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辈关系如何影响头像展演

刘远军　刘华洋

【摘   要】头像作为社交媒体时代展演自我的重要工具，在线上交流过程中会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和干预。本文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对18岁至25岁之间有过头像展演行为的15位微信用户进行深度访谈，根据符号互动理论探究其受朋辈关系影响发生的具体过程，以及青年群体在碰撞交流中如何重构自我意识并维系情感关联。

【关键词】朋辈关系；头像展演；符号互动论；自我意识；情感

费孝通分析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特征时，将中国的社会结构概括为差序格局，这种格局既包含有縱向等级化的“序”，也包含了横向以自我为中心的“差”。[1]目前学术界将这一概念从整个社会组织的层面转变为人际关系的层面，以此来形容当代个体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序”映射在人际交往中是尊卑有序的代际关系，“差”则涵盖了亲疏远近的朋辈关系，即朋友关系和同辈关系的合称。由于没有年龄差距的限制，朋辈之间可以实现频繁的交流与互动。[2]对于青年群体来说，自我意识正逐渐确立，朋辈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自我的形成与发展。

米德指出自我并非与生俱来，而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在社会经验与互动中产生的。[3]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身体的缺席为聊天双方提供了更多的表达和想象空间，头像成为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我的重要工具，头像展演行为在朋辈间的互动中通过不断重构用户自我意识而受到影响。大多数用户潜意识里对于展演头像的自由度抱有较为自信的态度，目的是为了维持“自以为是”的主我和塑造朋辈眼中的“完美”客我。青年群体在展演头像时通常会选择与朋辈进行积极的协商与沟通，并且在互动最后阶段作出很大程度的让步。因此，本文探讨的是青年群体的朋辈关系如何影响其在微信社交平台上的头像展演行为。

一、文献综述

（一）朋辈关系与自我

朋辈关系是社会学、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经常探讨的主题，但是目前学界大多把朋辈关系的研究重点放在未成年人或青少年群体身上，很少把目光聚焦在处于成年期的青年群体（本文主要指在校大学生以及毕业未满三年的高校毕业生）。成年期是一个深刻发展变化的时期，处于这一阶段的年轻人需要建立个性化的身份，以帮助他们应对走向成年的道路上所面临的挑战。在此阶段，许多成年人开始离开父母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样通常会导致他们更多地转向将同龄人作为依恋对象，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同时在与父母的关系中建立自主性。

传统的符号互动论主张“自我概念”或“自我”和身份看作人际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并且认为自我意识是影响人们行为的重要因素。米德认为“自我”是一种社会结构，是从社会经验和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主我”与“客我”相对立且统一的综合体，具有将自身视为其对象的“反身性”特征。米德所论述的自我意识体现了个体的交互主体性，是“外向的互动沟通和内向的主我、客我对话的双向发展过程”。

（二）社交媒体头像

关于社交媒体头像的使用行为，已经有不少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并通过头像对用户的性别、关系、自我等话题展开详细的探讨。Procter， L认为随着网络自我作为一种文化范式的强化，身份建构越来越多地通过公共数字身份进行，角色和头像的实践/表演提供了一个镜头，通过这个镜头可以理解个人在虚拟世界中的展示之间的联系。依赖头像作为一种工具，或作为一种扩展的、非同寻常的自我的必要性，增加了用户沉浸式的、准社会的自我存在，使关系更加共生。[4]戴颖洁关注的是在微信头像 “编码” 和 “解码” 过程中存在怎样的代际互动生态， 以及这一互动过程是如何发生作用的，探讨了费孝通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中“序”对头像使用的影响，目前对于差序格局中“差”影响头像使用行为的研究还存在缺席。本研究将从这个角度出发去探讨在朋辈关系的影响下，青年群体自我意识的发展从而影响到展演头像这一主题。

