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古典时代传记史学观念之比较
——以司马迁《史记》与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为例

王成军

中西传记史学的共性

第一，中西传记史学均产生并统一于各自的史学发展进程之中，成为史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史学类型繁多，其中包括传记史学；在希腊、罗马也有多种史学类型，传记史学是其类型之一。中西传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

从希腊、罗马的史学发展史来看，其历史研究有两种路径：一方面是关于叙事的历史，都是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与人物的关联度很小；另一方面则是传记史学，专写人物的思想和心灵趣事，二者长期并存，无法统一起来。相比而言，中国古代历史内容的特点是：既研究历史人物，也研究历史人物所做的事，人与事融为一体，这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表现得很明显。显然，中西史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不同点。例如，普鲁塔克就公开地表明，他研究的不是金戈铁马的战争和事件，把引人眼球的军国大事留给历史学家去写，他只写人物的趣事，重在探讨人物的心灵。从表面上看，普鲁塔克似乎与历史学家分道扬镳了，但深入来看，二者又有着明显的相同点，因为他接着又讲，《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所探讨的人物是建立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他在书中努力地体现历史事件的真实性，是不会随意编造人物的心灵趣事的。这样一来，普鲁塔克的传记又与他所排斥的历史学统一了起来，因为他回到了历史的原点——求真。显然，在普鲁塔克看来，历史与传记都是求真的，只不过历史是求军国大事之真，传记是求人物心灵之真。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中外许多史学家都将普鲁塔克归之于史学家之列，称其为传记史学家。

普鲁塔克对传记和历史二者的不同看法反映出希腊时期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难题——如何正确地对待历史学所面对的人和人所做的事。因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但历史中的“人”并不是抽象的人，或者是人的符号，而是有灵魂、有思想的人，并在灵魂和思想的指导下经历了许多日常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这样一来，一方面，如果人们只探讨历史人物的心灵，而没有历史事件加以佐证，将其烘托起来，这个人的心灵其实也就无法真正地高尚起来；另一方面，如果人们只是凸显历史人物所做之事，却没有体现出这个人在人性和思想上的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变化性，这个人也就成了大写的“人”，而缺乏活生生的生活气息，也就不是历史中的真实的人了。

因此，人是什么？人在历史进程中应该如何进行记述？这不仅是传记史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其实也是现代历史学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只是这个矛盾在传记史学中最为集中、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不言而喻，历史与文学、教育学或者其他学科一样都是研究人的，只不过这些学科所侧重的是对人的某些方面进行研究。而要真正对人的整体进行掌握的话，这既需要运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同时还要运用综合的方法进行研究，从而对历史人物有全面而深刻的认识，而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传记在这其中担负着非常重要的历史角色和使命，所以一切的问题在传记中表现得最为尖锐。历史学、传记文学或其他学科对人的描写都有特定的要求，如何在众多不同的要求中既能把共同点加以融会贯通，同时也能彰显传记的特点，这个难度确实有点大。

第二，中西传记史学都用人性和人事相关联的方式来展现人的历史内涵。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学——探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社会性是什么等问题。中国仁学对“人”的研究之所以深入，与历史的发展传统是紧密关联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长期统一的大国，强调和谐、和睦相处，有其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渊源。所以，中国可以把很多事情巧妙地联系起来。没有单纯的事，也没有单纯的情，确切地说，事和情是联系在一起的：为人处世讲究的就是要处理好情与理的关系，不能得理不饶人，所以是“事情”。正因为人既是有情的，也是有理的，因此，在中国的思想观念中，把对立的东西统一起来，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辩证法的。在西方则不然，情和理尖锐地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即要获得理性，就必须以丧失情感作为代价。而在中国，情与理是相通的，若没有情，怎么能达到理？我们强调既要入情，还要入理，关键是要在情理之中。

传记用人性和人事相关联的方式来展现历史的内涵，只不过在中国和西方，特别是在古典时期，展现方式不太一样。在中国是用朴素的辩证法，将不同的事物，即将人与事联系起来，强调的是“和而不同”；而在希腊、罗马时期则是通过把人和事二者对立的方式展现出来，二者都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彼此间没有像中国这样发生朴素辩证的联系。

