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诸侯世家论析

杨燕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十六诸侯世家论析

杨燕起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史记》十六诸侯世家在体现其通史职能上有重要作用,本诸“拱辰共毂”之主旨,本文试图从著始分封之功效、重继承制之传统、昭诸贤能之德业、阐文化观之价值、显总时局之变化等五方面进行论析。

十六诸侯;世家;分封;变化

《史记》三十世家,其“拱辰共毂”之主旨,体现出以汉武时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潜在意识为指导,本着等级、分封、世袭的传统观念,分别类型,为大一统发展的业绩作纵横双向阐释的深刻政治意图,因而使之成为构成通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有其独特价值。今仅就其前十六篇所叙之西周、春秋、战国时之重要诸侯,加以论析。撮其精神,试举以为下列诸义,是否有当,敬请方家指正。

随着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软实力的不断加强，围绕着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关问题展开了探讨和研究。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早已明确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构想，迄今却未取得理想效果，瓶颈正是翻译（白旭、冯千2013）。“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它在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不仅能够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而且能够提高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可以说没有翻译谈不上对外传播。”（王刚毅，2016）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使得翻译工作的作用日益凸显，翻译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围绕着翻译问题学者们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只有针对问题采取应对之策才能更好地进一步推进中国文化的翻译和对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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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著始分封之功效

《史记》所叙十六诸侯分封,可以认为具备如下四方面的观察视角。

第一,一统观念的王侯分封。十六诸侯中,鲁周公、管叔鲜、蔡叔度、曹叔振铎均为文王子、武王弟,晋唐叔虞为武王子、成王弟,郑桓公友系周厉王少子而宣王之庶弟,他们都是王室亲属,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义下,给予划地分享特权利益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要他们去京畿之外,以便在关键时刻起到承卫天子的作用。《管蔡世家》中论赞说：“管蔡作乱,无足载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赖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属十人为辅拂,是以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这与《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之序所言,“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上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在思想上保持了完全的一致性。也正说明分封始初,所能企望的正在于要求它起到维护一统的积极作用。

但是,长时间的世局变换,礼坏乐崩,而引发出各诸侯国内部因继立问题产生出频繁的纷争。卫国因公室矛盾大夫作乱所形成的君位传承上的乱事甚多,以致史公在论赞中都发出质问：“或父子相杀,兄弟相灭,亦独何哉?”[1]1605同样,这类事发生在宋国也非常严重,而它的特点则表现为长时间的混乱,记述借用《春秋公羊传》“君子大居正”的理念进行评议时说：“《春秋》讥宋之乱自宣公废太子而立弟,国以不宁者十世。”[1]1633历此十世,平公以后进入春秋末期,宋之国力也就更为衰弱了。而此等内乱最严重且涉及面广的当是由晋国骊姬之乱所导源的废太子申生,故在记述上也给予了浓重的笔墨。另外,关于楚国“弃疾以乱立”[1]1737的具体记述中,引述了叔向回答韩宣子问语时提出的继立中之“取国有五难”[1]1710,即所谓无人、无主 (内主)、无谋、无民、无德的评说,亦可视为是借以从一个侧面肯定齐桓、晋文回国取得政权的合理性的“互见”式的表达方法,并加强了政权更替问题上的论析深度,也是有意义的。最后,基于要批判“权利”的交合所发生的无数弑君事件,及其形造成的不同危机,十六诸侯世家的记述将表彰让德作为其主旨的一个鲜明目标,以其严峻的历史观察的视角,给人们提供了有益地进行政治伦理思考的空间,其立意之深远实可令人赞叹。

