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领导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之治”发挥最大优势的逻辑理路

王 绪，王 敏

（湖南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党的领导优势体现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历史任务和马克思主义使命型政党特质互动共生的关系中。党的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前提。党的领导是党对自身建设、国家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等一切工作进行领导所特有的优越性，具有内部聚合和外部统领相结合的优势运作逻辑，任何其他个人或团体都不能替代，是“中国之治”的最大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系统谈到党的领导优势，早在2012 年他就强调“在长期奋斗中党所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全面的，包括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种独特优势根本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1］（P3）。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又进一步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上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理论优势、制度优势、文化优势”［2］（P46）。总体上看，党的领导优势是由政治属性、主体结构、体制机制、工作方法等多因素组成的整体性优势。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依托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呈现出来的政治引领、组织建构、制度集成、群众工作等方面的优势。

一、政治优势：使命领航与政治保障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讲政治是突出的特点和优势。”［3］（P30）政党领导是通过政党功能的发挥形塑治理形态和运行逻辑的过程，其中政党的首要功能即政治功能。党的政治功能直接体现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管理党员干部、严格政治纪律等方面。基于党的政治功能，其巨大的政治优势体现在“坚持远大理想与具体历史阶段奋斗目标相统一，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建立和执行铁的纪律”［4］上。落实到国家治理过程中，拥有崇高的政治使命、伟大的理想信念以及确保理想信念和使命实现的政治路线设计和政治纪律保障，是中国共产党政治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党的领导具有远大理想的目标牵引和初心使命的宗旨激励，在国家治理实践中体现为强大的政治引领和政治定力。理想信念是党的立党之基，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我们党之所以能够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党有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5］（P34）。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即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守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彰显了党的远大发展愿景，蕴含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实现了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高度一致，将党的理想和信念转化为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6］（P144）通过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强化党性修养，塑造党组织及其成员的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形成实现伟大目标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路线，并带领和团结各族人民为实现既定目标不懈奋斗。

（一）先进性是党的领导厚植“中国之治”理论和方向的根基，发挥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引领作用

首先，党的先进性保证始终有科学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2］（P10）党的先进性的显著特点体现在与时俱进上，其最本质的表现是在实践过程中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行动指南，又坚持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守正创新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党。在治国理政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治国理政的理论，实现理论建设与治国实践同步发展，从而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使党的治国理政有的放矢。具体来讲，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信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融入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不断发挥党的政治引领作用，通过党的伦理价值的嵌入，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打下基础。

其次，党的先进性还表现为始终坚持和发展治国理政的中国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始终保持我们党的政治本色，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2］（P43）在这一过程中，党既要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践行政治路线、坚持正确的方向，又要应时代之变，思考和关切不同时期的具体问题，解放思想，保持党的领导活力，以实现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的有机统一，具有目标引领和路线引领的双重特性。即党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坚持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制定和完善科学合理且能有效分解、分步实施的发展目标和建设规划，并在一以贯之的贯彻落实中保持行为张力和政策弹性的优势。具体体现为，为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党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部署，制定了“2021—2035—2049”三阶段的总体规划，融入五年发展规划，并依托实事求是的认知理解系统对规划作出适时调整，通过党的部署实现时间和空间上的整体性、连续性、阶段性和调适性的统一，即“以宏观战略的前瞻性和现实策略的务实性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走偏”［7］（P13），始终在探索和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任务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建设。

（二）纯洁性是党的领导铸就“中国之治”价值和责任的保障，彰显党在领导国家治理中的政治定力作用

首先，党的纯洁性确保始终紧守治国理政的初心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8］（P538）持续推动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崇高而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党员干部和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组织、作风、行为等方面始终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保持一致，是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在现代化的征程中不懈奋斗的内生动力，更是党的纯洁性的集中体现。党的初心使命和理想信念内在统一于“四个伟大”的治国理政总框架中。具体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而集结起来的政治组织，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担当意识以及人民意识、民主意识、规矩意识转化为国家治理主体的价值共识、集体行动。在实践中表现为发挥党在思想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等方面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通过政治理论学习、意识形态教育等实现党的执政本领的提升，将宗旨情怀和党性修养统一到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行动中来，使全党全国人民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进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

