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极化理论探索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引导

苏红云

【摘   要】后真相时代媒体权力失衡，虚假舆论泛滥，群体极化现象日趋复杂。本文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探究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舆论和群体极化之间的关系，群体极化的新特征、原因，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与思考。标签化新闻迎合群众情绪；算法过滤形成信息茧房，增强群体认同；权威传播异化为个人解读，破坏集体记忆。群体与舆论场域互为影响，共同推动极端化。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平衡新闻舆论引导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不能因噎废食，需区分引导与歪曲、利用与滥用，以推进网络群体的理性与理智，通过积极调控为当下“清朗”系列行动等整治指引方向。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群体极化；舆论引导

2016年的“英国脱欧”事件引起网民极大争议，“后真相”一词也入选为牛津字典“2016年年度词语”，将其定义为“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较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用来形容一种畸形的舆论生态。面对高度发达的社交媒体，科技的便利使得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利，“人人都是判官”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新闻的传播场域逐步转向社交平台，新闻生产不再仅仅是专业新闻工作者的领域，人人都有可能制造下一个热点新闻，权力的下放使得新闻传播环境复杂化和失序化。伦敦大学教授威廉·戴维斯指出，传统主流媒体长期以来奉若圭臬的“真相”已经从神坛跌落， 逐渐失去了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真相时代。” [1]

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上的群体极化现象愈发严峻，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转变，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的反转与情绪化和网络群体的盲目对峙与冲突相互影响与互构，使得今天的网络环境愈发复杂。聚焦于此，本文将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探讨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和群体极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群体极化的新特点与变化，以及思考群体和舆论未来的方向和治理策略，引导群体理性讨论，避免极化。

一、群体极化的原因及影响

1961 年，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首先提出了群体极化这一概念，之后凯斯·桑斯坦在《網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中对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2]国内外对群体极化的研究聚焦于群体极化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上。伴随着科技便利和数字化发展，虚拟生活中的网民逐渐构筑起“自我孤岛”和“网络集聚岛”，群体极化逐步呈现出更多样态：情绪宣泄式的舆论声讨、道德审判式的网络暴力、党同伐异式的圈层对抗、线下线上串联的社会运动等诸多样态。[3]而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虚拟环境对受众的情绪和社交心理的影响共同助力群体极化现象的加剧。

（一）群体极化的成因

首先，技术加速群体集聚成为网络群体集聚的基础。互联网弱化人际交往的物理空间领域，让交友集聚打破时空限制，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市场上活跃的App数量有260万款，其中社交类即时通信工具规模高达10.47亿人。[4]庞大的用户群体伴随着海量的信息内容，不断促使数字技术加快信息传播与过滤，让网民快速遇见对同一事物感兴趣的人，同时关注、即时讨论，进而形成群体。平台利用算法迅速识别互联网中的个体，导致彼此加入某一群体，技术成为网络群体构成的加速器。

其次，群体性孤独与情感的盲目宣泄使得网民加入群体，集聚一堂发出一种声音呈现极化现象。数字时代下，雪莉所提的“群体性孤独症候”愈发明显，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的每周上网时长是29.1个小时，相较于2022年2月上涨2.4小时。[5]线下社交时间的减少与网络虚拟生活时长的增加，使得网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愈发空虚和难以真正满足，人们既渴望单独相处又期待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心理学家谢里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仅仅是接触并不足以促进群际关系，一般性接触还经常会加剧对外群体的偏见。[6]由此，渴望沟通的人们在网络语境下更加沉迷于网络“界面社会”进行讨论与交流，而身处“情感共同体”中的网民，对碎片化的世界理解浅表化、感性化、盲目化。

（二）群体极化的影响

当个体进入群体之后，自我独立思考能力下降，逐渐被群体强观点裹挟，变成失去理智的群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意见领袖转发并表明立场，网民群体围观并选择立场，相同的意见抱团集结，经过情绪刺激、共鸣传染形成“一边倒”的群体，表达强势意见。[7]群体因此被赋予更多的符号意义，蕴含了更大的能量价值。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变化，不可控性增强，群体在互联网时代下愈发对立与分化。“狂热追捧”和“千夫所指”的反向共生[8]，使得本该包容的网络世界成为对立矛盾群体滋生的寄生地。