第三，中西传记史学都以历史上的名人为载体，寓意于其中，以体现传记史学的意义。在此过程中，特别是在叙述名人成长的过程中，尤其注重展现人物的优点和缺点。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同。在中国，像司马迁的传记人物中，人的思想是多样的、复杂的、变化的，一个人从出生到去世，其性格发生了许多变化，中间也有许多故事，其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一面，但坏人也不是从头到尾坏到底的，显示出人这一观念的丰富性、多样性。但在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他的观点是理性主义的实质主义观念，即人一生下来就有个实质，这个实质决定了他一生的色彩，不管人生的环境怎么变，人的实质不会变。以此类推，好人生下来之后一直是好的，坏人在后来肯定会坏到底。显然，二者有明显的不同点。

中西传记史学的不同性

中西传记史学有明显的不同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传记史学产生路径看，希罗多德之后，西方史学开始从叙事与传记两个维度探索历史学的发展途径，并行不悖，但是难以统一起来。而中国历史学则从《春秋》，经《左传》的阐释，再到《史记》，其传记特色长期保持，成为中国史学体裁的核心内容。

先说希腊、罗马传记史学的发展途径。在西方史学研究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让人奇怪的事情，就是希罗多德写的《希腊波斯战争史》（又称为《历史》）读起来很生动，由大量不同地区的有趣的故事串联而成。希罗多德是个旅行家，足迹到哪调查研究到哪，自己相信的就记下来，自己感到疑惑的、不相信的，他也不像其后历史研究所表现的那样不予采纳，而是有闻必录。他能够解释的事情就解释，不能解释的、感到疑惑的、不相信的事情也会记下来。正因此，在《希腊波斯战争史》中记载了许多奇谈怪论，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所记载的“奇谈怪论”，在经过几千年历史进程后，已经被人发现，有些竟然是真的。

希罗多德之后，紧接着就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它和前者的风格是迥然不同的：人物形象几乎见不着了，事件成为主导；叙述也极为理性、严肃。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何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理性主义观念的发达。修昔底德强调，历史学要求真，就须有证据，故当时他们就模仿希腊雅典的公民法庭，需要有证人，记载每一件事情要有证据，要证明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否则是假的，就不能成立。这样一来，希罗多德的《历史》中那么多故事怎么证明？很多都是不同地方的人文趣事，是无法证明的。这就与《史记》的风格极似。

在二十四史之中，《史记》是最生动的。这并不是说《史记》的每一个片段都写得很好，其中大多数篇章写得很有特色，很多篇章写得非常生动。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史记》中某些内容或人物形象，如果用考据学的方法进行考据，也是漏洞百出。比如，那么多人物对话和复杂的思想斗争，司马迁是怎么知道的？事情发生时谁听着了？怎样传下来的？这都是要存疑的。传记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随着历史学的不断发展，对其求真的要求越来越高，但在求真方面确实遇到了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正因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传记史学家奈波斯说，他写人物传记，总觉得跟历史学不太一样，没有自信，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历史学中的一分子。而到了紧随其后的普鲁塔克那里，他就没有任何犹豫了，他直接说，他写的不是历史，是传记。但又强调，他写的人物不是瞎编乱造的，而是最大程度反映出真实的人。也正因此，西方学者和中国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把普鲁塔克认定为传记史学家。