二、研究方法

（一）深度访谈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 主要通过滚雪球的方式选择与确定研究对象，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以及文本分析等方法展开研究，以期尽可能更多地获取关于用户头像展演行为以及与其朋辈互动的资料内容。本研究采访的时间跨度近半年，最终选取了15位在研究年龄范围内的微信用户为采访对象，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方式主要通过面对面谈话、微信语音或者电话聊天，每次访谈时间均在40分钟以上，在获得受访者同意之后，笔者将录音全部转换为文字，将得到的访谈内容进行编码与分析处理。出于对受访者的隐私保护考虑，本次访谈均对受访者进行匿名处理。受访者概况见表1。

（二）网络民族志

在进行深度访谈的同时，研究者还采用网络民族志方法，有目的地在豆瓣小组“一天一个头像我最靓”中进行参与式观察，利用豆瓣开放性平台的便利性特质，观察自然状况下豆瓣小组成员对头像的更换与选择行为，在观察中获取可供研究的内容。

三、朋辈互动对头像展演行为的影响过程

米德强调，社会心理学的重点工作是研究个人行动背后的认知能力演变过程，以“自我”为例，探讨人们行动中出现的问题。“主我”被定义为一个对别人的反应，它是一种冲力性的行动，而“客我”则更加强调个人的社会性特点，即个人通常采用别人对自己的态度、评价和角色期待而在社交中做出行动。“角色采择”理论指出，行动起于主体，受控于客体，后者向前者提供反射，前者对后者做出反应，这种互动是通过“对话”的方式得以呈现的，它既体现了个人的自我意识，也体现了个人的社会性特点，使个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人的要求和行为，更好地实现自身目标。[5]自我的形成是主我与客我的相互作用。

头像是一种具有深刻含义的自我表达方式，它不仅可以将个人形象可视化，还能够传达出个性、品质等重要信息，是用户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头像作为用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种重要表演工具，不仅可以帮助用户表达情感、传递信息，辅助用户树立在他人眼中的第一印象以及影响后续的交往，它与用户自我之间也存在某种关联，互动的结果是通过自我意识的不断发展与重构而实现对头像展演行为的影响。朋辈关系作为青年群体差序格局中的重要一环，用户在展演头像时会受制于其朋辈所带来的压力，在反复的互动交流中不断调整自己的头像，头像作为自我意识的一种映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

（一）主我的体现——我的头像我做主

相比于现实世界中对自身形象的控制，网络空间的操控更加便捷，因此被称为“身份的展演室”。[6]微信平台上的头像展演就如同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穿衣打扮一般，都属于个人自身的形象管理，呈现出自己想要向他人展示的一面，这是用户展演头像时的出发点。根据访谈发现，用户选择头像就像平时选购衣服一样，抛开其他因素暂且不谈，美观与匹配度是用户在挑选头像时的第一要素。

S14：“我在选择头像的时候有想过用一些另类的图片，但是没有实践过。我想尝试是因为有些图片很个性也很张扬，但是这种头像和我本人平时的风格并没有那么匹配。”

头像展演相较于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塑造和管理具有更大的可操控性和决定权。绝大多数受访者均表示自己在头像变更与选择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挑选头像与换头像的初衷和动机一般很少受到周围人的影响与干扰。

“换头像是自己的事情，在此之前没有必要询问，如果他们对我的换头像这个行为产生一些看法，我并不会受到他们的太大的影响，但要是同一个课题组的同学问起来还是很乐意和他们交流。”（S1）

追求美观的同时，适配度也是在头像展演过程中相当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是在互动前主我意识的强烈体现。

（二）客我的融入——不被自身定义的头像

Newhagen等人断言，互动水平的上升和下降取决于人们的感知，而Schneiderman认为，互动水平只有通过改变技术属性才能波动。[7]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使得朋辈关系不再轻易受地理距离的影响，方便快捷的沟通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双方的交流互动，拉近了彼此的心理距离，并更加注重维护亲密关系。关于人际关系的亲疏划分，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明确地给出了强关联和弱关联的概念，强关联指的是那些联系频繁密切、直接的关系，而弱关联则指的是那些联系少、间接的关系，这种强弱关系对人的影响程度体现在具体交往中。[8]青年群体中的朋辈关系属于其在人际网络中的强关联，在强关联中根据亲密度又可以划分出影响程度不同的关系。青年群体对于亲密程度较高的朋辈会倾向于频繁地互动，更加卖力地扮演相对应的角色，以努力维护建立的紧密联系。