二、后真相时代的新闻舆论与群体极化之间的联系

“后真相”从字面拆解开来分为“后”与“真相”。对于真相的探究，不论是新闻领域、历史领域，亦或者政治、哲学、社会领域都由来已久。真相和现实之间羁绊颇深，真相依赖于现实但不等同于现实。“所有的真相在现实中都有自己的‘真相制造者’”，每一个真相都要以（且必须以）某一个具体的事实为基础，这个事实也必须是现实的一个方面。[9]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曾深入探讨真相的多元认识，提出“真相更像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真实花园，其中有些特征将持续永恒，有些品质则会随着时间交替成长、改变与消亡”的隐喻。[10]简言之，可以把真相定义为是现实的某个面向的客观与共识呈现，而“后”置于“真相”之前，实则将真相本体后置，使得“后真相”更具有想象色彩。一部分学者认为“后真相”就是没有真相的“真相”，一部分人认为“后真相”是渐行渐远的衰弱的“真相”。本文聚焦舆论报道失真引发的后真相时代，真假难辨的信息和舆论不断传播与衍化。

当舆论环境与社交媒体高度重合，网民媒介素养的高低差异使得对新闻真伪的辨别难度加大。此外，商业利益和“眼球经济”的共谋下，新闻报道不断从过去的客观事实报道转向奇观故事讲述。与此同时，少数新闻从业者不断降低职业道德底线，自媒体为换取更高流量，二者有时会合谋制作标签化、感性的点击欲新闻。平台对内容不加甄别地传播，导致传统媒体时代的严肃新闻正在不断被消解，严肃深入报道持续被轻浮娱乐内容取代。

后真相时代下，新闻舆论场情况更加复杂，当下新闻传播舆论的变化和群体极化行为之间呈双向互构性。2023年8月10日，抖音用户“灰灰不会”发布视频“男子要女孩微信被拒后对其爸爸动手”。视频发布后，在各平台转发，引起网络热议。两天后，警方调查核实该事件是网友为博眼球而杜撰的。约110家媒体转发此次反转，阅读量和互动量分别达到3.6亿、15.4万，群体宣泄的矛头直指造谣者。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网民群体隔岸观火，推波助澜，形成“情感极化”。盲目的群体遇上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舆论，网络空间的治理难度增加。

（一）群体与新闻生产者相互妥协，媚俗标签背后是“情绪宣泄”的娱乐

新媒体时代改变了新闻传播的生态，改变了话语表达方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11]在传统媒体、智能媒体融合协作的今天，新闻的报道结构、语言方式等传统传播模式面临冲击。

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中渐渐习惯被“强冲击力”的新闻包裹，更依赖算法过滤，思考能力弱化，一味追求极端和碎片化内容。系列限定词语使得网民群体陷入无限的狂欢遐想，而这背后，是对复杂背景的删除与简化。用户注意又“反哺”媒体，少数新闻生产者也热衷迎合受众口味，提供符合预期的“真相”，制造出更多低质量刺激性信息，形成恶性循环。真相被不断肢解难以窥其全貌，只会促使极化的产生。

（二）算法为群体助力，信息分发背后的逻辑是“流量至上”

算法的不断升级带来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为网民形塑出舒适区。信息的智能分发使得信息从过去的“被动到受众”到如今“主动找受众”，内在逻辑的变化是从“传者至上”到“受众至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个性化推荐机制的普遍使用，这种以迎合和强化用户兴趣的技术、工具的不断衍化与传播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商业数据的最大化开发与利用。

处于内容舒适区的用户形成内容消费的闭环，帮助平台获取用户黏性产生流量，然后平台设置不同社群或者玩法，最终商家向相应的群体精准投放广告，显示了商业利益高于新闻价值的原则。技术越进步，自由度与包容度越提升，媒介内容针对特定群体就不断细分。通过算法加剧群体极化的速度，社区的现代性症候加之信息空间的“巴尔干化”，共同构成了社区实体与虚拟空间的双重结构分化，容易将线上不良情绪快速转化至线下形成具体行动，有时会酿成群体事件。[12]长此以往，平台助力推动舆情极化，舆情刺激群体情感极化，最终加速群体走向极化。