而罗马时代著名的叙事历史学家波利比阿则坚决反对在历史研究中呈现人物情感，要杜绝在历史著作中表现披头散发的妇女在悲哀、在哭泣的情景，他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求真。他还说，历史的求真相当于人的眼睛，若把人的两只眼睛去掉，人就看不见任何事情了，历史的求真就不存在了。然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要到什么程度？什么是主观？什么是客观？什么是纯客观？等等，这些问题还一直在持续探讨中。在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有人、有性情、有思想的内容，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再到色诺芬的《希腊史》，在生动性方面是逐渐减弱的。尽管如此，历史毕竟还是人的历史，只不过对历史人物的叙述没有系统性，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也没有比较丰富地展现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在希腊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本身就包含着某些传记，以及由传记所形成的史学。在希腊语里面，传记就是人物的生平。“传记”术语出现在公元前5 世纪，而到公元前4 世纪可能就出现了相对比较完整的传记。人去世后对其进行总结，或者是回忆某个人物的一生，比如，色诺芬和柏拉图分别创作了回忆自己老师苏格拉底的著作：《回忆苏格拉底》和《苏格拉底之死》，对苏格拉底的人物形象、思想进行了比较多的描述，苏格拉底的人物形象慢慢就呈现出来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苏格拉底的许多事情主要是从这两本书里获取的。所以，在古希腊时期，从希罗多德之后就出现了两种历史发展的类型：一个是传记史学，一个是一般的历史。在当时，像回忆苏格拉底的著作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后来从回忆录慢慢发展到名人传记，名人传记越来越发达，比如奈波斯的《外族名将传》、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希腊罗马名人传》最突出的特色，主要是把希腊和罗马的名人进行对比，把同与不同之处都写得非常详细，而且特别突出比较性。我也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即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为什么主要用比较的方法？我觉得，因为他是希腊人，希腊虽被罗马征服了，但希腊人传统的自古就有的自尊和自豪感、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珍视，以及对罗马内心的不满还是存在的。因此，通过比较之后，探讨两种文化——特别是名人的同与不同之处——目的是保持希腊人的自尊。

中国的传记史学特色，从《春秋》开始，经过《左传》的阐释，再到《史记》，从而发扬光大。《左传》写得很生动、很有意思。《史记》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其核心属性是人物传记。在中国的传记史学中，《史记》是写得最好的，人物有血有肉、活灵活现，从思想上、观念上都能给人以很大的启发。但《史记》之后，传记史学中的人物形象大都变得干巴巴的，何故？其原因之一，就是历史要求真。可是，人物思想怎么求真？思想是瞬息万变的，情绪也是变来变去的。显然，对人的认识实在不易，对人性的求真也确实太难。

著名史学批评家刘知幾对中国史学观念进行了反思。他批评司马迁，认为他写人物是不对的，写人物画虎不成反类犬，人物怎么能说清楚呢？搞得不伦不类。他认为，历史应是叙事的，叙事才能说得更清楚。我们一直都认为司马迁的成就很高，但刘知幾不认同，当然，他是从学术角度探讨问题的。过去我也不理解，觉得刘知幾过于偏执，是不是对司马迁有情绪？后来经过研究发现，从学术角度来讲，刘知幾有他的理由和看法，这种问题不光是在中国，西方也存在。

考据学出现之后，传记史学的发展更加艰难。因为事件考据本身难度很大，而对人物再进行考据，加之复杂、多变的情感在发挥作用，更是难上加难。历史学要研究这个，怎么研究呢？但是中国传记史学坚持下来了，然而后来有学者认为写得似流水账，人物性情、思想越来越少。这样的结果，在历史学发展过程中，人物的思想慢慢被淹没了，那么历史的灵魂将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大问题。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传记形态——文学传记，摆脱了传记史学，当然也受到许多拷问和质疑。其实，西方学界对传记史学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也在尝试着解决这个问题。比如修昔底德说，他是用人性论作为理论根据，他的基本理论是：人同此情，情同此性，人心、人性是相通的，我们用自己的思想和心理完全可以揣摩别人的思想和心理。但这太朴素了，所以后来在西方学界，心理学发展得比较快，很快成为独立的学科。用心理学作为理论依据、方法、证据，这就是一个好的方法。心理学为什么在西方那么发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人文社会研究之中，对人的研究需要一种学科、一种理论的支撑。心理学在西方的发展，为传记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