“不经常换头像是因为懒得找图片，要是周围的好朋友给我推荐好看的并且适合我的会换上，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在她心目中适合我的头像是怎样的，我还是比较相信我朋友的眼光。”（S8）

在与朋辈的不断交流磨合中，青年群体聆听并接受采纳他人的意见，有时甚至会主动寻求朋辈对自己头像的看法，用户在一开始秉持的主我意识慢慢和接触到的客我相互碰撞，尤其是当自身的想法遭到对方的反对或者不理解后，起初的自我意识便逐渐瓦解。

S15提到：“我本人风格不是可爱的类型，但我选择的头像都蛮可爱的，有朋友问起来的时候就会感到些许不自在，也会重新考虑这个头像是不是合适自己，是不是符合我在她们心目中的形象，需不需要换一下，以后换头像的时候就比较注意这个问题。”

米德认为，人类的交流源于无意识的动作，当人类认为“他者”可以引发他们的反应时，这个动作就变成了符号，这些有意义的符号传送和接收都建立在一种共识的平台基础之上，接收者能够理解发出者传送的文字后面所表示的意思，而发出者也能够联想到接收者的回应，从而形成一种共识的空间，以便他们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而个体在不断地了解“他者”的想法，并根据它们做出相应的调整后，将“他者”传递的信息内在化，最终成为一个社会性的成熟自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基于头像展演行为的互动就是在一次次双方的“拉扯”过程中变成了一种朋辈之间具有特殊意义的交流方式，青年群体利用头像这一“符号”来进行社交，不断吸纳朋辈口中的意见，了解他们眼中的客我，以便更加顺利地完成下一次互动。

（三）自我的重构——为伊需把头像换

库利和米德都指出，人类社会的互动和交往是“自我”形成的关键环节，而“自我”的形成则是依靠互动过程中通过他人对自己评价的想象而产生的，“主我”和“客我”需要共同“协作”。头像符号具有社交特性，不同类型的头像对人际交往的作用方式不尽相同，并且在现实的社会互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和干扰。[9]青年群体在展演头像时会优先考虑主我，后期在与朋辈的交往过程中会逐渐渗入客我意识，所以他们在展演头像时往往会优先考虑到与自己建立亲密往来的朋辈关系。本文探讨的朋辈关系主要囊括青年群体的情侣关系和好友关系，其中情侣关系属于朋辈关系中的强连接，对于青年群体的头像展演行为有着最为直接且强烈的影响。

CNET曾对情侣在Facebook上的使用情况进行过调查，结果显示超过1/3的人在恋爱后会立即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自己的状态，以表达他们的爱意。[10]社交平台是情侣展示情感状态、沟通双方情感的重要渠道，头像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访谈发现，情侣关系可以直接强烈地影响到展演头像行为，并且在具体的影响过程中“尊重”和“沟通”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

“谈恋爱后可能会要求对方使用情侣头像，但还是以尊重对方的意见为前提。”（S1）“谈恋爱遇到好看的情侣头像会考虑使用，要是对方不愿意的话，想去了解他的想法，比较看重不愿意的原因。如果是因为头像不好看的话不会强迫，如果是其他原因的话愿意主动沟通。”（S4）

伴随微信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开始出现社交媒体局部功能“倦怠”现象。现状表明，社交媒体的广泛化导致了社交疲惫和人际情感疏离，朋友圈缺少安全感和信任度，很多使用者不敢在圈内发布信息，更不会轻易倾诉情感。因此，社交网络用户便倾向于通过展演頭像来实现自己的情感表达需求，这种更加含蓄的方式取代了朋友圈的部分功能。[11]通过展演头像来呈现生活状态不像朋友圈直接“炫”那般高调，使用情侣头像暗示自己脱单就比发朋友圈低调，同时也能够避免因公开展示而带来的过度暴露隐私，所以主动提出或顺应对方使用情侣头像不仅是一种适度的公开秀恩爱方式，加深彼此在心目中的完美伴侣形象，也是促进双方亲密关系的一种手段。

