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国际议题背后的舆论争夺

俞 铮

2009年12月20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15次缔约方会议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落幕当天，美国著名环境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气候协议项目负责人罗伯特·斯塔文斯教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阐述他对仓促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的评价。在做了长篇深入分析后，斯塔文斯教授总结说：“气候变化政策的国际谈判不是一场短跑比赛，而是一场马拉松角逐。”

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唇枪舌剑、明争暗斗后，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各方斡旋和妥协下出台。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都表达了希望立即行动的愿望，但各国利益诉求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气候变化，已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的一个较为纯粹的科学议题，转变为当今世界重大的政治、外交议题。

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出现的新动向

2009年以来，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新的动向：

一、美国调整其国内政策，表现出重视气候变化，积极参加国际谈判，国际压力相对减轻，矛盾指向有所变化。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与美国能源与重工业利益集团比较疏离、在政治上倾向于推进环保和节能减排。奥巴马上任后，除了将科学界强力支持遏制全球变暖的关键人物纳入内阁和白宫决策团队之外，还领导行政当局加强与国会沟通，积极推进《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该法案已获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如参议院也通过并由总统签署完成立法程序，其中有关征收“碳关税”的条款将严重打击中国高能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二、西方发达国家大多已提出到2020年的绝对减排目标，同时要求中国等发展中大国承担可量化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阵营中设置不同标准，以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排放国为由头，企图迫使中国接受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对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要求以及减排时间表。这一策略分化了发展中国家的阵营，中国自身的发展合理需求，在小岛屿国家以及最不发达国家中失去支持。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金砖四国”之间由于利益诉求各异，也导致在对待减排问题上全球力量平衡频繁发生变化。

三、由于我国人口规模大、经济总量大、发展水平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也已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国际上要求我国承担更多责任，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明确要求“经济上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承担量化减排任务。美国、欧洲政客变换手法，找到新的借口，行一贯压制之实，推行“气候外交”已成为现实。

四、中国政府就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局势和外交举动，实为我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2009年年底时作出的一些重要表态，许多内容被西方主流媒体严重曲解，在这个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安全议题上，西方主流媒体与西方政府已形成事实上的“共谋”，按照它们的设想和战略目标，向国际社会任意解读（甚至故意误会）中国政府试图传递的信息。

上述新动向必须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在新闻报道，尤其是对外新闻报道上，全力维护国家利益，服从服务于我国的环境和气候外交工作。

应对气候变化的舆论争夺日趋激烈

在国际气候谈判紧锣密鼓的态势下，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舆论争夺也日趋激烈。

我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而发达国家包括一些发展中国家要求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领先的中国设定与发达国家类似的减排目标。这一结构性冲突已在哥本哈根会议上成为争论的主要焦点。我国坚持发达国家应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向发展中国家无偿提供用于减排的资金、技术和其他手段，而发达国家强调应由自由市场机制来调节资金、技术等资源分配（实际是借助知识产权保护来垄断先进环保技术并以提供技术再度攫取发展中国家的资金）。

针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一段时期以来国际气候外交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有必要系统、全面、深入、恰当地设计、组织、报道有关气候变化的新闻。

首先是要及时、准确地表达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这些机构主要包括：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环保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税务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气象局。表达的重点是：中国和谐社会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重要政策措施、现代农业集约化生产对节能减排的重要影响、外交方面与小岛屿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发展政治和经济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重要举措、与发展中国家开展低碳经济和科研方面的合作。

其次是要做好重要事件和重要立法、决策程序的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中共中央全会、国务院常务会议、相关部委重要会议、国务院新闻办专题记者会等，涉及有关气候变化议题的官方表态、政策措施、外交方针、国际合作等内容，应及时、详细报道，尤其是外文报道。

第三是要重视科研机构、智库、大学等思想源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和时事评论，把思想源、智力端有效纳入到新闻报道中，重视反映国内科研机构、智库、大学等关于气候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有关研究人员的时事评论。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也可选择西方有公信力、有国际影响力的智库一些“于我有利”的观点和研究成果。

