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的构造与共同体想象
——以厚圃长篇小说《拖神》为中心

王金胜

一、民俗风尚与神话传说：借助“地方性”资源

《拖神》对潮汕平原“俗尚奇特、民风彪悍”进行了繁复的描画。占卜，“扣圈”，“英歌舞”，元宵节“做大菜”，水陆“烧幽”，“谢神日”，气势恢宏的“营火帝”，尤其是野性、无畏、惊心动魄的“拖神”场景，将生命力的宣泄和释放渲染到了极致。无处不在的神话传说，在赋予小说神秘魔幻和地方色彩的同时，也通过与现代小说文体的对话，极大影响了叙事结构和审美肌质。从根本上说，神话不仅是信仰，也是文学，蕴含丰富的文学性因素，后世文学可从其中汲取素材母题、原型意象、情节要素、浪漫想象等叙事资源，释放想象力，扩展表意空间。与神话有着密切关联的民间传说也是重要的文学资源。神话传说不仅构成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艺术要素，同样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美学资源。从鲁迅的《补天》《奔月》到苏童的《碧奴》、阿来的《格萨尔王》、叶兆言的《奔月》、李洱的《遗忘》等，皆从其中获益。《拖神》可视为重写神话传说之作，它汲取和化用传统源泉，编织新的现代神话。

二、地方性与历史感：民族主体的动态生成

从传统意义上说，小说来自野史，历史是衡量小说的重要标准。而历史不仅意味着真相、传统，也意味着真理、规律、权威。历史书写意味着对真理和规律的探究。进入现代之后，中国传统史观得到了深刻的现代性重审和改造。文学不再作为历史的支流或附庸，而获得了独立的地位和价值，尤其是作为现代叙事的典范，小说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成为思想启蒙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因应国族主体建构之需，文学深受现代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以至成为现代性言说自身价值观念、建构自身合法性的工具。在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施蛰存、巴金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中，可以看到作家借助启蒙、救亡、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等现代思想和价值观，对历史的认同性或反思性重述。类似状况在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中得到延续和“当代转换”。“革命历史小说”的长篇体制以“史诗性”美学回应“当代性”意识形态诉求。80年代中后期兴起的“新历史小说”，以“个人”“文学”和“普遍人性”破解僵硬的历史意志及其叙事语法，“历史”成为作家自由挥洒才华、驰骋想象力的虚拟场域。注重叙事、修辞，刻意发掘人性之幽暗与丑陋，既凸显了小说的“文学性”，揭示了曾被刻意压抑的人性和历史的复杂面向，但也留下难以回避的缺憾。主体在戏拟式的“寄生叙事”中无可避免地走向历史意识的匮乏与虚无。

《拖神》与寻根小说及《白鹿原》有着一脉相承之处。它以樟树村及其开拓和奠基者陈鹤寿为中心，延伸出樟树埠、潮汕地区等“地方”和畲族、疍人、汉人等各族群的人民，从而建立由家族史、村落史、市镇史构成的历时性轴线，与之交错而行的是1840年至1900年间的近代史。陈鹤寿、樟树村、樟树埠以及那里人们的生活、伦理、情感、职业、文化等构成纷繁驳杂的“地方”横截面。

但《拖神》与寻根小说也有根本差异。前者的“地方”被纳入“历史”，“历史”引导和塑造“地方性知识”，使之成为民族无意识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显在形式。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村落和一个市镇，由“个”而“群”，层层扩展衍生为“民族”历史文化寓言。“民族”不仅获得了经验性的具象，也借助“历史”叙事而呈现为与“世界”互动并汇入历史大潮的“过程”。这是《拖神》与寻根小说所建构的静止凝滞的寓言性空间的重要差异，也是《拖神》与《白鹿原》的相通之处：现代浪潮席卷一切，即便是穷乡僻壤也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

同样，时代情境和历史意识的不同也造成了《拖神》与《白鹿原》的差异。《白鹿原》对寻根小说的超越在于其将“地方”纳入历史，有力地剥露“地方”的现代性境遇，并客观展现了现代情境下儒教乌托邦的虚无之境。与《白鹿原》和贾平凹《秦腔》的挽歌式写作不同，《拖神》在传统资源的汲取、人物形象刻画、情境氛围营造等方面，更接近陈彦的《主角》——两部小说均在“世界视野”中承担中国“文化新命”，超越“地方性”以求普遍性表达，并在人物形象中寄寓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

三、小说文体与文学的主体：现代意识的美学赋形

将民间神话传说与近代历史生活融为一体，构建了《拖神》独特的现代历史叙事美学。上文所述“现代神话”，不仅是就内容构成而言，也是就文类体式和叙述美学而言。就神话传说本身来看，其原初形态较为原始、粗糙、简略，缺乏完整系统的故事体系和人物体系，缺乏完整连续的故事情节链条和精雕细刻的饱满的人物形象，叙述往往呈片段性、非连续性。这为当代小说创作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叙事便利，同时也是对作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考验。而神话传说本身具有的文学性、想象性和虚构性，又有利于催生作家的自由想象，从而穿透现实经验的桎梏，自由穿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拖神》将天妃娘娘、三山国王等神话传说角色作为小说形象，发挥个人创造性，赋予其丰富的细节，将作家对人生、历史和世界的思考融入神话重述中。