S12：“在选择情侣头像时会找与对方关注的交叉点，尽量让双方达成一致，如果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头像也会配合对方去用，毕竟不想因为这种小事给我们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根据访谈发现朋辈关系中的亲密度是决定影响头像展演程度的关键因素，好友（主要包括闺蜜和哥们）是朋辈关系中是继情侣以外亲密度靠前，在很大程度上对青年群体的头像展演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Fabri和Moore发现，在线聊天的用户反映了彼此通过头像表达的情感。因此，体验信息可能会促进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激烈的情感交流，甚至比短暂的情感表达交流更为重要。在社交媒体中，一个人的离线社交和情感生活与在线领域融合在一起。[12]所以，与其说青年群体是在为维持线下已建立的朋辈关系而对头像展演做出让步，不如说是为了维系在社交关系背后千丝万缕的情感联系而付出的努力与“牺牲”。青年群体在多次的“曲意逢迎”中逐渐褪去了最初的自我意识，并最终形成一个被“朋辈化”的自我。

四、结语

微信头像作为社交平台中用户展演自我最为直观的道具，不仅展现着用户想要在社交媒体平台中塑造的形象，同时还会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而产生相应变化，在青年群体与朋辈的交往互动中，已经延伸成为一种独特的交流符号。青年群体对于自身头像选择与使用具有充足的自信与把握，然而这种自信却在与朋辈的持续“拉扯”中不断被瓦解，尤其发生在具有强连接的情侣互动中。朋辈之间的交流不像代际互动那样“不平等”的博弈，但青年群体会根据其朋辈的亲疏程度，为巩固已建立的人际关系而做出一定的妥协，这背后是青年群体更加看重自己在他者心中塑造的形象以及彼此双方之间的情感联系。

过去，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约束着人们的交往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个体的独立性愈发强烈，在当下，差序格局对人们的束缚显然没有以往那么严重，但是根深蒂固的差序格局意识早已耳濡目染、代代相传，根植在当代人际关系交往规则之中，继续制约着人们的交流互动，出生于Z世代的青年群体也没能够彻底摆脱差序格局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已经不仅是作为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一个概念，也可以去解释更加微观具体的个人行为。在将来，此概念的丰富内涵与深意需要我们继续探索发现。

注释：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观察社，1947.

[2]李晓纯，秦晓菲，尹然，姬登科，史湘琳.高职学生朋辈关系调查与分析[J].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上旬刊），2017（01）：101-102.

[3]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 赵月瑟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34.

[4]Procter， L. （2021）. I Am/We Are： Exploring the Online Self-Avatar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45（1），45-64.

[5]张瑜.符号互动论中的自我与传播研究[J].中国报业，2021（02）：126-128.

[6]董晨宇，段采薏.传播技术如何改变亲密关系——社交媒体时代的爱情[J].新闻与写作，2018（11）：48-52.

[7]Kiousis， S. （2002）. Interactivity： a concept explication. New media & society， 4（3）， 355-383.

[8]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94.

[9]杨思远，吕奕骅，王大庆.自我意识的生成与异化机制——基于库利与米德的符号互动论[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2020，20（06）：93-97.

[10]吕君怡，郑保章.社交媒体使用对情侣亲密关系之影响研究[J].海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20，21（04）：76-83.

[11]曹高辉，巩洪村，梅潇.社交媒体用户自我呈现变更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头像更换为例[J].情报科学，2020，38（06）：44-52.

[12]Vasalou， A.， Joinson， A.， Banziger， T.， Goldie， P.， & Pitt， J. （2008）. Avatars in social media： Balancing accuracy， playfulness and embodied messag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Computer Studies， 66（11）， 801-811.

（作者：劉远军，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刘华洋，重庆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编：刘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