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现状与优化研究

王天昕

【摘   要】文化符号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在当前数字化传播的背景之下，少数民族的文化符号传播面临着新机遇。借助数字传播手段，可以帮助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焕发出新生机。本文通过选取彝族火把节这一极具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分析当前彝族火把节的受众认知度和相关内容数字传播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的措施，为做好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提供一些共通的方法论。

【关键词】数字传播；文化符号；火把节；优化

一、背景

（一）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表现不佳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各个民族共享共有的精神财富。数字传播时代到来，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传播方式上未能及时跟上时代步伐，传统传播方式的时效短板愈加凸显，加之传播内容较为单一，无法让少数民族地区之外的受众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进行全方位的了解，导致其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和发展陷入艰难境地[1]。

（二）数字传播时代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传播迎来新机遇

数字传播时代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播带来了不小的挑戰，但同时蕴含着机遇。数字时代的文化符号传播不是简单地对传统的传播手段进行复制和重组，而是要结合文化符号的特点和现状，针对当前不同的受众群体进行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全面再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 、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顺应数字化传播时代特点，优化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方式方法，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数字传播效果，可以扩大其认知度和认同感，让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在新时代焕发出生机。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当前的数字传播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优化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效果的方法，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研究

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是少数民族人民实践成果和精神世界的集中体现和象征。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座谈会议上提出“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2]。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增进各民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新时代背景下民族工作的重要课题。当前，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如何突出各民族共享共有的民族文化符号进行了诸多研究和探讨，整体来看主要分为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两个取向。

个案研究主要针对具体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研究其传播现状、文化内涵及时代意义等。如熊晓庆研究了广西壮族的绣球文化符号，认为其是广西重要的民族文化资本，在区域民族文化认同构建中具有重要的意义[3]；金姚等人着眼于粤剧这一民族文化符号进行研究，认为其是进一步铸牢粤港澳大湾区“共同体意识”的有效途径[4]；赵楠等人以拉祜族文化符号以电视、报纸、短视频等媒介的传播情况为研究对象，反思了民族文化符号在传播过程中的低俗化、娱乐化、同质化问题[5]；杨建军等人以藏族弓箭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法和逻辑分析，挖掘藏族弓箭文化价值，认为其能够加强各个民族的交往、交流和交融[6]。

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整体状况研究方面，杜冰等分析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审美特征[7]；罗彬彬着眼于现代民族文化符号的淡化与消亡进行研究，并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提出了多种策略[8]；马慧兰等从象征作用、凝聚作用、传播作用三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符号的内涵价值，提出要充分发挥文化符号在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9]；刘莉则从全球视角出发，指出民族文化符号正受到西方文化符号的强烈冲击，必须有意识地生成、强化并且传递好本民族的文化符号[10]。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针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整体状况的研究主要涉及审美内涵、价值效用、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方面，并且近年来由于西方文化符号的冲击，对于如何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

（二）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研究

回顾传播的发展史，人类文化的传播模式经历了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数字传播四大阶段的变迁。时至今日，在网络媒体普及率不断提高的背景之下，当代人无疑已经全面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网络媒体逐渐成为人们日常开展传播活动的界面。在这种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数字传播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按照传播学奠基人之一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研究进行梳理，可以发现学界目前已经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传者角度，李虹等人认为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传播中，传者应当承担起挖掘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努力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的现代适应性，促进少数民族文化增值的时代责任[11]；贺明瑶认为在数字化传播的背景之下，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应该积极适应传受关系的变化，积极和受众进行互动，增强受众对于传播内容的黏性[12]。

在传播内容层面，黄孟卉基于新媒体背景对醉翁亭文化符号的传播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通过交互设计、场景还原和内涵注入等方式积极重构醉翁亭文化的数字传播内容以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13]。凌宇等人认为可以通过微短视频创新传播西柏坡文化，提升西柏坡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力[14]；米忠美认为移动短视频的趣味性、强交互性和简便性等特点对以梁山彝族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既有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传播内容创新模式[15]。

在媒介层面，韩东晨针对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艺术符号数字传播推广较为薄弱的状况，认为要从内容和交互两个方面建设好数字化传播平台[16]；杜晓杰着眼于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为少数民族曲艺融合对接不同媒介的特点提出了对策建议[17]；周钰彤针对香云纱文化进行研究，认为国家在推动该文化符号的传承与保护的时候，需要结合现代网络媒体建立非遗数字化传播平台[18]。

在受众和效果层面，朱羿玲等人基于技术接受和使用统一理论模型构建了青年用户非遗数字传播中的采纳行为影响因素模型，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出绩效期望、易用期望等因素会正向影响青年用户接受和采納非遗数字传播内容的意愿[19]；郭会娟等人基于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现状，研究提出用户体验是影响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的关键因素，并构建出了非遗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用户体验的三个维度[20]。通过文献分析可以看出，传者改变、内容创新、媒介搭建、受众研究、效果评估等各个方面在当下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领域都有深挖的价值。数字化传播时代为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传播的各个方面都带来了诸多影响，同时带来了新的机遇。对这种变化进行积极地探讨和研究，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和创新性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研究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内容