第二，从内容上看，中国传记史学的重要特点是人与事的结合，而西方的传记史学突出特点是人与事的分离，以彰显人性和思想伦理的独立性。

受朴素的辩证法影响，中国人对文化传统、对人的叙述，不只是从人说到人，关键还要说人做了哪些事、如何评价，并从二者的相互联动之中来了解人本身。人与事二者的密切结合，在《史记》中有突出表现。《史记》的体例比较复杂，一件事情在许多地方同时都要说到，所以有轻重缓急之分；人与事密切结合，事有大事，也有小事，大事是军国大事，小事是人物细节。从西方传记史学的发展进程来看，传记史学从大的方面来讲有单纯追求叙事倾向的，比如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的《希腊史》；也有通过传记来叙述真实的历史事件与人物的，人物就写人物，事件说得相当少，比如，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普鲁塔克对名人生活的细节、性格都有细致入微的描摹。他强调细节、人的心灵，而把军国大事、金戈铁马的历史留给历史学家去写，这在中国学者看来，就显得很啰嗦、很琐屑。

第三，从传记史学产生和发展所发挥的作用、性质来看，中国对传记史学的要求是既要求真，还要求善、致用，即将历史判断和价值判断结合起来，而希腊、罗马传记史学则是将真、善二者对立起来，若求真，就很难求善。

历史和社会有何关联？在古希腊，社会科学家、自然科学家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倾向就是和社会脱离。他们不认为历史学和社会有多少关系，故他们就谈不到致用。为学术而学术在西方是有传统的，在中国则行不通。只不过到了公元前2 世纪，到波里比阿这里——他是希腊人，与罗马作战失败，成为战俘，在罗马待了十几年——通过理性的历史研究，波里比阿写了《罗马史》，这才真正明白了罗马之所以能够战胜希腊的真实原因。因为他写这部历史书有明确的原因和目的，所以开启了罗马“实用主义”史学的新时代，即相较于希腊、罗马的过去，历史学才开始有一些实际的用处，才开始和社会慢慢结合。但实用主义史学观念与中国历史学的致用观念，其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中国借鉴史学自古至今影响深远，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它要回答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为正在发展的现实和未来给出一个具有启发性的发展思路。而从西方史学的发展史来看，西方史学既讲求真，也讲求善，但是在史学的致用方面是很薄弱的；中国史学讲求真、求善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致用。司马迁的史记理论纲领，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前学界有一种倾向，只重视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而忽略了前面“究天人之际”。其实，“究天人之际”把自然和社会结合起来，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横向地把各个学科的发展结合起来，探讨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同时还要从古今这个维度再进行探讨，这就是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个纲领完整的意思。

据我的硕士导师朱本源先生考证，“历史”这个词是中国留学生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而日本的“历史”一词又是从西方转过去的。“历”就是时间，中国过去只有“史”与“事”，给史的前面加个“历”，其目的在于彰显历史的时间性。当然，这里可能还有一些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在此不予深究。现在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西方到了近现代特别强调历史的时间性？西方强调实质主义，是没有变化的，变化既然说不了，那就在历史的横向上进行发挥。到19 世纪，就是西方所谓历史主义的世纪，在这一时期，辩证法将古今能够说通了，古今能够联系起来了。不像过去，古代历史只是古代的，古代历史都是编年的，缺乏历史观念，它更多的作用是为现代历史作注脚，而历史只能是现代的，现代的历史和古代的历史二者之间好像有一道鸿沟，缺乏深刻和真实的历史关联。这样看来，西方的历史观跟中国的历史观差别太大了，我们有现代史、古代史，有传记、编年史。《春秋》就是编年的，《左传》就是历史，二者是可以互换的。西方则不然，在他们看来，编年就是编年，编年与历史的根本差别在于其所包含的精神价值、历史价值不够。