对其他各诸侯国,也是在总体上肯定为坚持太子继承制所作出的必要努力。晋襄公去世前立了太子夷皋,并嘱托执政赵盾要将夷皋教导成才。大臣们在襄公死后却想更立他君,太子母坚决反对,说：“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适而外求君,将安置此?”且指斥赵盾“言犹在耳而弃之”[1]1672,赵盾终立夷皋为灵公,并安排他参加当年秋天在扈地与齐、宋、卫、郑、曹、许等国君的会盟,从而完全排除了“舍嫡”的风险。楚平王去世,太子珍年少,其母名声又不好,于是楚国有将军想立平王之庶弟令尹子西,子西严词拒绝,说：“国有常法,更立则乱,言之则致诛。”[1]1714以此太子珍终得立为昭王。赵盾、子西尽到了自己应有的政治责任,保证了这一制度的正常实行。吴寿梦有四个儿子,季札居末,贤,寿梦想将君位传给他。为遵父意,长子就位后马上想让位给季札,季札举曹宣公去世后子臧“能守节”的例子对其长兄说：“君义嗣,谁敢干君!有国,非吾节也。札虽不材,愿附于子臧之义。”[1]1450这仍是称赞季札的“守节”行为。战国中期,魏武侯去世,子窑与公中缓爭为太子,韩、赵乘机威胁欲两分魏,幸二家谋而不和未能得逞。记述引故语言：“君终无适子,其国可破也。”[1]1843这要指明及时确立太子对国家安危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因主动让国而形成的燕国的子之之乱,及赵武灵王自称“主父”终被围困饿死“为天下笑”[1]1816的著名事例,也都表明无论以何种缘由轻率废弃嫡长子继承制的做法,都为不合时宜是不可取的。

连环杀人案被媒体曝光之后，全城轰动，警察的调查也不再遮遮掩掩了。罗恬和陈洋都被请去警局问话。罗恬没想到，案子终是把杜朗牵涉进来。

第二个层面是在各诸侯国的继位君主中,突现了春秋霸主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而对他们的记述却亦各具特色。对于齐桓公,以亦叙亦议的评述方式,着眼于形势之所至,特别指出他能称霸的历史条件,因此使他取得了“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九合诸侯,一匡天下”[1]1491的显赫成就。对晋文公则是采取纪事本末的叙事方式,将他出亡十九年的艰辛磨难及民情体察一一展现,导致他取得义理上的广泛认同及“天实开之”[1]1662舆论效果,从而赞扬他获得了霸业的成功。对楚庄王记述虽短,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隐喻激发方式展现他奋起的精神风貌,暗示出他有可贵的潛行观察果敢决策的政治品质,和成就霸业的充分条件。至于春秋霸业的内容,综其叙述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为遵礼。齐桓公责楚成王之包茅不供于周室,晋文公之能入襄王于周,楚庄王领悟“在德不在鼎”[1]1700的道理之后放弃了试欲逼周取天下的企图,均说明尊王仍是春秋霸业的一面旗帜,暂时还难以彻底动摇。第二为守义。齐桓公面对曹沫的威劫而反鲁侵地;城濮之战中晋文公对楚之退辟三舍及战后之复曹伯;楚庄王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1]1580以复陈等,都是历史上仁义宣示的重要事例,颇得人心。第三为用贤。齐桓公得管仲、鲍叔、隰朋之佐,晋文公有赵衰、咎犯、贾佗、先轸、魏武子之辅,楚庄王纳伍举、苏从之谏,都是他们成就霸业不可或缺的条件。这三条,正符合其时治国理政规律的基本要求,也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霸业之外,其他如吴王阖闾之败楚入郢、宋襄公之“有礼让”[1]1633,越王句践之复国灭吴,齐威王之“最强于诸侯”,赵武灵王之胡服骑射等都在记述中给予了应有的注意。其中,《越王句践世家》,有如专传一般,将句践能卑躬屈膝而韬光养晦,坚毅顽强又顺应时机,任用贤能且忍杀忠贞的品格表露得深刻入微,从而使之成为传颂的名篇。