（三）权威与真相互相消解，信息反转背后是群体重构传播生态

在媒体融合时代，新闻传播呈现多向和快速蔓延的特点。大众媒体的信息迅速穿越公共空间进入社交媒体私人场域，通过用户的转发、评论等互动方式产生指数式爆炸式增长。信息从专业新闻工作者控制的生产场域，进入广大用户参与的传播场域即社交话语场。从大众传播到自发的人际传播，从权威到个人，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朝着私域社群进发，人们处在信息过载的拟态环境中。

过去，互联网平台把资讯内容链接在一起重构传播媒介生态；现在，用户群体利用媒介的机制，调动信息进行资源重组并重塑传播生态。在多轮快速转发后，信息内容已经脱离原初的语境和意图，进入多个人解读的场域。这种用户自主编码解码的过程中，信息自身意义往往会发生反转，传播生态将呈现新的特征。断裂语境的信息在高速传播中导致受众对事件的认知碎片化；信息过载而缺乏把关，受众与传播信息之间的互动必将消灭“确定性的新闻内容”。如此，群体沦为数字时代的民工。

三、后真相时代群体极化的特征与变化

在后真相网络舆论不断反转的情境下，情绪占据主导地位，而网络世界的ID匿名性和焦点关注的地方性也使得群体极化的特征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隐身与匿名性

现实世界的群体形成激烈情绪的表达，需要在场和身体参与，当对峙时，心理会呈现出紧张和恐惧等情绪，身体会伴随颤抖或者紧绷等表征，线下群体集聚与极化难度较大也就理所當然的。而互联网世界的匿名性与身体不在场，会降低成员的生理和心理难度，加速了群体形成。互联网中网民通过ID来标识自己的存在而隐匿真实的身份信息，网民可以在网络平台进行比线下生活更为饱满的情绪表达。互联网的自由度与包容度使得更多个体的情绪表达更为放松与夸张。当突发公共事件到来时，散落的隐身个体抱在一起生成新的匿名群体，有可能是“某某粉丝”，也有可能是“某某拥护者”。面具的伪装下，群体走向极化，发出更为激烈的声音。

（二）突发事件和地方性

在突发事件的触发点上，网络话题表现出一个能量从孕育到突然释放的过程， 引起了网络话题的突然膨胀， 打破了网络话题的和谐性、稳定性、平衡性， 表现出跳跃性或突变性特征。[13]突发事件的发生与网民距离的远近程度会影响网民的关注度。当事件的中心距离与网民越近时，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就会大大增加，尤其以事件发生地的网民发声和表达更多，反之，距离较远的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就会降低。“同城推荐”“本地关注”等平台设置更加助推形成网络群体中的在地群体走向极化。

（三）道德审判与情绪性

除了距离因素外，道德审判及带来的情绪极化表达也是群体极化的重要原因。道德审判是个人通过对公序良俗的认知来进行判断的行为。从宏观来说，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的公民的道德体系大致相同，但个体又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以至于在网络空间中进行道德审判时，不同网民与群体之间由于道德标准不同甚至产生对立性和对抗行为，且因网络空间表达的极简化和非理性使得群体更容易极化。有研究证明，道德情绪（涉及愤怒或厌恶等）的表达有可能像病毒一样传播，容易刺激群体，激发更多的用户参与。[14]后真相时代舆论真相扑朔迷离，网民心中的朴素正义易被点燃与裹挟，拿起放大镜以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对事件或当事人进行批判。而群体的道德认同与点赞等支持行为加剧了群体情绪表达与极化。

四、后真相时代关于群体极化的应对与思考

极化的异质群体在一起往往会产生极端的情感，易形成网络谣言和网络暴力，对构建和谐的网络环境带来较大的风险和压力。而新闻作为大众精神文化产品，致力于消除大众认知的不确定性，塑造集体认知，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规范群体行为的社会责任，对社会文化传播有着深远影响。从舆论角度去寻求解决群体极化之道虽然不是万全之策，却是一条相对容易和可行之道。