其次，党的纯洁性还要求始终坚持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的有机统一。党的纯洁性不仅仅体现在理想信念、价值宗旨上，还体现在革命精神和政治纪律上。一方面，保持昂扬斗志、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党“内在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革命斗志与外化的革命实践、革命纲领的集中体现”［9］（P6），在实践中呈现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双层逻辑。具体体现为，党在领导国家治理实践中秉持勇于革命的优良传统，破除政治上思想上行为上的困惑和干扰，打破旧有结构关系的羁绊，真正发挥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统一的优势。另一方面，有破就有立，要实现“破立并举”，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定规矩”和“定立场”的双重特点。通过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内部治理，使中国共产党人摆正为民的政治立场、坚守严明的政治纪律、练就过硬的政治能力，进而成为政治上的老实人、思想上的明白人、行动上的带头人，并在不断实践中形成一套完善自身的制度规范体系，进而浸润到国家治理实践中。具体言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具有整体性、系统性、重构性的特点，其有效推进离不开党“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10］（P7）的自我革命精神，通过破解固有的权力格局和治理结构的束缚，重构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明确党的施政立场和责任担当，带动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而实现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协同推进以及国家治理与政党治理的有机统一。

二、组织优势：结构统合与队伍建构

“马克思主义政党力量的凝聚和运用，在于科学的组织。”［1］（P5）政党组织是党员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集合而成的有机整体，为党员行为提供行动指南，是政党政治过程的运行载体。“党的组织路线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11］，不管是政党组织的内部治理的指导思想还是政党组织外部治国理政实践的方法原则都依托于党的组织路线，即党组织力量的来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8］（P517）。基于此，党的组织优势主要体现在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架构和优质的组织队伍建设以及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表现出的整合力和领导力、行动力和“生产力”上。

（一）组织体系的严密性和渗透性，造就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整合力和领导力

组织体系严密是党不断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密码，也是党的领导的组织优势的重要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的全面领导、党的全部工作要靠党的坚强组织体系去实现”［12］（P259）。党的严密组织体系体现为，在党中央、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的层级结构下形成由各级党委、基层党组织、党员组成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网络化组织结构，以及在党组织和非党组织的嵌套结构下形成的由党委、党组或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归口管理、党政合署办公、领导小组等）、办事人员组成的全覆盖的复合式组织结构，进而形成党的领导和国家治理的组织同构和功能耦合。由此，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具有了党内一体、内外一致的“整合性政治”的特征：一方面，纵向上党的各级组织全覆盖，各级党委作为组织和开展工作的主要机构，通过上级对下级的指导和下级向上级的请示汇报实现层级间上下贯通，中央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发挥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以有力的贯彻执行，进而使党的领导“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另一方面，党从中央到地方的组织体系嵌入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内部，将自上而下的地方机构、社会组织和政治“人口”统编进党的领导的政治框架，［13］发挥党组织在治理实践中的制度设计者和实践领导者的角色。但是，严密的组织体系只是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还需要将这些组织资源转化为领导全党全社会统一行动的领导力。也就是说，这种领导力的产生不仅来源于组织机构的整合、对治理对象和事务的控制，更体现在党的组织动员能力上。正如亨廷顿所言，“‘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准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14］（P336）。党在领导实践中通过会议、宣传、项目、督查、网格、评比等多种方式，将体制内外的治理主体统合到党的统一领导之下，进而将党的治国理政的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目标设定、方针路线等扩散到各类治理主体，实现最大范围的治理合力。简言之，党的严密组织体系建构以及对非党组织的渗透和对各类治理主体的扩散，形成了贯穿政权建设和国家治理全过程、统领全层级、覆盖全领域的党的全面领导，显现出党的领导的强大的整合力和领导力，实现党领导国家治理的垂直统一、紧密衔接、协调联动和高效集成。

（二）组织队伍的涵养性和创造性，培植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行动力和“生产力”

中国共产党严密的组织体系焕发生机活力并产生执政效能的关键，在于组织队伍建设。毛泽东曾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15］（P526）。定位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16］（P411）。“党管人才，党管干部”是党的领导组织优势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党组织吸纳党员具有严格的甄选程序，并通过党章规定党员的权利义务，通过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保持党员的组织意识和身份认同，发挥其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主体力量和先锋模范作用。另一方面，党组织选拔干部注重选贤任能、德才兼备，并通过兼顾思想和技能的教育培训机制，注重实践磨炼的考核评价机制、容错纠错机制和监督激励机制等，形成了拥有“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的忠诚干净、善于学习、实干担当、踏实理性的干部队伍。党的领导干部具有党员和干部的双重身份，将党员干部的组织性、先锋性、技能性融入国家治理实践过程中，以党崇尚的集体理性消解实践中的个人理性，将党的主张和政策方针设计通过党的基层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转化为治理实践的美好图景，进而形成党治国理政的“集体行动”。

三、制度优势：民主集中与适应治理

一般意义上的制度是“一种组织化的、已经确立的程序”［17］（P155），是从组织思想到组织行为的先导和指南。邓小平曾强调：“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8］（P333）吸取党的历史上制度不健全带来严重后果的教训，改革开放后开始注重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构建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作用于党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以“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为核心特征的民主集中制作为党治国理政的主轴制度，不仅具有规范党内生活，实现党内团结的制度优势，还具有通过党内制度体系和国家制度体系的同构而实现的制度执行的协调性优势。进而言之，党的领导的制度优势主要在于党的领导制度和领导策略两个方面。