二、重继承制之传统

一个区域的民族历史,地理环境,政治措施,经济活动以至民情风俗往往是很不相同,甚至是有巨大差异的,由此各地产生的诗歌,因表现风情的区别而各具特色。一位优秀的鉴赏家,完全可以各依其本地区诗歌所常用的声曲,听声对其所表现的意志情怀,准确地作出评判。春秋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季札出使至鲁,以鲁有所受虞、夏、商、周四代之乐,故请观周乐。“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1]1452如此每歌一方之乐,季札均能对之给以恰当的论定。或说德深秉义,虽遭乱亡而不至于困 (《卫》),或说其风细弱,无远虑持久之风而将先亡 (《郑》),或说诗风舒远,世数长短未可量将可复兴 (《齐》),或说去戎狄之音,而备诸夏礼乐之声 (《秦》),或说忧深思远,情发于声而有尧之遗风 (《唐》),或说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乃无主 (《陈》),等等品说,情志交融,剖析深刻。称述《颂》为“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1]1453,及见诸舞至《大韶》,则赞为“虽甚盛德,无以加矣。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观”[1]1453。均是将乐曲的表现形式音、声、风,与历史、政治、道德、思虑、品质、情怀、国运联系起来作出判断,集中体现出当时音乐理论高度发挥的深邃文化思想,为后人所景仰。

这种关注在《鲁周公世家》表现得集中而突出。鲁是周公受封之国,以其私德之盛而保有“天子礼乐”,故鲁被视为周礼之邦,因而核心的世袭制度的记述,在本篇带有一定的思想阐述及显示社会效应的典型意义。首先,指出周天子违背礼制的极大危害性。周宣王要立鲁武公 (其长子为括)的少子戏为鲁太子,大臣樊仲山父进谏说,“废长立少,不顺 ”,“行而不顺,民将弃上 ”,“今天子建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若鲁从之,诸侯效之,王命将有所壅”。[1]1527但周宣王不听劝谏,执意立戏,结果造成了“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1]1528。其次,是借鲁庄公之二弟叔牙之语,申述了“一继一及,鲁之常也”[1]1532,为解决国君继位问题的基本原则,与前此宋宣公说过“父死子继,兄死弟及,天下通义也”[1]1622,保持了认识上的连贯性,而正是“继”与“及”二者关系的妥善处理,能够保证统治权力的正常交替。其三,权贵当国常掌控着继位人的决定权。鲁昭公时大夫叔孙豹说过：“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之。”[1]1539本来嫡子继位只以长不以贤,而这个程序揭示出若太子已死,选择继位人时应关注于庶子中的贤能人才,这自然对诸侯国的发展会是有利的。但鲁国是“政自季氏久矣”[1]1540,以致叔孙豹的建议当时却遭季武子的否定而无法实行。其四,严厉谴责篡弑行为。本篇论赞,最为集中而明确地将弑君之事与周礼联系起来,直接指出行事之戾已导致“鲁道之衰”。“观庆父及叔牙闵公之际,何其乱也?隐桓之事;襄仲杀适立庶;三家北面为臣,亲攻昭公,昭公以奔”。[1]1548以鲁国为例悲叹着世事变迁的复杂、深刻。加上前面所说周宣王立戏而后为鲁懿公,又其前之幽公弟沸杀幽公自立为魏 (微)公,鲁国历史上总计发生了六次国君继立的危机,明显昭示着周礼之乡核心典制上的不断破坏。

第三,帝王功业的后代追颂。陈胡公满,虞帝舜之后,武王克殷以后封之于陈,以之奉帝舜祀,是为胡公。杞东楼公,夏后帝禹之后苗裔,武王克殷后所封,亦以之为奉帝禹之祀。《陈杞世家》后部,有一段表述,总叙舜、禹、契、后稷、皋陶、伯夷、伯翳、垂、益、夔龙,“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后皆至帝王,余乃为显诸侯”。且说“滕、薛、邹 ,夏、殷、周之间封也 ,小 ,不足齿列”,表明世家之设负有表彰前代帝王功业的作用,而无须罗列所有诸侯小国。由此殷代虽已亡国,周成王时仍分殷馀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 (武王弟)为卫君,这就有了宋、卫之世家,以肯定殷代帝王的历史作用。

第二,中国疆土的四面开拓。吴太伯及弟仲雍,因遵父周太王意欲传位于其弟季历之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而逃奔荆蛮,自号句吴而君之,周武王克殷后,借以封仲雍 (太伯无子)之曾孙周章而为吴。太公望吕尚,因以计谋辅佐“为文武师”帮助建周,武王平商之后而封之于营丘号为齐。召公奭与周同姓,故武王封之于北燕。楚之先祖出自黄帝之孙帝颛顼高阳,其苗裔鬻熊之子事周文王,后之曾孙熊绎,周成王以子男封之于楚蛮,故而为楚。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加上其后秦襄公之受封,周王朝通过分封使威权之所及,达到了东负海,南进蛮越,西和夷戎,北涉燕漠的四至荒远之地。

