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语境下广电主持人共情传播路径

张昊

【摘   要】广电主持人作为传统媒体的代言人和信息传播的重要一环，借媒体融合的东风，在社交媒体语境下，拓宽主持边界，变革传播语态，展现出以情绪情感分享与传递的共情传播范式所蕴藏的裂变式的传播力。广电主持人共情传播路径由“人格化的传播主体”建立情感关系、“贴近生活的内容选择”催生共情情感、“沉浸式的传播方式”搭建共情场景三个方面建构，需从视角层面、表达层面、价值层面积极调适以提升共情传播能力，使传播内容能够“入耳、入脑、入心”，充分彰显主持人文化传播力，塑造主持人品牌影响力。

【关键词】主持人；共情传播；社交媒体；主持边界

【基金项目】内蒙古大学2022年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项目课题“文化自信视域下播音主持专业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路径研究”。

随着5G、人工智能、元宇宙等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社交媒介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休闲娱乐、社会交往的重要工具。第5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6月，中国网民数量达到10.51亿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达9.62亿人。社交媒体平台抖音官方发布的《2022抖音热点数据报告》中显示，在2022年，抖音热点视频月均播放量高达4000亿次，抖音总结的11个全年热点，贯穿社会生活、时事政治、文化娱乐等方面。因此，以新传播技术为引擎的社交媒体已渗透社会有机体的每一个细胞，是形成“媒介化社会”的重要力量。

面对媒介赋权下的多元传播主体，传统媒体主持人垄断的“话语权”被逐渐消解，广电主持人为争取注意力资源和网络用户资源，积极投身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创新生产模式、贴合受众阅读习惯、顺应新媒体传播逻辑等一系列调整，進一步增加主流媒体与受众之间的黏性和紧密度，彰显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中央电视台新媒体新闻栏目《主播说联播》中，广电主持人一改往日《新闻联播》的严肃语态和宏大叙事的表达结构，以幽默、亲和的语态和微观细腻的叙事表达与受众建立起情感联系，形成了裂变式的传播效果。广电主持人在媒体融合的大潮下借力社交媒体扩大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中间蕴含着广电主持人“共情传播”的价值理念。在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进一步对个体主体身份确权的趋势下，广电主持人将面对多元传播主体及虚拟智能主体的进一步冲击，主持人在社交媒体空间的共情传播实践为破解困局提供了方向指引，这一议题值得学者们深入研究。

一、广电主持人与共情传播

（一）共情传播

共情（empathy） 是一个起源于心理学的概念，学者普遍认为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感受和分享他人感情的能力，共情与中国成语“感同身受”“将胸比肚”“设身处地”等有接近的意义。美国心理学家亚瑟·乔拉米卡利认为，“共情是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的独特经历，并作出反应的能力”。[1]随着媒体融合的深入与传播格局的变革与发展，要求传者以共情为基点在微粒化、圈层化的网络中引发情绪共鸣，形成相似情绪、趣缘的圈层，甚至连接不同维度圈层，构建立体多维的舆论场，从而获取关注度和影响力。因此，共情理论不再局限于心理学研究范畴，传播领域学者也愈加重视共情研究。从传播学视角看，共情是传者与受者编码、表达、共鸣、接受、反馈的传播过程。赵建国在相关研究基础上提出，“共情传播就是共同或相似情绪、情感的形成过程和传递、扩散过程”。[2]

（二）广电主持人与共情传播的关系

首先，共情传播与广电主持人具有天然耦合性，共情能力是广电主持人应有的职业能力。播音员主持人作为以有声语言为主驾驭节目进程的人，需与受众之间建立“挚友”关系，正如张颂教授曾提出，主持人要对受众“真诚相待，息息相通，荣辱与共，甘苦同心”[3]。由此可见，作为一种“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与播音员主持人“想受众之所想”的职业属性有紧密的天然联系，是主持人必不可少的职业能力。1983年1月，中央电视台《为您服务》节目改版，沈力成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第一代电视节目主持人。沈力具有亲和力的形象、温暖的话语表达、与受众间平易近人的交流引发了受众强烈的情感体验与情感共鸣，这种蕴含共情元素的传播范式建立起与受众更紧密的关系连接。此后，我国涌现出一大批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这些节目内容或彰显民族文化底蕴，或深入寻常百姓生活，涌现出了端庄淑慧的倪萍、幽默风趣的崔永元、优雅知性的董卿等散发“共情”魅力的节目主持人。