（一）积极设置议题，塑造集体记忆，降低群体之间的沟通难度

新闻记录了国计民生的发展变迁，传递大小民情和社会情感，反映时代的特征与变化，是大众的“良心发言人”。哈布瓦赫最早明确提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15]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今天的传播场景下更显重要。面对信息泛滥，议程设置直接影响公众关注的议题。要善用多平台媒体形成同频共振。利用智能媒体的大数据导向和技术便利协同媒体矩阵，主动培育集体记忆，凝聚价值共识，降低群体之间沟通的难度，是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的壁垒的有效途径。塑造集体记忆需增强理性思考，避免情绪极化倾向。

（二）合力监管把关，抑制谣言传播，打造清朗文明的精神家园

进行新闻引导，相关部门需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传播、监管的过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办事。完善媒体行业的监管机制，做到每一个走向大众的新闻都经过把关，确保信息的真实、可信，减少虚假新闻的流出与传播；在转发评论时，倡导谨慎用词，了解清楚事实真相，客观对待新闻，引导正确舆论方向，及时对虚假新闻加以抨击，提高媒体的公信力，打造和谐清朗的网络环境，降低群体情绪宣泄又反转的频率。

此外，制定禁止传播谣言的法律法规，赋予管理部门处罚权；平台应加大虚假信息监测力度，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过滤谣言；政府部门严查转发谣言账户，对故意传播者进行处罚；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网民监督举报虚假信息。新闻传播本质上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以及社会现象的反映，优化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引导作用，提高舆论监督在信息传播环境下的重要性。[16]做好顶层设计，建立起科学高效的监管机制。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情绪或利益出发，如此则能净化网络环境。

（三）教育引领网民提升媒介素养，理性甄别信息与群体

网络传播语境呈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特征。[17]以往的线性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受众获得传播权利的同时也应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建立理性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摆脱算法的束缚和群体的压力，培养社交媒体时代“超级把关人”能力，兼顾个体的自由表达和社会的意识维护。

我国网民规模大，40岁以下占比52.5%，20岁以下占比为17.7%，青少年学生占有很大比重。一方面，学校应提升媒介素养教育，开设相关课程并组织讲座，提升学生网民群体识别虚假信息，培养其媒介独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意见领袖的引导，对其言论多层审查和实行实名制约束，可以设置一些示范账号，发布辟谣类信息，使用积极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引导网民进行理性、理智的网络讨论。

群体极化作为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样态，难以细化与完全肢解加以利用。我们必须积极作为，在新闻监管、公众教育、舆论引导等方面持续努力，推动网络环境的和谐，实现舆论场域、科技因素与群体之间的动态平衡，逐步探索符合国情的网络空间治理之道。■

注释：

[1]Davis， W. （Aug.24， 2016） .The age of post-truth politics.New York Times.Retrived from https：//www.nytimes.com/2016/08/24/opinion/campaign-stops/the-age-of-post-truth-politics.html.

[2]凯斯·H·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7.

[3][7]许建萍.青年群体极化的网络样态及其生成逻辑、引导进路[J].思想教育研究，2022（04）.

[4][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OL].[2023-08-28].https：//www.cnnic.net.cn/n4/2023

/0828/c88-10829.html.

[6]Sherif M.，Harvey O.J.，White B.J.，Hood W.R.Sherif，C.W.Jntergroup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The Robbers Cave Experiment.

[8]劉社欣，唐时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引领：群体极化的破解之道[J].理论导刊，2023（05）：116-122.

[9]Nicholas Rescher.Reality and Its Appearance. 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0：29-30.

[10]Julian Baggini.A Short History of Truth：Consolations for a Post-truth World.London：Quercus.2017.p.188．

[1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12]刘建明，张琰.数字区隔与邻里分化：社区信息空间“巴尔干化”及其治理[J].东岳论丛，2023，44（09）：67-77+191.

[13]谌南 等.基于尖点突变的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状态的研究[J].电子政务，2012（12）.

[14]杨洸，邹艳雪.数字媒体与情感极化：表征、成因与对策[J].新闻界，2023（10）.

[15]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6]曹群.新闻传播中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分析——评《突发事件舆论引导策略：政府媒体危机公关案例回放与点评》[J].中国教育学刊，2021（12）：129

[17]张爱军，梁赛.网络群体极化的负面影响和规避措施[J].学术界，2019（04）：75-8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责编：刘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