三、昭诸贤能之功德

十六诸侯世家记述的主要例则是编年,但这并不妨碍它突现人的社会历史主体性,在它编年的总体框架内,还包含有纪事本末、传记、评议、文征等多种形式,其采用正在于企图打破按年叙列的呆板程式,为历史人物的才能施展开辟出更丰富而有效的活动空间。因此,昭诸贤能之德业,亦尽其可能地在阐释史公对相关历史人物活动作用的关切。

这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进行论说。第一个层面是受封的开国之君,仅就其中的吴、齐、鲁、燕、楚而言,他们都有各自彪炳史册的业绩。吴太白是“让”天下,到了荆蛮之后,能文身断发,统领土著民众开创出新的天地。齐太公是“圣”,睿智有谋略,“要之为文武师”,[1]1478对倾商政,建周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燕召公是“仁”,处政决狱,能不分贵贱做到公平正直,因此特别受到民众的怀念歌颂,故其阴德之光辉,及于后世的八、九百岁。楚之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露蓝蒌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1]1705承奉周成王尽心尽力,也是功业昭著。而尤为突出的是鲁周公,在始封人中,他既是王者戚属,更是创业勋臣,却也还是周代文化制度设计的奠基人。他的品质特征是“赤诚忠贞”,他应该是武王灭商以后真正建国的先哲,所以《鲁国公世家》关于周公言行与事迹的记述,是篇幅最多、内容最充实的,可以说是起到了某种个人传记的作用,其撰写规模是其他始封人的个人记事所无法比拟的。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圣仁诚让,成为了那个时代人们建功立业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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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十六诸侯世家记述的四种视角,有其历史观方面的重要价值。它说明分封既是一统天下时代的派生物,也是对中央集权的有力维护和延续补充;分封使政教所及的影响范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中原的概念已经不可以完全代表中国;对于这一事态发展的回顾,应该肯定从舜禹以来历朝先贤作出的传统努力;并且肯定了政权下移时代变化的积极意义。从而使“拱辰共毂”的真谛,亦得到了充分细密的阐释。

第三个层面是各诸侯国的贤臣。其中有辅佐之臣。除前面提到的管仲、赵衰,伍举等人之外,记述特别关注到范蠡,且独一无二地在《越王句践世家》之最后,专门为他设立了一个小传,范蠡是在春秋末年辅佐句践登上霸主地位的功勋之臣,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业经营家,更是一位有深邃观察处事能力的社会活动家,故史公在《史记》中是多处表彰了他的。还有执政之臣,如晋之赵盾,楚之令尹子西,郑之子产等人是也。赵盾在襄公卒后遵循礼制扶立太子夷皋,曾受命以车八百乘平周乱而立匡王,灵公奢暴而对之屡加劝谏,被时人称为忠臣。郑之子产仁爱人,事君忠厚,他主张“为政必以德”[1]1774,能妥善处理公室内部矛盾及与晋楚两个大国的关系,维护好国家政权。他死了,“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孔子也称他为“古之遗爱也”[1]1775。还有存亡之臣。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伍子胥。他逃出楚国前,其父伍奢说：“胥亡,楚国危哉。”[1]1714后来竟策动吴王阖闾伐楚给了楚国一个沉重打击。延陵季子对卫国考察后说：“卫多君子,其国无故。”就是因为卫国当时有如籧瑗、史狗、史鰌、公子前、公叔发、公子朝等一批贤能之人。卫公室多内乱,但卫却是秦所灭诸侯国中绝祀最晚的。此类臣中,子产亦属其一,故有记述言“子产仁人,郑所以存者子产也”。[1]1772他们的任举或逃亡,常常关系着一个国家的兴盛危亡。再有就是建言之臣。辅佐、执政、存亡等臣在言论思想上常有建树者,亦均可与此贤能之列。晏婴在齐被权臣崔杼视为忠臣,但他正是反对崔杼与庆封二相之专政结盟的人,说“婴所不唯忠于君利社稷者是从”[1]1502,这实是闪光的思想语言。齐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他敢于以这朴实唯物的言语谏说君王怜惜百姓痛苦,所以获有“民之望也”[1]1501的美誉。再有如师旷,他在回答晋悼公问治国时说：“惟仁义为本。”[1]1683简短的一句话,就充分揭示了诸侯治国的大道及时政弊病根源之所在。