其次，共情传播是广电主持人在社交媒体语境下竞争注意力资源的传播转向。共情传播是广电主持人顺应新传播逻辑、弥补传统媒体传播逻辑限制的必然要求。社交媒体在媒介技术构建的新型传播网络基础上，通过传播表征趣缘、地缘等特性的垂直化内容将个体聚合，形成人与人、人与群体之间的强关系连接，内容产品的专业性和理性价值逐渐让渡于符合受众情感体验的非理性内容需求。广电主持人在传统媒体理性逻辑主导的创作空间中共情能力属未能充分释放的隐性状态，而以非理性化情感表达为叙事逻辑的社交媒体平台为广电主持人提供了显性释放个性化、情绪化共情能力的传播空间，使传受双方关系由“弱连接”向“强连接”转向。虽然广电主持人在传统媒介空间中尽力模拟人际传播的模态，但其对受众的趣味、反馈等均为预设，与受众之间的情感关系调整适配能力偏弱。喻国明教授提出：“传统化主持人统一化的字正腔圆、形象标志、表达理性已不再是评价当前主播的优先指标，而那些影响个人选择的情感化的内容却成为多元化需求现实中的重要影响因素。”[4]为了在多元主体共存、海量信息生发的新传播场域保持传统媒体的话语权和舆论引导力，广电主持人在社交媒介空间实践共情传播范式，补足了广电主持人在传统媒体传播逻辑对关系调适方面的限制，满足受众的非理性情感体验与需求，形成“情感共同体”，广电主持人的共情传播是对新传播逻辑的驾驭手段，更是媒介技术带来的主体性危机的应对策略。

再次，共情传播是广电主持人在社交媒体语境下高维度彰显职业价值、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保障。在流量经济的驱使下，网红、网络主播等传播主体将情感和注意力资源视为商品化、资本化的工具，一味追求煽情与猎奇，而忽视了传播内容的社会价值。与之相比较，广电主持人施展共情能力并非流量经济驱使，而是将其作为消除理性价值与受众非理性阅读需求之间矛盾的重要手段，描绘出感性与理性交织的新图景。在价值层面，广电主持人肩负起职业赋予的更高维度社会价值属性，使主流价值观、传统优秀文化在新传播生态中焕发出强大生命力；在专业层面，广电主持人共情传播展现出更高维度的专业能力和文化内涵，为网络主播等内容生产者树立了标杆。如在《主播说联播》中康辉、海霞等主持人温暖亲切的信息共享引发社交平台裂变式传播，撒贝宁沉浸式引领受众穿越时空与圣贤对话，“央视boys”为助农以直播带货方式销售农产品，这些创新实践高维度彰显了广电主持人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

二、社交媒体语境下广电主持人共情传播路径

共情能搭建起自己同他人之间的情感体验以及他人幸福感的普遍联系，共情传播的结果是形成情感共同体，也就是形成一种群体情感或群体情绪[5]。由此可见，共情传播能形成反映个体间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圈层。人们常用“温暖”“冷淡”等表示温度的概念以及“亲近”“疏远”等表示与距离相关的抽象概念的隐喻机制形容人的情感关系和社会关系表征。因此，广电主持人可以通过构建“温暖”的情感表达机制及“心心相惜”的“心理距离”映射机制实现畅通的共情传播路径，建立传播场域中以情感关系为连结要素的强关系连接，化解传统媒体“高冷感”带来的“远距离”壁垒。

（一）传播主体“人格化”，催生“情感关系”

传播主体的情感和情绪的分享或共享是共情传播的核心。广电主持人以鲜活生动的媒介形象进行真实情绪情感的分享是主持人共情传播的核心。约翰·斯图尔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分为人格的（personal）、次人格的（quasi-personal）、非人格的（impersonal）三类，自我属性得以充分展示的部分是人格的传播，以物性呈现的传播为非人格传播[6]。社交媒体传播生态打造了类人际传播的拟态环境，参与交往关系的主体呈现是人格化的，充分展现出作为“人”的自我属性的传播，次人格和非人格的表达空间被最大限度压缩。有学者研究发现，在短视频情境中，主流媒体展现出了“人格化效应”，体现“关系表达”的内容可以引发受众的情感共鸣与关系认同。[7]因此，廣电主持人在社交媒体语境中的人格化传播策略既是遵循社交媒体语境的创作逻辑，又是催生与受众间情感关系认同，实现共情传播不可或缺的要素。