（一）民主集中制形成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权威一贯性和执行有效性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最大的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制度，是民主和集中紧密结合的制度。”［12］（P184-185）进一步讲，民主集中制是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是政策执行有力且高效的规则载体，其将党内党外连接为一个整体，“构成了一个纵横的协调与治理结构，它们之间相互支撑、互动互补”［19］（P381）。一方面，在党的内部形成了“党—党中央—党的领袖”的同心圆结构，不仅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拥护“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领导权威，并落实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制度，还要坚持党委会工作方法，实现“一把手”作为“班长”负主责和重大决策集体研究、互通信息、集思广益，保障党委书记做到“总揽不包揽、分工不分家、放手不撒手”［5］（P147），进而实现全党生动活泼和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在党的外部形成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既要加强党委在同级组织中的领导地位，各党组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又要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统一，将党的主张和党组织推荐的人选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和政权机关领导人员，保证政权机关依照宪法法律积极主动、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

进一步探讨，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优势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持全国一盘棋，实现决策的整体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国家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通过党的高站位，既可以从整体性、系统性着眼进行顶层设计，又能兼顾问题导向，做到党内坚持“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党外发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等制度集思广益的效用，在权威性和民主性的互动中实现政策宏观系统性与具体操作性、科学性与有效性的有机结合。第二，保持治理的集成性，实现政策执行中驱动性和自主性的统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使党在同级组织中拥有最高动员能力、总揽协调能力和最高配置权力，通过统领、协调、压力传导等机制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同时，坚持治理主体的自主性，将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有机对接，激发具体执行中治理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在二者的双向互动中实现治理的集成效应。第三，保持利益的超越性，实现激励的可信性和可靠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利益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20］（P6），而作为个体的党员在实践中存在正当的个体利益。因此，如何通过激励机制的设计实现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的一致是一个重要问题。党建立了形式多元、协同发力的激励机制，通过巡视、巡查、督办、检查等措施确保政策落实到位，通过目标责任制、绩效评估制、层层压实责任的压力倒逼机制和晋升问责激励惩处机制，激发各级党员干部的政策执行动力。

（二）适应性治理造就党领导国家治理的渐进调适性和制度创造性

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和领导机制外部化为国家治理体制机制，主要表现在党领导国家治理过程中具有体制的渐进调适性和制度的适应性创造的显著特点。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调适和收缩的双重状态［21］（P4），通过调整和改革积极主动地进行党内制度建设，使其能够适应变化环境中领导国家政权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具体的制度生成和政策实施过程中遵循“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具有很强的政治弹性和适应性治理的特征［22］（P13-36），通过自上而下的输入和自下而上的反馈及其互动机制将制度改革的风险成本降到最低，并实现政策执行的最大收益。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分合有度和统筹协同的结合。新中国成立后，党政关系在收放之间不断调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探索在这一连续体中找到二者的合适位置，使党处于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主要发挥“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作用，政府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实行党政合理分工和党政有效统筹的国家治理结构。第二，实验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互补。“分级试验”［23］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持续采用的方式，按此路径可以降低政策试错的成本，但在分权逻辑下产生了制度的碎片化问题；法治主义则在依宪执政和依法治国的轨道上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形成一个协同高效的运行机制来处理全局性问题。［24］二者的结合实现了“立治有体，施治有序”的统一。第三，技术主义与制度主义的结合。新技术应用和新机制的创新是党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信息化技术、网格化管理等治理工具的应用可以显著提高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效能。而党的制度创新能力既是这些创新产生效能的保障，又可以在实践中将技术和机制的应用推向制度化，推动了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治理制度的增量变革。

四、工作优势：以人为本与利益凝聚

密切联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党的领导工作优势的具体体现。毛泽东强调：“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25］（P71）立足于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我们党永葆青春活力和战斗力的重要传家宝。”［16］（P27）对于党的群众路线内涵最经典的表述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其既集中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也集中反映了党的领导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党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使党的一切工作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利益和要求，通过建立敏感的输入机制和有效的反馈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成效由人民衡量为基本遵循，展现出党的领导下汇聚最广泛的利益和形成最大程度的社会共识的运行优势。

（一）全过程人民民主，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渠道扩展和能力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要求“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2］（P9）。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民在民主参与过程的时间序列和履行主权功能的空间范围上“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在国家治理实践中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发挥人民主体地位，将“政党—政府—社会”等多元治理主体纳入一个具有“中心—外围”网状特征的同心圆结构，容纳以党为圆心的最广泛的国家治理主体。在这一结构中党保持着开放性特征。一方面，以制度化的方式吸纳公众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治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调查研究、听证、座谈、协商、网络问政等多种方式了解群众需求，并自觉拜人民为师，向人民群众、专家学者、智库机构等征求意见，将民意民智纳入决策程序中，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依托领导留言板、网上投诉平台、好差评系统、12345 热线等载体，将群众意见作为政策执行评价的重要一环，并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基于此，在党领导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中实现了在“决策—执行—监督”“输入—输出—反馈”的全过程中党与人民的良性互动，在人民性和有效性的结合中增强了党领导人民进行国家治理的合力。