四、阐文化观之价值

天人和合的法则。《宋微子世家》全文收录“鸿范九畴”,叙述表明其内容系箕子对武王克殷后访政的回答,实际是战国及其以前有关治政规律探究的文化观念的一种总结。它将人们的一切活动建立在五种自然元素的基础之上,注意充分发挥人自身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运用健全的社会组织,顺应天时,極力推行君主权威及其施政原则,并在不断的观察与验证中实现人为的自我调节,以谋求民众的幸福安康。其文化观念的可贵之处在于,首先是提倡天地人之和协,企图达到一种“大同”的境界,它以独特的思维角度,将五行、五纪及雨、阳、奥、寒、风、时纳入到治政的视野之中,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一致,从而确立了它作为“大法”在思想上所由依存的客观现实的坚定基础,以致使它具有极强的科学思想的价值。其次是在肯定君主权威的同时,主张王者治政要推行中正之道,排除“淫朋”、“比德”而奖善惩恶,重用贤能以谋求国家昌盛,由此才可显示出他真正具有“作民父母”的高贵品质。再次是卜筮在观察和处理政事中所给予的地位与作用,表明这一法则所具有的既定时代的知识结构和认识水平的明显特征,既然如此,在治政的效果上就不能完全排除会受到偶然的或不可预测的因素的干扰和影响。最后是注意到人的自身,既是治政各个环节上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者,还更是治政效果的实际利益的获取者,说明治政的终极目的是要将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等实惠施予天下之子民,充分体现出人本主义的思想价值。

神意政治的附会。《田敬仲完世家》的论赞,指出了《易》术幽明通达的特点,说明以它为依据的占语,在一定的范围内常能反映出事势发展的趋向,而其结果正好印证了这一趋向预测的准确性,从而对它产生的某种神秘认识,而增添着社会生活中所附会的神意政治的色彩。除卜田敬仲完卦得《观》之《否》,及毕万卜事晋遇《屯》之《比》而外,十六诸侯世家尚有及于他类之卜事者,如鲁桓公卜季友之将生“为公室辅。季友亡,则鲁不昌”[1]1534,晋献公卜曰“齿牙为祸”[1]1649而竟导致骊姬之乱,梁伯以女妻晋惠公而卜其所生子“男为人臣,女为人妾”[1]1655等,即是其例。叙述中尚有关于托梦及神怪的记载,如周武王梦天命其所生子名曰“虞”而后受封为唐叔虞,卫襄公之贱妾梦卫祖康叔名其将生子曰元以“天所置也”而后嗣位为卫灵公,郑文公之贱妾燕姞梦天 (指南燕祖)与之兰而后其所生子终继位为郑穆公,此类属于吉例。赵盾梦其始祖叔带持腰悲哭而后屠岸贾皆灭其族,赵孝成王梦衣偏裻之衣乘飞龙见金山而竟遭长平之难,二者则属祸例。引述秦穆公七日而寤于是出秦谶,赵简子五日不知人醒而言晋七世而亡,乃为借帝语作出预测例。曹伯阳时国人有梦曹叔振铎言政请待公孙强者而遭宋灭曹,以此史公论赞议为“公孙强不修厥政,叔铎之祀忽诸”,实亦指其“唯德之不建”[1]1574为绝祀之因,乃为引出评议之例。他如楚共王之望祭群神使主社稷,晋狐突之遇载已亡人恭太子申生,赵襄子时原过于王泽见“自带以下不可见”[1]1794之三人,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而内蛇死等,实属神怪鬼异之说。或梦或怪,其结果均及于当时之政事,或别吉凶,或测发展,或评政举,所释大体同于卜筮,然仅不能如彼之能作出更深的理论解释。以上所叙这种文化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人们需要对正常行为规则以外,或某些人为的主观意志无法完全控制的事件作出必要的论析;另一方面,反过来所作出的论析又是人们长期社会实践经验的抽象化的观念总结,而使其具有极强的思想价值。而更可能的是,这种总结有时候是在将某些事物出现以后的现实结局加以虚拟,改换面貌当作事前的预测烘托出来,以增加其神秘性而引起人们的重视与推崇,目的正在于增加君权神授观念及命中注定意识,正好导致出社会认识的丰富多彩及思想文化的复杂多元。