广电主持人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人格化传播主要体现在有声语言和副语言两方面。在有声语言方面，广电主持人以“第一人称的话语”和“知疼着热的语气”凸显人格特征，正如张颂教授指出：“有声语言的感情和悟性，必须向‘语感’‘语气’方面显露和发展”[8]。海霞在一则赞美河南抗洪精神的短视频作品中以嘘寒问暖的语气和“我”“家乡”“老乡们”“河南，中”等以第一人称话语为无数个体构建起情感共振的话语场域。从副语言方面看，主持人的妆容、手势、表情、衣着等不再一味追求“专业感”，而是根据不同情境下通过副语言的微观表达体现“人情味”，深化情感关系。例如在抗灾抗疫的报道内容中，主持人面色憔悴，眉头紧锁，将关切之情外化于形；在反映基层官兵生活的内容中，主持人身着训练服，与官兵同甘苦，通过真实感受建立情感关系连接。

（二）传播内容“强相关性”，催生“共情情感”

共情的形成需要“情境”作为特定条件，若传播者的传播内容与受传者具有强相关性，更易激发受传者调动对于情境的理解评价系统，“这一系统可以直接影响到共情者自身的情绪状态，使之向共情的方向靠近”[9]，形成传播场域的“共情关注点”，催生“共情情感”。广电主持人凭借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和权威性，在社交媒体平台以“意见领袖”的身份传播历史文化艺术、中华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能唤起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内容，报道事关国家、民族、个人的真实事件等凝聚群体注意和共识的内容，有效地在群体中聚焦与每一位具有相关性的“共情关注点”，更好发挥主流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在《央young之夏》中，央视主持人们各显神通，展示古典舞、音乐剧、脱口秀等表演形式，精准把握网络观众的“共情点”，通过“直播+短视频”的方式在社交媒体平台引发裂变式传播，与受众形成情感共鸣，与时代形成同频共振，将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网络空间释放魅力。

相较于传统媒体的表达空间，广电主持人在社交媒体平台中除了代表主流媒体发声外，代表“自己”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扩展。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广电主持人以更具“温度”的普通人姿态，选取更贴近百姓的视角和更无微不至的细节进行挖掘，以与普通百姓生活具有强相关性的表达，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构建共情情感。央视主持人郭志坚在《主播说联播》中表达自己亲身体验消防员这个职业的感受，同时也提醒大家注意安全用气、用电，给消防员们减少一份风险。他在节目中感叹：“我刚刚体验过咱们的消防员，也参与了一些基础的灭火作业，最深切的感受就是要当好消防员，真的不容易，既要有出色的专业本领，也要身体素质过硬。我平时很爱运动啊，自我感觉身体素质不错，但练了好几次也是拼尽了全力，速度还是慢了不少。”主持人贴近生活的表达，在传者与消防员群体、普通百姓间构建起共情情境，粉丝朋友们在评论中纷纷“向消防员致敬”，同时也不忘表达对主持人的喜爱，在网络空间中形成了一个充满温情的谈话场域。

（三）沉浸式传播，营造“共情场景”

梅罗维茨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和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基础上提出“场景理论”，认为场景不仅指“空间”意义，也包含媒介构建的氛围环境。媒介技术发展带来了多感官通路技术可供性，为用户营造极具“社会临场感”的媒介氛围，使受众的接受习惯和阅读习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逐渐由传统媒体时代的单一感官体验转到新媒体时代多元感官的“沉浸体验”。从传播方式看，社交媒体不仅重构了时空关系，使用户能够瞬时进入同一个共在的空间，还通过评论、连麦、视频连线等方式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虚拟的身体共在情境，打破公共场景与私人场景的边界，为形成共情提供了场景条件。为解释新媒介场景融合下的各类传播行为，梅洛维茨提出“中区”的概念，认为中区不同于前后区，是产生于混合场景中，即一个场景既展现前区，又展现后区。[10]

借助新媒介的技术可供性，广电主持人通过“中区”展示，将工作场景及生活场景有机融入视觉语言符号，能有效增强沉浸感，形成融洽友好的互动氛围，营造“共情场景”。例如，在央视《主播说联播》中，演播室中常不被展示的后台场景成为展示成分，让观众直观了解主持人的工作环境。再如，在河南水灾报道中，主持人张欣在拍摄短视频时选择在救援船上、受灾的居民房等场景前介绍灾区情况，给受众带来极震撼的沉浸体验。因此，广电主持人的“中区”展示满足了受众沉浸体验需求，弱化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感，共情进一步得以实现。