什么是价值判断、历史判断？历史判断又称为因果判断。因果判断很庞杂，很难说清其中精确的关系，但总的来讲，有因必有果。但这个说法要根据具体的情形而定，不能因为不喜欢它就否定它。比如，《史记》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人性方面，描写了刘邦的一些所作所为，令人相当不齿，但刘邦得到了江山，不能因此就否定历史的合理性；许多人对项羽给予同情，但他败给刘邦也有其合理性。而价值判断则是基于人性、基于人的伦理道德性而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这里就出现了大量的问题，在历史中，有那么多的好人其结果都没有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者悲惨而死，或者遗憾终身，让人感到无奈、痛惜不已。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如果没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没有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历史不能没有人，历史不能没有价值评判。而这些内容正是人物传记的效用和魅力之所在。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人的探讨——按照我的观点——是把人置于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对立之中寻求统一，而且把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又置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在二者关系中，价值判断不能否定因果判断。黑格尔讲过，道德的东西是不能运行在历史之上的，因为历史较之于道德而言，它处于更高的层次，用道德来否定历史是不对的。所以司马迁对人物的描写，虽然有些人物的悲剧使人感到难过，但并不使人气馁、沮丧，反而增强了人的斗志，而且使人对历史本身的理解更趋于深刻。原因是司马迁能够很好地处理二者关系，从而把因果判断和价值判断，把真、善、美很好地结合起来。相比之下，在希腊、罗马的历史学中，价值判断和因果判断是相互对立的，其理性主义、实质主义观念的至深影响，决定了必须如此。以普鲁塔克为例，其《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人物与真实的社会历史关联度很小，普鲁塔克只是单纯地从品质和心性的角度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叙述、比较和评价，人物性格是丰富的，但人物性格的厚度和力度则偏弱。

中西传记史学的内在矛盾和趋向

第一，人与事二者的关系问题。若讲叙事，没有历史人物肯定是不行的；若写传记史学，没有历史事件同样也是不行的。那么，把人和事兼顾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这是一个直到现在仍在探讨的大问题。之所以有许多人说现在的历史研究成果很多都是干巴巴的，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对人性、思想、细节的深入展开，传统的历史观念束缚了我们，在这方面难以开拓。当然，希腊、罗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本来传记和历史共同组成历史的不同部分，到最后历史对真实性的严格要求，却使传记无立足之地，传记无奈只好出走，走向独立的文学界别，却获得了大的发展，一个人物传记一写就是几十万字，但新的问题出来了，没有历史的真实性要求之后，人物的描述虽然赏心悦目，但往往却是轻飘飘的，缺乏真实的可信性。显然，一切是离不开历史的，一切以历史为依据。传记史学是这样的，文学传记应该也是这样的。

第二，如何在历史、传记史学研究中求真、求善、致用。我原来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开题报告的第七章是关于传记史学的美学问题。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既然是研究历史人物，自然要研究人的心灵，心灵当然有一个美与不美的问题，有一个美在哪些方面的问题。传记史学不能只求真、求善、求用，还要求美。但在开题报告会上，多位老师都提出了一个让我不能不认真思考的问题：我的论文研究涉及的学科太多、跨度太大，涉及了文史哲，还要研究美学的悲剧美。他们建议我，美学问题可以等到博士毕业之后再进一步研究，可能更具有现实性。于是，这一章就去掉了。这几年，我总在想这个事情，我的博士生导师刘家和先生也鼓励我把这个事情再做一做。我也已经计划了几年，但还是动不了笔，深深地感觉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现在，传记碰到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传记史学怎么发展？在夹缝中的奋斗，怎么奋斗？奋斗有没有前途？我觉得，历史学所面临的问题仍然存在，并没有变化，但历史学所担负的使命却更为重要了。历史学研究是要为人类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使我们在未来的发展进程中少走弯路。这就是历史学重要的意义，这个任务是没有改变的。在现代社会中，人的地位表现得更为突出。从理论上而言，社会愈是落后，人的发展空间相对较小，个人必然愈加依赖于群体；而社会愈是发展，人的个性和独立性的发展空间就愈大，当然独立性和个性是相对的。现在，历史的车轮进入到21 世纪，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对人物的历史研究就显得更为迫切。以此来看，历史学面临的问题、任务现在还存在，现代历史学中对于传记的需求还在，而且是愈发强烈。这就昭示着传记史学必然会有大的发展空间，当然，这种发展是伴随着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一逻辑程序而展开的。这也就是在本期传记论坛致辞中，斯日老师所提出的重要问题：传记的发展现在遇到了大量、重要且尖锐的问题，如何发展传记不仅是传记本身的问题，而且成为现代学术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显然，这一问题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这一问题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只要是真实的问题，它必然会有解决问题的途径；另一方面，只要发现了真实的问题，就等于进入了开始解决这一问题的程序。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其原因，就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最终目标还是人本身。现在，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内在矛盾和需求都或快或慢地必然要传导到人物传记这里，需要传记对其进行整理、评价和定性。因此，传记成为各个学科中敏感且重要的核心问题。这一现状和要求实际上给传记史学、文学传记更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努力坚持下去，不管传记史学还是史学传记，都必然会有更大的发展。