情志交融的乐评。自周以来,礼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乐和礼是紧密相联的,因而乐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春秋末,齐景公好会于夹谷时,欲借莱夷之乐屈辱鲁定公,孔子则使有司执莱人斩之,景公于是“归鲁侵地以谢,而罢去”。[1]1505孔子之正礼乐,使鲁在诸侯间赢得了应有的尊严。战国初,赵烈侯好音,欲以田各万亩赐所喜爱的“郑歌者枪、石二人”[1]1797,相国公仲连之所进士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如此谏说化解了烈侯的赐田意图,是说明当时仁义王道仍是胜过了郑、卫之音的弥漫。论及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驺忌子的说法最为集中、精辟：“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请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1]1889驺忌子的说法受到了好鼓琴的齐威王的肯定称赞,其所论说明音乐协调则政令通畅,二者相辅相成。

世袭制度是世家爵禄特权能维持长久的核心保证,商周以来的通常原则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周以后嫡长子继承制更是家族利益维系的主导,并成为整个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基石。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各诸侯国的内外势力常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引发出不少的震荡与危机,十六诸侯世家的记述对此给予了深切的关注。

远古追思的博畅。重视历史传统的思想,在十六诸侯世家中有明显的反映。《鲁周公世家》记周公教导成王时,所作《多士》中称“自汤至于帝乙,无不率祀明德,帝无不配天者”;《毋逸》中也提到殷王中宗、高宗、祖甲各享国的年数;告诫成王治国不要淫佚。《吴太伯世家》提到伍子胥劝谏夫差,说在昔有过氏灭夏后帝相不尽,使帝相之妃所生子少康得有虞氏之助,“逐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建议不要接受越王句践的“请委国为臣妾”,而应彻底将之灭亡。后在句践率众朝吴王时,伍子胥的劝谏还引述《尚书·盘庚》的诰语,提出“有颠越勿遣,商以之兴”的警示,意在借鉴宝贵的历史教训,但仍未得到夫差的重视、采纳,结果是显而易见人所共知的。《楚世家》中伍举对灵王八次成功盟誓与三次失败会盟的阐释,及被灵王称赞为“析父 (当为子革)善言古事焉”中,有关楚与齐、晋、鲁、卫受封不同原因的论列,则又当属史事类别比较的典型例则。周太史伯对郑桓公友关于选择迁居地的回答,所说地理形势与政情,及齐、秦、晋、楚之将兴盛的见解,具有显示出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加以思考抉择的开阔视野,亦甚具启发价值。郑子产对晋平公问,所言辰为商星,参为晋星,而实沈为参神,台骀为汾、洮神的解说,更多涉及人所不易知的神话传说及星宿分野等的历史文化信息,非饱学之士实难以掌握,无怪乎平公也包括叔向要赞赏地称子产为“博物君子”了。所以不可否定博畅的历史知识是处理政治事务和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重要手段。至于正考父之得《商颂》,宫之奇之喻唇亡齿寒,郑伯之请楚庄王不忘其厉、宣、桓、武,郑大夫石癸言姞姓乃后稷之元妃等,均涉在现实治政中,不可忽视对历史文化思想理论的把握与运用。