三、社交媒体语境下广电主持人共情传播能力的提升

（一）视角层面：转换第一视角

“从传播的过程来看，共情的实质是主体在识别、理解他人情感后产生共鸣，并将这种情感共鸣反馈给对方。”[11]这就要求传播主体对共情要素的选择要以他人的视角和情境为出发点，对受众的情感和态度进行预先判断。在社交媒体语境下，用户需要传播者“接地气”，还需要传播者的“人情味”，从表层看是语言的平实、语态的亲和，深层次反映的是傳播者对用户关切和诉求方面的情感投入与共鸣引发的视角转换。因此，传统主流媒体在确保客观、公正、真实的前提下，多采用多角度叙述，广电主持人若要达成良好的共情传播效果要将视角下沉，以个人关照的叙事与传统媒体宏大叙事相互协作，采用第一人称视角是最佳选择。无论是海霞为灾区老乡加油鼓劲，还是郭志坚体验消防一线，抑或撒贝宁以读书人身份与圣贤谈古论今，均以第一人称视角表达叙事，为受众带来丰富的情感体验。

（二）表达层面：丰富表达语态

语态影响着阅读者对内容的最初印象，进而影响着内容在信息社会中传播链条的延伸长度和宽度。传统媒体通过在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实践，已经意识到语态对于破除新旧媒介文化壁垒的重要性，积极探索体现媒体气质的新语态。语言是广电主持人传递信息、表达情感的主要媒介。传统媒体主持人语言较为严肃、正式，而在《主播说联播》等代表性的短视频节目中，广电主持人语言风格转变为契合年轻群体的阅读习惯，既诙谐幽默又直击人心，打破了受众对传统媒体主持人仪式化语言的刻板印象，展现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语态特征。因此，广电主持人需要在语言风格转换、语态融合方面进行探索和创新，通过语言的桥梁拉近与受众之间的关系，获得受众的认知认同、情感认同，构建共情的话语空间。

（三）价值层面：坚持主流价值输出

媒介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价值观的认同是共情的基础。媒体功能不仅是信息的传递，在对社会生活中蕴含的文化价值、思维观念等方面具有强大的渗透力量，这种隐性力量可以引导和改变社会主流风气与习惯，甚至文明发展走向，这种效果的达成是建立在信息传递基础上，受众对价值的主动性选择。格式塔心理学研究表明，在观看主体与被观看客观事物之间的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形成了观看世界的活动。在对广电主持人社交媒介作品的每一次阅读中，受众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充分调动自身的认知经验、情感经验参与解读、分析，当观念接近或一致时，更易使受众形成认知、情感的共鸣与反馈。在社交媒体中，个人并非孤岛，而是由兴趣、爱好、地理等因素聚合成一个个圈层，广电主持人需要坚持输出能激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和人性中真善美的心流体验的内容，通过理性与非理性交织的话语表达连接起不同圈层，由规范的职业标准、神圣的职业道德与使命构建的圈层化媒介形象赋能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在圈层间渗透、涵化、传播和影响。

四、结语

在社交媒体语境下，广电主持人通过“情绪分享”式的共情传播实践感染了无数个体，凝聚起广大受众群体的情感力量，形成情感共同体，达成社会共识。广电主持人的共情传播，扩展了主持人的主持边界，适应了新媒体传播逻辑和受众阅读习惯，增强了主流媒体在新传播格局中的引导力。传统媒体主持人可通过“人格化”的主体展现、“贴近生活”的内容表达、“沉浸感”的场景营造激发传播主客体间“心心相惜”的情感关系体验，实现畅通的共情传播路径。但是，作为传统媒体代言人的广电主持人在共情传播实践中要注意把握感性成分表达的分寸，避免为了一味唤起受众情绪的感性引导而忽略了理性引导，造成群体非理性的情绪发泄。广电主持人要坚守社会责任，利用好主流媒体的公信力和影响力，通过共情传播将主流价值观嵌入理性与感性交织的情感空间，为营造清朗文明的网络空间贡献力量。

注释：

[1]亚瑟·乔拉米卡利.共情力：你压力大是因为没有共情能力[M]. 耿沫 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3.

[2][5]赵建国.论共情传播[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06）：47-52.

[3]张颂.关于传者身份的思考──语言传播杂记之四[J].现代传播，1998（01）：88-89.

[4]喻国明，张珂嘉.重识主播：试论媒介化视域下主播符号内涵与影响力触达[J].中国出版，2021（11）：11-18.

[6]STEWART J R. Bridges not walls： a book abou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M]. New York： McGraw hill，1990：363.

[7]吴晔，樊嘉，张伦.主流媒体短视频人格化的传播效果考察——基于《主播说联播》栏目的视觉内容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02）：131-139.

[8]张颂.朗读美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2：278.

[9]陈武英，刘连启.情境对共情的影响[J].心理科学进展，2016（01）：91-100.

[10]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M].肖志军 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44.

[11]李成家，彭祝斌.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基于国际互助抗疫的探索[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05）：65-69.

（作者：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播音主持艺术学、新媒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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