1．彝族火把节认知度以及传播内容现状研究

火把节是彝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被称为“东方的狂欢节”，在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文化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2006年5月20日，彝族火把节就已经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故本文选择以彝族火把节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为研究对象，以期得出一些可推广的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从起源、庆祝形式、文化内涵三个方面来度量被调查者对于彝族火把节这一文化符号的认知程度，为后续讨论彝族火把节相关内容数字传播问题打下基础。

同时，当前数字媒体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了解信息、传播内容的主要渠道，因此有必要了解彝族火把节相关内容数字传播的现状，以提出针对性的优化措施。本研究通过平台、内容、频率等方面对当前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的现状进行评估，从这几个角度编制问卷并收集数据对现状进行分析。

2．提高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效果的对策

基于上述研究的成果，结合不同数字媒体传播形式的特征，从政策引导、内容优化、平台搭建等方面提出提高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效果的对策，为提升彝族火把节的影响力和认知度，乃至其他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的效果提升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研究方法

1．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是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通过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来描述现实中的现象是什么样、其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并从中探究现象的特殊性或者发现一般规律，来拓展理论或指导实践。本研究以彝族火把节为典型案例，研究其数字传播的现状和优化路径，以求能从中提炼出通用性的方法论，为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整体数字传播效果提供有效的对策和建议。

2．问卷调查法

问卷调查法是社会调查中被广泛使用的一种方法，这种调查方法可以通过一定的设计和规划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量化，然后通过社会调查搜集到可靠的资料。本研究通过编制调查问卷，收集数据，来评估目前受众对于彝族火把节的认知程度和当前彝族火把节相关内容数字传播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目前彝族火把节相关内容数字传播所存在的问题。

四、研究结论

（一）样本信息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问卷的制作与发布，发放渠道主要为微信、QQ等即时通讯软件。在样本的选择上覆盖了青年到老年群体，并且有意向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有彝族分布省份的人群发放了问卷。去除填写时间过短和大部分题项的答案均一样的无效问卷之后，最终收集到有效问卷222份。样本的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二）彝族火把节认知现状分析

问卷主要从对彝族火把节的起源、庆祝形式与文化内涵三个方面的认知来评估被测者对于彝族火把节的认知程度。样本对于彝族火把节起源的认知程度处在一点都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非常了解水平的人群占比分别为12.78%/39.65%/33.04%/11.89%/2.64%，认知程度均分为2.50（满分为5分）。

样本对于彝族火把节庆祝形式的认知程度处在一点都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非常了解水平的人群占比分别为10.57%/ 33.92%/ 36.21% /15.86% /3.52%，认知程度均分为2.66（满分为5分）。

样本对于彝族火把节文化内涵的认知程度处在一点都不了解/不太了解/一般/比较了解/非常了解水平的人群占比分别为13.22%/40.53%/30.84%/12.78%/2.64%，认知程度均分为2.49（满分为5分）。

位于彝族主要分布省份（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的人群和不位于彝族主要分布省份的人群对于彝族火把节认知程度的均分如表2所示。

从整体来看，目前受众对于彝族火把节的认知水平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对彝族火把节的起源、庆祝形式、文化内涵不太了解以及完全不了解的人占到一半以上，了解程度较高的人不到20%。而从地域来看，由于处于彝族主要分布地区的受众可以更为便捷地接触到火把节的相关活动和信息，因此这些人群对于火把节的认知水平比不位于彝族分布主要地区的人群要高，尤其在对火把节庆祝形式的认知程度上，均分差距达到了1.09分，可见彝族火把节这一文化符号的跨地域传播仍然做得不够，需要结合数字媒体的连接性、便利性和快速性，建设能够覆盖更大范围的数字传播体系，弥合不同地域人群对于该文化符号的认知鸿沟。

（三）彝族火把节相关内容数字传播现状分析

根据问卷结果，74.01%的人都没有线下体验过火把节，因此需要更为有效的传播方式让火把节这一文化符号走出当地。

对于火把节的了解渠道情况如图1所示，主要的三个了解渠道为社交媒体、视频软件、报纸杂志，数字媒体在了解渠道中占了大部分。

受众在数字媒体平台看到彝族火把节相关内容的频次统计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受众在线上数字媒体平台看到火把节相关的数字传播内容的频次较低，即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内容的受众触达度较低。

受众对于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相关内容数量充分程度的看法如图3所示。近60%的受众认为彝族火把节相关数字传播的内容是不够的。

通过以上问卷结果可以看出，目前受众了解彝族火把节最为主要的形式还是通过数字媒体，但是目前彝族火把节相关的数字传播内容数量明显不足，受众触达率较低，难以达到让受众了解火把节的目的。彝族火把节这一重要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数字传播亟待优化。

五、优化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的措施

彝族火把节这一在民族之林中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其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同样具有代表性。因此根据前文问卷分析得出的结果，对彝族火把节数字传播提出的一些优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优化有借鉴意义。