第四,世事变化的时代转换。十六诸侯存在时间的中后段,跨越春秋、战国,其间有着许多重大变化,三家分晋、田氏代齐是变化中的有名事件。赵氏之先,与秦共祖。蜚廉二子,恶来之子为秦,弟季胜之后为赵,世业为御。季胜以下三代至造父,周繆王封之于赵城,由此为赵氏。造父已下七世至叔带,以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事晋文侯,始建赵氏于晋国。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万,为毕姓,其苗裔曰毕万,事晋献公而被封于魏。毕万子武子,从重耳出亡,反,列为大夫,袭封而治魏。韩之先亦与周同姓,其后苗裔事晋,得封于韩原,曰韩武子,其后三世有韩厥,从封姓为韩氏。赵、魏、韩三氏势力在晋国,因为参控军队,关涉政事,后来的发展各据六卿之位。晋顷公时则共同诛灭公族祁氏、羊舌氏,旋败范氏、中行氏。赵襄子、魏桓子与韩康子继又共灭智氏,主宰晋国。其后赵、魏、韩三家皆相互立国,实现了从大夫到诸侯的过渡。陈完,本为陈厉公他之子,受国内王位争斗的影响而出奔于齐。齐桓公使为工正,则以陈字为田氏。五氏而至田乞,事齐景公为大夫,齐悼公时为相而专齐国政。其子田常弑齐简公。至田常曾孙田和则立为齐侯,列于周室,完成了从姜齐到田齐的转变。三家分晋、田氏代齐这样的过渡和转变,是诸侯国内部下属势力的一种崛起,也是西周以来政权下移的必然体现。

五、显总时局之变化

除因时代转换而出现鲁之“政在季氏”“民不知君”[1]1543的政权下移,及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以外,十六诸侯世家所叙之事势变化,尚可议及如下诸题。

理论上说，多节型过腔非但可以有三节型，而且应该还有四节型、五节型……N节型，尤其是两种不同材料组合成的多节型过腔，那形态就更为复杂多样。仅三节型的组合就应该包括“主调+级音+级音”“主调+主调+级音”“级音+级音+主调”“级音 +主调+主调”“级音+主调+级音”等类型。但实际上，由于曲牌唱调板则的制约，昆曲中的三节型过腔比较罕见。从中或可窥知，纵然过腔与字腔相比较，不管是音调的高低或长短，都比字腔自由，但这种自由是有限度的，尤其是句幅不能冲破板则的制约。尽管如此，这种类型的过腔构式，还是存在的。

文化南迁。《楚世家》较之他篇,有更多的关于文化内容的问询辨析。吴地本处荆蛮,太伯、仲雍兄弟以周太王之子而逃于此,导以德义,虽至王寿梦时“始通于中国”[1]1448,但却滋育出“见微而知清浊”的“闳览博物君子”[1]1475延陵季子,可见其地中原本初文化播扬之深厚。楚则不然,处于蛮夷,又封以子男之等,虽一直在江汉间拓展,但文化底蕴似嫌欠缺,故每有与中原之邦执拗相对之缘,磨擦较量间亦促使中原的文化优势得以南迁。记述所叙王孙满之劳楚庄王对问九鼎大小论及虞夏之盛与桀纣暴虐,及伍举之谏会盟,析父之论受封,叔向之对有国,与孔子之评楚昭王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陈轸之为齐说楚柱国昭阳勿画蛇添足为“持满之术”,楚人好弋者之对楚顷襄王言“再发之乐”而促其复从伐秦,周王使武公对楚相昭子语“欲器之至而忘弑君之乱”以辍其图周之计,等等,或比较为政申礼乐之重德,或论列细密求处事之借鉴,或畅叙渊源甚具历史视野,或条分缕析特显论理贴切,或隐喻含蓄而寓意深远,或剖析形势而结语犀利,既是政治谋略的争斗,又是秉持观念的碰撞,一一均显示出中原文化思想对南方楚蛮意识的进逼。可以看出,楚虽有求九鼎之雄心,然未能获得在深刻社会变革前提下所产生的足以抗衡中原文化的政治理念及思想风格,它内耗严重,目光短浅,不识大体,易于动摇,导致最终没能利用优越的自然条件而在历史上矗立。然而随着文化的南迁,加以本土的患难悲情,它却酝酿出了思想文学方面的光辉成就。

