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中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理论准备

陈焕平　胡凤

【摘   要】《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代表，1920年4月由陈望道翻译的《宣言》（以下简称陈译本）成为首个中文全译本。陈译本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对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思想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五四运动；陈望道；马克思主义理论准备；《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五四运动时期，陈译本的传播推动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上的蜕变，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成立所需的理论准备基础，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历史进程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而把握以陈译本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仅能较为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逻辑图式，更能为新时代背景下继续提升马克思主义话语传播效能提供理论借鉴。

一、《宣言》文本引入的多渠道和传播的渐进式

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先进知识分子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掀起了留日和留苏的求学热潮。《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日本和苏联两条主路径传入中国，伴随着文本引入渠道的拓宽，《宣言》具体内容在中国的传播得以渐进式地发展。

（一）文本引入的多来源

留日知识分子和留苏知识分子对国内封建专制的黑暗和资本主义的制度弊端深感失望，且在留学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潮，不可避免地对以《宣言》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说产生了兴趣。

1.五四运动前以日本渠道为主

《宣言》最早是通过东路即日本渠道传入的。在河上肇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影响下，一批如马君武、朱执信等先进知识分子思想都发生了转变。

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一文介绍马克思，称“马克司者，以唯物史解历史学之人也。”[1]并在结尾附录26部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书单，其中就包括《宣言》等经典著作。1906年，朱执信以“蛰伸”的笔名发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其中谈到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阶级争斗，自历史来，其胜若败，必有所基。……所谓史者，何一非阶级争斗之陈迹乎？”[2]

2．十月革命后苏联渠道成为主要传播路径

1919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探索的范式，为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话语权，瞿秋白等人前往苏俄。至此，苏联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渠道。

1926年，瞿秋白为阐述《宣言》中无产阶级的强大革命力量，寫下《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一文。文中指出“无产阶级不仅能够根据中国发展现状总结出社会发展规律，而且还能把这些客观的规律和力量运用于中国发展社会革命运动之中。”[3]这一论述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又深刻揭示了中国语境下无产阶级蕴含的革命力量，为无产阶级构建了革命话语权。

（二）文本传播的渐进式

在陈译本正式出版前，《宣言》在中国的局部式传播可分为以下三个渐进的历史阶段。

一是《宣言》片译式的传播阶段。最早在中国提到《宣言》的是1899年《万国公报》上刊登的《大同学》。文中翻译了《宣言》的一句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突过君相之范围一国。”[4]李提摩太以传教士的身份在传播宗教信仰的过程中，通过译介之名，对马克思及《宣言》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了解，李提摩太在传播中并未涉及源文本的本体翻译并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如认为马克思是英国人，其学说是“安民新学”等。

二是《宣言》自发传播的阶段。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译介的传播节奏主要受日本影响。1903年赵必振以《近世社会主义》译文展现了《宣言》中的理想社会形态，“全灭阶级之争斗，与旧社会之基础，撤去阶级制与私有财产制，以组织一新社会。”[5]1907年，刘师培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一文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目的上的相同性，“在于翼一切财产之平均，以易私有为公有。”[6]

与早期传教士的无意译介相比，资产阶级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宣言》文本的翻译较为主动。但这一时期的译述主要参考日本学者的译著，有明显的日本社会文化的痕迹。

三是《宣言》自觉传播的阶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推动着《宣言》在中国的传播由自发介绍阶段转为自觉介绍的新阶段。1919年5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具体探讨《宣言》唯物史观理论对中国实践的现实意义，指出“凡是属于人间意识的东西，都随着人人的生活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存在，一齐变化”。[7]此外，李大钊还将《宣言》中的阶级斗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其他学说相结合，赋予整体性的理解视角。阶级斗争学说“恰如一条金线”，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与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都有不能分离不容割裂的关系”。[8]

这一时期对《宣言》翻译和传播不再是孤立的引介，而是将《宣言》中革命性和实践性的内容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其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武器。

二、首个中文全译本与《宣言》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1920年，陈望道开始《宣言》的翻译工作，最终于4月完成。陈译本作为《宣言》在中国的第一个全译本，不仅首次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的、完整的翻译，更实现了从西方的表达方式向中国的转变，构建了中国语境下《宣言》的理论体系。