（一）挖掘文化内涵，重构内容编排

根据表2的结果可知，彝族聚居地区人群对于火把节起源和文化内涵的认知程度明显低于庆祝形式认知程度，而非彝族聚居地区人群对于三个要素的认知程度都比较低。可以推知，其一，彝族火把节这一文化符号在跨地域传播上存在较大问题；其二，在传播的过程中，相关传播内容对文化内涵发掘不够，受众对于这一文化符号的深层价值理解不够。在民族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如果突出各民族共知共享的文化符号，传播内容就不能只局限于“庆祝形式”这类信息，要发掘出文化符号最深处的精神内核。因此在火把节数字传播内容的策划上，除去直接展示节日氛围、介绍庆祝方式之外，也应当融入对于节日起源和节日文化内涵的介绍，展示彝族人民的精神风貌，引发受众的精神共鸣，提高对于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感。在内容运营策略上，要构建有效的内容搭配，可以长短视频结合。短视频抓人眼球，呈现火把节最吸引人的部分；而长视频可以娓娓道来，注入人文价值，介绍火把节背后的文化内核和民族形象，以此将文化符号立体化，加深受众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认同。

（二）搭建媒体矩阵，形成多屏共振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不同媒介形式的火把节数字传播内容对于受众的吸引程度如图4所示。

从图4中可以看出，短视频内容在当下数字传播中吸引力最强。但是短视频内容碎片化和浅薄化的特质不利于民族文化符号深层内核的展示。在少数民族文化符号数字传播实践当中，应当结合不同媒介的特点，进行定制化的内容策划，并形成有体系的媒体矩阵，提高数字传播内容触达率的同时，也能够提高内容的接近性和受众的接受度。如在短视频平台，可以邀请如“垫底辣孩”这类KOL进行相关拍摄和视频制作，吸引初步流量；在综艺节目方面，可以与《奔跑吧兄弟》《向往的生活》这类节目合作，拍摄火把节主题节目，进一步加强受众对于火把节的认知和接受度；同时通过电视纪录片、小红书等图文宣传平台对火把节这一文化符號进行立体化展示，加深受众对火把节这一民族文化符号更深层的理解，提高受众的认同度。除了传统的数字传播方式之外，还可以积极引入VR、AR等新兴的数字传播技术，为无法实地体验火把节的受众提供沉浸式感受节日氛围的机会，强化视听感受，将扁平的文化符号在受众心目中立体化、生动化。通过各个媒介形式的多屏共振，可以加强受众对于民族文化符号的理解与认同。

（三）细化顶层设计，给予政策支持

我国向来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颁布和出台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但高位阶的法律的措施不够细化，具体落实到地方还需要相应的部门规章和政府政策进行细化。相关部门应该积极了解当地民族文化符号的发展现状，明晰当前民族文化符号保护和传承的问题与困境，并遵循高位阶法的精神，制定一定的细化政策，结合数字时代的背景，将数字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符号传播纳入制度的轨道，对少数民族文化符号的数字传播给予政策上的引导和支持。

注释：

[1]潘春艳.大数据时代中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N].中国文化报，2022-12-02（003）.

[2]习近平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推动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08-29（01）.

[3]熊晓庆.绣球：广西壮族文化符号的表征[J].柳州师专学报，2010，25（06）：24-27+54.

[4]金姚，林发钦.粤剧文化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文化遗产，2022（01）：1-8.

[5]赵楠，许媛萍.拉祜族文化符号媒介景观的建构反思——基于《快乐拉祜》的传播实践[J].民族学刊，2021，12（07）：75-84+110.

[6]杨建军，彭婷.藏族弓箭文化符号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22，45（03）：47-57.

[7]杜冰.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符号的审美特征[J].学习与探索，2018（06）：155-159.

[8][9]马惠兰，王超辉.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和运用[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1（13）：46-48.

[10]刘莉.全球场域中民族文化符号的传承与创新[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12）：51-54.

[11]李虹，刘志军.传播心理学视野下中华民族文化传播传者与受者关系新思辨[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05）：118-121.

[12]贺明瑶.传受交互：“一带一路”跨文化传播语境下民族品牌传受机制的后现代嬗变[J].中国市场，2021（16）：110-112.

[13]黄孟卉.基于新媒体的醉翁亭文化传播推广研究[J].普洱学院学报，2017，33（04）：51-52.

[14]凌宇，兰颖松.利用微短视频传播西柏坡红色文化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23，25（01）：27-31.

[15]米忠美.新媒体背景下短视频传播凉山彝族文化研究[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4（04）：91-95.

[16]韩东晨.黑龙江流域世居民族文化艺术数字传播平台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0（02）：124-128+133.

[17]杜晓杰.融媒时代中华民族曲艺的跨媒介传播探析[J].曲艺，2019（09）：20-23.

[18]周钰彤.香云纱文化数字传播平台构建研究[D].武汉纺织大学，2021.

[19]朱羿玲，王昊.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青年用户采纳行为影响因素研究[J].新闻传播，2021（23）：16-18.

[20]郭会娟，庄德红.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用户体验研究[J].艺术百家，2017，33（06）：239-240.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

责编：刘纯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