“不要再说啦，她的亏，我这一生吃够了，再不要在我面前提她！”说罢，蒋浩德起身要走，身体摇晃了两下，紫云一把抱住他。他回过神来，眼睛直直地望着紫云，感受到来自女人的体温，差点窒息。

谋詐游说。商鞅变法以后,步入了战国中后期新的历史阶段。秦在政治改革完成及东进方向确立以后,伴随着战争之作为主要的政治手段,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的活动,开始在缓和各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及平衡其国内政治秩序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十六诸侯世家在记述如张仪、苏代、陈轸、公孙昧、陈筮、中旗、唐睢、范痤等人的说词的同时,载录的公子无忌及苏厉所申述的两篇文献,则有其特别的价值。无忌谓魏王之所言,正是道出了当时整体形势发展的症结及秦施政的本质;而苏厉的《为齐遗赵王书》,则显示了一般合纵家的游说特征,并代表着纵横家所具有的严密逻辑思维,论理深析,语言洒脱等极显说服力的气质风格。而谋詐手段在战争中的运用,也加速了六国的崩溃与灭亡。如秦使反间,令赵括以军降,卒四十余万皆阬之;张仪将所言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改为广袤六里,亦终使楚叛齐合秦;齐相后胜等多受秦间金,以致齐不助五国攻秦,且不修攻战之备而轻易降秦等,均是秦最终成功的显著例证。

为了增强学生的预习效果，我们在“课前学习案”中设计了知识梳理表，学生带着明确的任务预习教材，填写知识梳理表，使学生预习效果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走向统一。统一是这个时期总体的发展趋势,并彰显出其社会进步的巨大功能,它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周武王的分封,建立了中央王朝对诸侯政权的全国性的直接统属关系,改变了殷商时代实际是邦联制的分散社会形态,因此表面上的分封却蕴含着实质为国家统一的职能。其次,“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1]1586在分封的状态下,诸侯国各自的地区征讨活动,为未来全国性的统一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齐太公之受命“五侯九伯,实得征之”[1]1481,楚成王被赐“镇尔南方夷越之乱”[1]1697,二者所能起到的作用正具有这样的性质。其中楚国的功劳更不可轻视,它不但相继讨伐了杨越、随、申、许、黄、宋及陆浑戎等许多小国,还灭亡了如邓、英、夔、江、六、蓼、庸、顿、胡、陈、越 (越灭吴 )、蔡、杞、莒、鲁等国家,也参与了亡宋的举措,领土大为扩展,正走在为全国统一作出贡献的道路上。最后,秦始皇的并吞六国,则是依靠武力谋詐实现国家统一的必然步骤。因此,若以审视的目光加以探讨,就统一走势的记叙而言,十六诸侯世家的分述结构犹如浑然一体的完整一篇,而《田敬仲完世家》末尾的表白,正好是这一篇走势合理而顺畅的美好小结,秦灭周,灭韩,灭赵,杀轲破燕,灭楚,虏代王嘉,灭燕王喜之后,出兵击齐,虏王建,迁之共,逐灭齐为郡,因而完成了政权统一的历史进程,接着以肯定的语言作出赞赏的结论：“天下壹并于秦,秦王政立号为皇帝。”[1]1902周初以来的分封局面结束了,形势变化,一个具有崭新面貌和重要历史价值的帝国,出现在中华大地上,从而预示着又将创造出更为辉煌的伟大时代。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59.

Comment on Sixteen Marquises and Lords inH istorical Records

YANG Yan-qi
(HistoryDepartment,BeijingNo rmal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Narration of Sixteen marquises and lords inHistorical Recordsplays an importance role in general history.Based on the theme of keeping the peace of the country,the paper analyzesmarquises and lords inHistorical Recordsin the following five sections.First is the function of granting titles and territories to the nobles;second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third their contribution for the country;fourth the cultural value and fifth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sixteen marquises;lords;granting titles and territories;changes

K207

A

1009—5128(2010)03—0009—06

2010—01—17

杨燕起 (1933—),男,湖南攸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党大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