（二）“共容性治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利益融通和行为融洽

中国共产党作为群众性的先锋队政党，具有吸纳多元主体在国家治理中合作共治，并获得社会广泛认同的能力。邓小平在抗日战争环境中提出要特别注重发动群众，“同时，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26］（P58）。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背景下强调：“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2］（P9）党在领导国家治理的过程中不仅要尊重各类治理主体的地位和利益，而且引导各类组织形成合作共识，使党的领导下多元治理主体组成的宏观结构具有了“共容性（Encompassing）”的特点。也就是说，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将绝大多数人口容纳在内，且人民享受的社会福利与国家治理效能直接挂钩，因而所有的治理主体“将有激励为政策和行动做出牺牲，直到达成这样一点，即对整个社会来说更能获得收益”［27］（P62）。从而，党在极强的制度吸纳力下，获得更多主体的价值认同、制度认同和政治认同，形成一种利益协调和整合的治理状态，画出了知识共有、目标共识、决策共商、行为共频和利益共享的最大治理同心圆。

五、整体性治理：“中国之治”最大优势的实践逻辑

党的领导优势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中生成，体现在使命领航与政治保障、结构统合与队伍建构、民主集中与适应治理、以人为本与利益凝聚等方面。党在领导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将自身的先进性、纯洁性、组织性、纪律性、权威性、自主性、群众性、先锋性等组织特性转化为政治引领力和保障力、组织整合力和行动力、制度规范力和创造力、群众吸纳力和领导力，实现国家治理的目标明晰、路线正确、方案精准、方法科学、结构严密、队伍强干、制度权威、主体共识和执行有力。正是党的领导通过长期的价值蓄积与文化建构、组织革新与队伍培养、制度积累与渐进演化、统筹布局与回应互动而形成的领导优势通过全面领导和政治整合等措施破解原国家治理过程中的“负功能”［28］，实现国家治理权威、结构、功能、规则、机制、策略的完善，进而提升执行制度、践行规则、运用机制、应用策略的能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国家治理现代化也会推动政党治理的现代化，进一步提升党的领导优势在治理实践中的作用，因而党的领导优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互为因果的实际关系。

党的领导优势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互为因果关系在实践中体现为嵌入和吸纳互动的结果，一方面通过意识形态嵌入、主体嵌入、制度嵌入与功能嵌入实现党对国家治理的主导与驱动，另一方面通过需求吸纳、精英吸纳、决策吸纳、技术吸纳提升党领导国家治理的能力，即二者存在“主导与嵌入，驱动与互能”的内在关系［29］（P26）。简而言之，这一过程具体表现为整体性治理的运行态势。“整体性治理机制”是对党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运行状态和运行过程的学理化表达［30］，其内涵为：第一，党的领导利益代表的广泛性，能始终保障国家治理坚持公民需求、结果导向，通过系统规划和一以贯之的贯彻落实，统筹推进国家治理全过程全领域，并以施政效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实现党性、人民性和现代性在本质属性上的统一；第二，党的领导组织体系的整体性，能始终保证国家治理的协调联动和力量整合，通过“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组织网络将党的组织嵌入非党组织，通过党管干部原则赋予干部和党员身份合一的属性，实现治理层级间、部门结构间、公私关系间的整合和责任型行政队伍的建构，并根据具体实践调整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实现治理结构系统性、严整性和内聚性的统一；第三，党的领导治理功能的适应性，能始终保证国家治理权威性和创造性的辩证关系，民主集中制作为党与国家机构共同的组织原则，使得党内组织体系和国家制度体系具有同构性和协调性［31］，在“权威—自主”的互动中构建党内外的连锁模式，实现治理功能广泛性、整合性、一致性的统一；第四，党的领导治理行为的协同性，能始终保证国家治理目标与手段的相互增强，通过党的领导实现从决策、执行到监督的链式协同和组织结构间从认知、信息到信任以及行为上的协调，并通过党的领导的技术吸纳和技术创新提高制度执行能力，实现治理过程中的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与主体理性的统一。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基于“整体性治理机制”在领导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全过程中发挥政治、组织、制度和工作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对国家治理的目标引领、组织建构、制度设计和行为塑造，形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和外在表现，进而实现国家治理效能。同时，党的领导优势在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发，即党的现代性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同生共长，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处于绝对的领导地位和发挥核心作用，即为“中国之治”最大优势的内在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