中具有相当的辨识度。梁鸿鹰的散文创作还在继续，期待他带来更多的作品，用他的探索，拓展散文表意的可能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