新文类新形式关联主体感觉结构，源自主体感知现实的新方式。《拖神》在借用神话传说的同时，又对其进行了现代人学意义的重构。小说将关于人性、生命、历史、生存等问题的思考融入神话传说，散发着浓郁的现代感性审美品质。感性在80年代以来文学“自主性”的获得中扮演重要角色，是“人”与“纯文学”之现代性建构的肌质和深层动量。赓续感性血脉的《拖神》亦具朴素的生活实感和生命质感，体现出还原性审美品质。这种还原性不同于新写实小说的庸常凡俗或压抑沉滞扭曲，也不同于新历史小说那种关于人性或“历史”颓败的挽歌或寓言，而具有饱满鼓胀的生命力和精神力。

从内容和风格上看，《拖神》有国族的、抗争的、扭曲的、困顿的和绝望的一面，也有人道的、柔和的、浪漫的、健康的和希望的一面。这些矛盾因素建构了处于混杂、冲突和巨变中的中国的复杂的真实性。这种复杂的真实性，蕴含着生活和人性的可能性。其中的人道、人性、健康、浪漫和美，予人希望的光亮。这在陈鹤寿、石槌、大先生、桑田、浩云等男性形象，以及暖玉、雅茹、麦青、赛英等女性形象身上体现得特别鲜明。他们的道义、仗义、胆气，她们的清纯、清新、大胆、大方，闪耀着生命与人性之光。

小说在突出刻画陈鹤寿传奇经历、非凡勇气、超人智慧和公而忘私同时，并未将其塑造为“神”，而是将其作为“人中之杰”加以描述。他有“狡黠倔拗的两面”：他生性洒脱、率性却也时常身不由己、委曲求全；他满怀理想却有时急躁冒进；自己不信鬼神却为了民众亲手制造水流神偶；他发自内心地爱着花娘出身的麦青，却碍于与暖玉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和麦青作为林昂爱人的身份，只能在情感纠葛中痛苦挣扎；他痛恨官商勾结却又不得不借助官府的力量击败林昂；他崇尚自由平等，却在桑田婚事上表现了家长作风。尤其是在“造大船，寻乐土”过程中，他被权力带来的错觉迷惑，以这片土地和人民的命运掌握者自居，表现出与自己信奉的自由平等相悖谬的专断，激发了民愤。通过对陈鹤寿心理性格复杂性的揭示，小说在还原陈鹤寿复杂人性的同时，对将人崇奉为神为圣的行为心理，进行了颇有针对性的反思。这种反思在天妃娘娘、三山国王、水流神等形象上有着同样重要的表现，即将“神”做“人”化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和生命意识的重构。

四、民族意识、大同信仰和践行意志：现时代“共同体”的感觉结构

《拖神》关涉一段充满屈辱和创伤体验的历史。以此为叙事情境，很难摆脱悲情或悲壮的美学范式。按照世俗观点来看，陈鹤寿的一生充满暗淡、挫败和磨难。从情感线上看，他终生为情所困。青年时代，草头妻难产而死，他与麦青有着几十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愫，在与暖玉和麦青的爱之间难以决断，给自己和两位女性都造成了痛苦和伤害。从创业线上看，从反清事败出逃，到创建樟树村、发展樟树埠时所遭受的来自自然界、商界、官府以及农民军、海盗的困扰，使其事业举步维艰，他深感悲哀忧愤。但他却不因此衰败灰暗，而是充满博弈命运的精神和永不挫败的信念。

小说赋予陈鹤寿强烈而坚定的民族正义感。他是樟树埠的保护神，英国舰船入侵樟树埠时，他以“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胆气，孤身驾巨舟冲击英军炮艇。但陈鹤寿绝非快意恩仇的国族主义者，他既理解、支持桑田的反专制之举，又默许沧海刺杀洋人和附逆者。他有一个“比樟树埠要开阔得多的精神世界”。这使他能够审时度势、激流勇退，以博洽高远的胸怀和眼光，独辟蹊径地开辟“海外世界”。小说突出陈鹤寿坚定的信仰力量。他秉信“生之为人，人人平等”，并以强大意志和广博情怀，终生践行大同理想，他意图以“人人平等的理念和共同的信仰”凝聚人心并推广之天下，深度交融而成一个超越政权、民族和利益集团的大同世界。同时，他也是一个具有自我反思能力的行动者。在“造大船，寻乐土”运动中，陷入孤家寡人的陈鹤寿，经过痛苦的反思，最终在“海风潮”灾难中挺身而出，重获民心，完成救赎。对民众力量的发现和肯定，是陈鹤寿走出理想化的自我，走进民众深处的根本转变。为让百姓暂免征缴皇粮，他头缠白布九上县衙，从容受刑收监。他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独自承担“会乡械斗”的责任，免去众人之灾。他众望所归地被拥戴为樟树埠主宰之后，大刀阔斧整顿变革，将港埠发展成方圆百里无贼马的不夜港，“陈鹤寿的不懈努力如一闪即逝的光芒照亮了樟树埠的历史”。

宏大叙事的历史性与超个人的族群性人类性，决定了它并非自然生成亦非既定的先验的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实践过程。我们的历史连同讲述历史的文学仍在继续，这既是历史意义上的，也是文学与美学意义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