中西传记史学形成异同的原因

中西传记史学形成异同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中西早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异同；第二，中西早期社会组织形式的异同；第三，中西文化品格各有特点，理性化方式不尽相同，中国走上了历史理性的发展道路，而希腊、罗马则走了逻辑理性的道路。

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三个方面不具体展开，概括来讲：中国早在石器时代即已开始比较发达的农耕生产。之所以用石器进行农业生产而且还比较发达，是因为黄土高原是中华文明发祥地，土壤很肥沃。在肥沃的土壤上开展比较发达的农业生产，形成比较稳定的生产部落，建立起农耕的生产关系。从事稳定农业生产的部落一般都是安土重迁。农业的环境适宜于历史学的发展，使自己的历史故事可以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递下来。

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生产是以部落、国家为单位，很多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家庭关系、氏族关系、部落关系庞大，依靠人的社会组织战胜自然，所以在社会历史进程中，更多显示出人的作用。中国社会从古到今，都是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力量以满足个人的需要，以克服困难，不需要把神敬得那么高，所以中国社会不像西方那样是一个宗教的社会。

希腊、罗马的生产发展与中国完全不一样，他们早期是游牧民族，从西亚一带慢慢游牧过去，刚刚进入农耕生产即碰到了一个现实且尖锐的问题：地中海沿岸并不太适合种植，怎么办？

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之所以希腊、罗马从铁器时代才进入文明，是因为地中海沿岸土质非常坚硬，土地难以耕耘，光靠石器是不行的，农业生产环境相对不优越，有自然环境的束缚，很难形成一个大的群体，所以早期的国家都是小国寡民，为了生存不得不进行较大规模的商业生产。商业生产的结果就是工商业交流，所以他们的工商业发展了，血缘关系却被粉碎，因为在社会关系中讲的就是利和害，通过利和害建立国家，其结果都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样的结果很难形成一个大的国家，也很难抵御很多的灾难。不像中国，在国家形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留了一部分血缘关系，所以我们国家既讲理还要讲情，情理交融，不断发展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最后，从理性角度来讲，刘家和先生指出，中国走的是历史理性的发展道路，希腊、罗马走的是逻辑理性的发展道路。按照钱穆先生的观点，中国的文化精髓在历史学中，西方的文化精髓在哲学中，而西方哲学的精华表现在逻辑学之中。哲学的基础是逻辑学，如果逻辑学学不好，对于西方的哲学就学不好；如果哲学学不好，就很难了解西方的文化。对于中国来讲，对中国的历史观念不了解的话，对中国的文化也就很难理解。钱穆先生和刘家和先生的观点确实对我们研究中西的传记史学、中西的历史和中西的文化具有突出的启发意义。

总之，历史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情与理、人与事、文与史的关系，而传记史学在这三个关系方面则有着更为严苛的要求，因为它需要直面历史的主体和核心要素——人。因此，如何把握好三者关系的张力，以彰显传记史学的特点和作用，不仅是中西传统史学为我们现代传记史学研究提出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现代传记史学迫切需要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而要真正完成这一任务，仅仅靠历史学、传记史学的研究还是明显不够的，还需要传记文学、文学传记的通力合作。其实，本期论坛就是不同学科通力合作的典型事例。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信息化的历史发展背景下，在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范式下相互借鉴，传记的研究必将迎来跨越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