在新闻报道议程设置方面，要多方面、多维度、有意识地报道中国在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作为，可主要围绕生产型企业节能减排、能源企业技术提升、金融机构“绿色”创新、环保产业繁荣发展、“绿色”生活风靡全国、“绿色”意识深入人心等多方面、多维度，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取得重大进展。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新闻报道应加强创意策划，精心选择内容、丰富报道手段、细致筛选目标、实施精准打击。报道领域主要为：可再生能源产业（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节能建筑，绿色农村（建筑方式、沼气），机动车尾气排放标准，工业减排（采煤、炼油、发电、钢铁、水泥、汽车），电力新技术（超高压电网、新的电力存储技术），绿色城市试点（低碳城市、生态环境、模范城市、样板项目），碳排放交易（清洁发展机制CDM、与发达国家的碳交易、国内以人民币计价的碳交易市场），与国际组织之间的金融与技术合作（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绿色技术研发（清洁电厂、煤厂新型脱硫技术、碳捕获与碳储存技术），政策激励（国家整体能源规划、利于节能环保的消费激励政策），生活方式（绿色照明、节能生活、健康体验），循环经济（工业品循环利用、垃圾分类无害化处理）等。

气候变化事关中国重大核心利益和国际形象，报道要把握好正确方向，确保舆论导向不出差错。对减排目标、气候变化融资等敏感问题，要把握好政策，妥善处理。温室气体排放实质是发展问题，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空间，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的贡献和政策措施以及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此同时，要强调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和义务，呼应发展中国家关于发达国家应提供资金和技术服务的责任和义务。低调报道发达国家强调的低碳经济、碳关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量化指标以及气候变化融资（其实质是发达国家以此淡化他们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的责任）。理直气壮地宣传“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在报道中应强调，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强制的量化减排指标既不现实也不公平；强调不应以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经济为由，变相实行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根据上述原则和注意事项，新华社从2009年7月起到12月哥本哈根会议期间，组织了一系列体裁多端、品种多样、内容丰富的报道，如《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勇做新能源“领跑者”》《中国将以“最大诚意”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中国立法机关拟决议支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评论：中国也是全球节能减排的最大受益者》《警惕西方气候外交背后的“非道义”企图》《巨幅减排彰显中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诚意》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26日下午4时，新华社受权播发重要新闻：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中国将执行温室气体巨幅量化减排目标。就这一震动世界的重要新闻，对外部英文报道领先于国内外、中英文所有媒体、网站，第一时间抢占了国际舆论制高点。国际社会一致积极评价中国的自主减排行动。新华社英文滚动消息被国际主流媒体轮番作为特急新闻转播，这组稿件被《纽约时报》、BBC、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等200多家国际主流媒体采用。

对于全球气候变化这个政治、经济、外交、科学议题的深刻理解，对于中国媒体报道方针的思考，今天已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笔者在2009年11月24日发表的一篇新华社署名评论中写道：“发达国家在倡导各国应尽平等义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不能说出来的秘密’。发达国家设定的‘游戏规则’总是为了保持其政治、经济、社会竞争力。为不断提高综合国力，它们时常更改‘游戏规则’：从20世纪4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到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及其演变而成的世界贸易组织、到现在所谓的‘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制度、到将来可能出现的全球碳交易市场，所有这一切都最大限度地体现发达国家的政治意志和经济利益。华尔街把公司的市场价值、人寿保险产品甚至银行的呆坏账等一股脑儿地证券化（这些证券化产品已在金融危机时遭受了重创），转而把二氧化碳作为明码标价的可交换物，不啻为一项重大‘创新’。发达国家习惯于证券化一切，这次轮到气候了。我们的确不应抱着愤世嫉俗的态度来审视人类社会对环境变化和全球变暖的诚实关切，但中国也应充分警惕那些隐藏在高尚话语背后对于重新分配世界财富的控制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