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继承、时代的审美探索

歌曲《祖国颂》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创作于1957年，是1958年上映的纪录片《祖国颂》的主题曲。影片放映后，歌曲《祖国颂》立刻在社会上不胫而走，广泛流传开来。2019年6月，《祖国颂》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近50年来这首歌曲屡屡出现在音乐舞台上，无论专业合唱团还是业余合唱团都非常喜欢演唱这部赞美祖国的大型声乐作品。这首有一定演唱难度的合唱作品为何会久演不衰？为何会成为众多合唱团体的首选呢？本文试作以下探讨：

一、旋律新颖，主题鲜明

歌曲《祖国颂》的旋律出自著名的作曲家刘炽，他创作音乐的特点是旋律隽永秀美，民族风格浓郁，富有歌唱性。旋律，是音乐的灵魂、是作品的根。一般来说，在一首歌曲的旋律中，往往有一个核心部分，它是最主要的乐思，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点，它能够刻画出一定的音乐形象，这就是音乐的主题。整首歌曲的旋律发展，要围绕这个核心而进行，使全曲成为有机联系的完整统一体。主题是一首歌曲中的精华部分，对于作品的成败起着重要的、关键性的作用，它是作曲家创作灵感和音乐思维的结晶，往往是在最激动的创作状态中酝酿而成的。歌曲《祖国颂》主题鲜明，很有个性特点，它为创编合唱作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合唱作品《祖国颂》是一个省略变化再现的复三部曲式结构，单乐章混声四部合唱曲。主部开始在F大调，是一个领唱、对唱的乐段，旋律缓慢、开阔，由四个乐句构成，一个声部领唱着悠长的旋律，其余三个声部用紧凑的节奏齐声应和。主部的第一乐段，4/4拍子，旋律開阔，速度徐缓。不同声部领唱，其他声部应和对仗。第二乐段混声合唱以柔美深情的无词歌形式，以此起彼伏的复调手法描述了人民对新中国的热爱和赞叹。在无词歌陪衬烘托之下，洒脱铿锵的男中音朗诵是这首歌最振奋人心的部分。它把千万句话浓缩为简炼的概括性诗句：“鸟在高飞，花在盛开，江山壮丽，人民豪迈，我们伟大的祖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第三乐段，作曲家为了深化主题把第二乐段的朗诵词谱写成混声四部合唱，这段音乐以乐队和合唱欢乐而热烈地交错进行，雄壮的进行曲旋律豪情满怀地引出亿万人民以坚强有力的步伐，前进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中部是单乐段结构，通过乐队的间奏、速度减慢，力度减弱，配器变柔，伴随竖琴如水流般的琶音，以领唱的形式在d小调上唱着舒展深情的分节歌，给下面将要演唱的热情而优美的颂歌打造了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意境。中部在演唱方式、节奏、节拍、调性、调式、旋律性格、速度、力度等方面，与主部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歌声把人们带到了江南、塞北、山谷、平原，带到了炼钢炉旁，带到了粮棉丰收的乡村。通过男女高音的领唱，混声合唱用柔和的声音回应，进一步丰富了歌曲的表现力。再现部调式回到F大调三段曲式结构，节拍由4/4拍子变为6/8拍子最后回到2/4拍子，音乐显得更为生动，造成更欢快、热情的气氛，把主部开始的四句不同声部领唱，变成混声合唱，给人们以壮美雄伟的感觉，从狂欢而奔放的“鸟在高飞……”起，直到“我们伟大的祖国……”造成了一种辉煌而博大的终曲效果，意境壮丽，节拍对比效果十分突出，充满了民族自豪感。

二、精雕细琢，体现了民族美

多声部合唱本来是舶来品，我们要借鉴它，走自己的路，就得要有我们自己民族特点和风格的旋律。《祖国颂》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作曲家深知要产生民族的旋律，就必须在作品中把我们民族语言的美，语言的规律呈现出来。音乐语言，在民族悠久的生活过程中广泛流传、创造，反复锤炼、提高，就产生了一种比较高级的、有组织有规律的、感人至深的音乐民族美，用它表现这民族的人民的喜怒哀乐就会非常贴切，每每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亲切、热烈、温柔、纯朴感，使人难以抗拒，不得不任其沁透肺腑，乃至心绪久久难以平静。正因如此，作曲家对《祖国颂》精雕细琢，合理布局，用他自己别具一格的旋律升华了歌词的语言美。

他在《祖国颂》的创作中非常注意在语言美的基础上建立旋律美，尤其在B段的抒情领唱部分，旋律性和歌词的语言性结合得十分自然、贴切，达到了水乳交融、相得益彰的艺术境界。正因如此歌者唱起来，听众听起来，都觉得流畅优美，容易上口，容易记忆，从而感到特别亲切。另外在和声配置的明亮与浑厚，单纯与复杂，配器的明快与雄壮，音乐的交替对比等方面都紧紧扣住旋律的有机发展，做到浓淡相宜，繁简适度，围绕着体现语言美，建立旋律美精心谋划，不放过任何细节的合理应用，从而充分体现了音乐的民族美。

三、调式调性转换自如，为旋律增光添彩

我国民间音乐中调式丰富多彩，多姿多态，变化莫测，美妙无穷。刘炽在浩瀚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的汪洋大海中汲取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他深切感受到调式、调性作为音乐的重要表现手段对于音乐本质的揭示，旋律内蕴的体现和形象神韵的把握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积极意义。因此他一向用心向民间艺人虚心学习，学以致用，边学边用，学用结合，在音乐创作中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很有特色的调式处理方法，在《祖国颂》的主部第二乐段中，刘炽在曲调的旋法构成中，部分采用了中国最古老的戏剧剧种秦腔的某些音乐素材，根据这段无调歌的表现需要，以自己娴熟的调式手法大胆巧妙应用了调式的转换，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旋律变化，使这段无词歌更为丰富，更为深情感人。

例如：

较稳定地终止在商音上，这种旋律进行，在秦腔音乐的主奏乐器板胡演奏中经常出现，很有西北地域特色，音乐起伏幅度较大，极富感染力，接着调式进一步转换应用变商为羽，变羽为角的手法使调式骨干音不断游移，从不稳定排向新的不稳定，这种推波助澜的手法，无疑为旋律的创新，为作品打破稳定，增加不稳定因素，增加旋律的色彩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不仅如此这首合唱的调性布局也很别致，主部为 F大调，中间部为d小调，再现部又转回 F大调，这种调性布局手法在西欧各国作曲家的作品中应用得非常频繁，但难能可贵的是刘炽在上世纪50年代打破框框，把大小调交替手法洋为中用，足见他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从这段音乐的创作中，我们不难看出刘炽既有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功底，又有高超的旋律创作能力，一首成功的音乐作品必然是上述二者的完美结合，缺一不可。

总之《祖国颂》是依据民族的欣赏习惯，民族的心理状态，用民族音乐的素材、民族音乐的展开手法完成的，所以能如此深深地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们陶醉在这既优美抒情又气贯长虹的歌声里。这首歌是上世纪50年代同时期同类题材的歌曲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传唱开以后，其艺术价值一直被人们所推崇、认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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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贺绿汀.音乐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3]李凌.音乐杂谈（第二集）[M].北京出版社，1980.

[4]李焕之.音乐创作散论 [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79.

（作者简介：王辉（1986-）男，汉族，青海贵德人，就职于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职称：讲师。研究方向：作曲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