（一）内容的完整性

陈望道凭借着早年留学日本的经历和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积累的理论素养，完成了对《宣言》四章内容全部的翻译。此前无论是以朱执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是由刘师培等人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亦或是如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所完成的都是局部式的翻译，其论述主要聚焦于《宣言》第一章的开头部分、第二章中的十项措施和全书的最后部分。陈译本弥补了这一缺憾，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宣言》内容完整的翻译。此外，为更进一步在内容上与源文本相契合，在一些涉及专业术语的英文单词上，陈译本首先会保留原文中的英文单词，再根据中文的逻辑体系给出汉译，并在个别晦涩的译词后增补注释信息。如“bourgeois”的翻译，陈译本在保留原意的同时，也给出了自己的翻译——“有产者”，并指出“有产者就是有财产的人，资本家、财主，原文bourgeois”[9]。这种翻译方式，一定程度上既能避免中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歧义，又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源文本内容的完整性。

（二）内容的准确性

陈译本之前的翻译，一面由于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尚未彰显，宣传主体未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真正的政治认同；他面则由于此前翻译的参考版本多以日文本为主，较为单一。因而，《宣言》在内容的准确性上还有待深化。陈望道在日本留学期间便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且以日文本和英文本为参考，这便克服了《宣言》在内容翻译上不准确的问题。

首先是对日译本的修正和补充。“Danish”在日译本中被译为“和阑”，陈望道通过英译本的参考，将其更改为正确的“丹麦”，“用英法德意佛兰德丹麦各国底语言，公布于世界。”[10]又如对“the poet”的翻译，日译本中并未译出实际含义，陈译本将其补充为“诗人”，“无论医生，法律家，僧侣，诗人，科学家，都成了他们的工银劳动者。”[11]其次是语言手法的巧妙运用。陈译本诞生已有百年时间，但无论是内容上的增补或是发行机构的权威，陈译本的开篇翻译，始终是宣传《宣言》的经典名片。陈译本将开篇译为“有一个怪物，在欧洲徘徊着，这怪物就是共产主义。”[12]“spectre”在英文中本为贬义，陈译本将其翻译为具反讽意味的“怪物”。这种比喻和反复并用的手法，不仅蕴含着译者本人对文本特征的重塑和对读者情感上的主导，也深化了读者在阅读时所能感受到的文本鼓动性。最后是语言的通俗易懂。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陈望道在翻译中摒弃了旧式的翻译手法，译文中类似“之乎者也”的功能词几乎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出现了207个以“底”构成的语句，如“有底阶级存在”[13]等。在一些晦涩难懂术语的表达上，陈译本以口语化的方式进行转述，如“蒸汽及大机器出来演了一场生产事业革命”[14]等。这种与时俱进的翻译策略和鲜活生动的口语表达，使得陈译本语意更加流畅、内容简洁明了。

（三）内容的权威性

陈译本成为之后众多《宣言》版本的重要参考，这种划时代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陈译本译稿校对的权威性和其成为中共理论指导的具体参考文本。

在译稿的校对上，首先由李汉俊根据日文版和英文版《宣言》进行第一次校对，之后再交由陈独秀进行第二次校对，最后再由陈望道进行修改。李汉俊在日本留学期间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且有着独特的语言优势，故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力。陈独秀不仅具备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且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因而他们的校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陈译本的权威性。

在具体参考文本上，《中国共产党宣言》则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国共产党宣言》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11月起草的仅供内部学习的文件，篇幅虽只有两千多字，但在内容的叙述上却与陈译本高度契合。其一，阶级斗争思想。《中国共产党宣言》从现阶段的历史语境及以往的斗争经验中，贯彻了陈译本中阶级斗争的理论，指出“阶级斗争从来就存在人类社会中间，不过已经改变了几次状态。”[15]其二，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中国共产党宣言》沿袭了陈译本中革命的主张，指出革命“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16]

三、陈译本的多样化传播与理论意义

1920年8月，陈译本顺利发行，初版的1000册迅速售空。同年9月，陈译本进行再版，加印的1000册在短时间内再次售空。至1926年，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和平民书店至少重印了17版；1937年至1938年汉口人民书店、延安青年出版社又重印3个版本[17]。陈译本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发行量高达几万册，这个数字在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为更进一步推进《宣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陈译本以多样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且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陈译本传播方式的多样化

其一，利用报刊、书籍等大众传媒的宣传方式。1920年9月，沈玄庐发表《通信：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一文公开宣传《宣言》，“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现在由陈望道翻译、陈独秀和李汉俊校对的中译本已经出版了。”[18]在书籍的宣传上，为躲避北洋军阀及后来的国民党追查，陈译本多以伪装本的方式印刷。一方面，以掩盖译者真实姓名的方式来确保书籍的正常出版。因而，1933年上海春江书店重印时将译者署名仁子[19]，上海平民书社印刷及发行的第十版、十六版、十七版采用笔名陈佛突。[20]另一方面，更改书名也是常用的伪装手段。为从封面设计上弱化《宣言》，书名要么仅用“宣言”二字，要么则采用《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宣言》等别名。

其二，利用社团等群体传播的宣传方式。1920年9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外国语学社，除开设俄语课程外，还设有以陈译本为教材的马列主义课程。学员萧劲光回忆道，“读的第一本马列的书就是外國语学社发的《共产党宣言》……书是由陈望道翻译的，马列主义课也由他主讲，每个星期日讲一课。”[21]

其三，利用赠阅、街头散发等人际传播的宣传方式。1920年6月，陈望道将翻译的《宣言》寄给鲁迅。鲁迅称赞道：“这个工作做得很好，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件好事。”[22]1921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铅印了数万张革命传单的卡片，“在正面写上‘恭贺新禧’四个字，在背后印上宣传共产主义的口号（摘自《宣言》），到处分发。”[23]这种即时性的传播方式使《宣言》深入中国的平民群众之中，对此人们不禁欢呼：“共产主义的幽灵游荡到上海来了。”[24]

（二）陈译本为马克思主义全面传播提供理论准备

在五四运动的爆发和陈译本出版的双重外力影响下，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更为深入，并逐渐将传播重点转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向更深度、更全面的方向传播。在政治经济学领域，1920年9月李汉俊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以大众化的语言阐述商品价值的形成与劳动时间的关系以及利润是如何产生等内容。1921年李达的《资本论入门》再次阐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在唯物史观领域，1921年5月李达翻译而成的《唯物史观解说》面世，1924年蔡和森参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写下《社会进化史》一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理论也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阶级斗争理论领域，恽代英先是于1921年1月出版《阶级争斗》一书，1925年更是陆续写下《中国劳动阶级斗争第一幕》《国民党与阶级斗争》《五卅运动与阶级斗争》等文章。

（三）陈译本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理论准备

陈译本的面世，坚定了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准备。

一方面，早期共产主义者将陈译本作为学习的基本材料，努力从中汲取思想养分。毛泽东曾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25]邓小平也谈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6]之后像周恩來、邓子恢等共产党人也都是通过陈译本中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才在反复比较和思考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另一方面，陈译本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革命纲领的制定。1920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迸发出了生命的萌芽，之后全国多地也出现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身影。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从陈译本中深刻意识到建立统一政党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于1921年7月23日召开了代表大会，以建立政党的实际行动宣告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更是以陈译本为蓝本进行理论提取与理论创造的成果。具体而言，陈译本强调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根本区别是“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运动全体利害”[27]，因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将党的名称“定名为‘中国共产党’[28]”。在奋斗目标上，陈译本阐述了理想的社会形态，“各个人都能够自由发达，全体才能够自由发达的协同社会。”[29]《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将这一阐述作为奋斗的最终目标，并结合具体国情制定措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30]

四、余论

综上所述，陈译本作为《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既贯彻继承了《宣言》的基本精神，又以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言，陈译本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更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全面、深度植根提供了思想文化土壤。于中国革命的发展而言，陈译本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既使处于风雨如磐的中国拥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又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并最终开创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故言之，无论是理论层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是实践层面的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都是以五四运动时期陈译本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所以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真理力量是永恒的，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世界历史进程。”[31]

注释：

[1] 马君武.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J].译书汇编，1903-2-16.

[2] 朱执信.朱执信集（上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12.

[3]瞿秋白.中国之革命的五月与马克思主义[J].向导合刊第四集，第151期，第1426页.

[4]颉德.大同学[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8：116.

[5]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M].赵必振 译.上海：时代书局，1927：116.

[6] 刘师培.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N].天义报，1907-9.

[7]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N].新青年，1919-5.

[8]李大钊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9.

[9][10][11][12][13][14][27][29]陈望道.共产党宣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0：1、2、5、8、18、19、20、28、31.

[15][16][28][3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507、548、550、567.

[17][19][20]范强鸣.《共产党宣言》汉译图典[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2：31、117.

[18]沈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N].民国日报·觉悟，1920-9-30.

[21]萧劲光.在上海外国语学社[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308.

[22]邓明以.陈望道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43.

[23]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一大”前后（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21.

[24] 宋镜明.李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58.

[25]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45.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78.

[31]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11.

（作者：陈焕平，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胡凤，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责编：姚少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