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伦理学关照下的美国华裔文学解读

张长辉

文学伦理学关照下的美国华裔文学解读

张长辉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重要的文学研究方法,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对美国华裔文学进行解读,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的家庭伦理观内容，既有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体现，又有对传统家庭伦理观的背离,美国华裔文学让我们充分见证了它的艺术魅力。

美国华裔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家庭伦理观

一、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现状

美国华裔文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关注，从90年代开始，逐渐成为我国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综观近几年国内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成果，虽然研究人员的规模、构成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关华裔文学的专著、论文也大量问世，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阐释，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研究成果主要还是介绍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现状，有自己独立的批评视角的论述还不多，这阻碍了华裔文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二、文学伦理学批评

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为一种文学研究方法，自聂珍钊教授2004年提出来以后，该批评方法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以其独特的批评视角与原创性受到广泛的关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于2005年10月主办了专门的学术研讨会，不少学者也先后从不同的角度撰文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次研讨会再次把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聂珍钊教授指出，我们所说的文学的伦理学批评，也可以称之为文学伦理学批评或文学伦理学，实际上它不是一门新的学科，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即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1］。从方法论的角度说，文学伦理学批评是在借鉴、吸收伦理学方法的基础上融合文学研究方法而形成的一种用于研究文学的批评方法，不仅要对文学史上的各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进行历史的辩证的阐释，而且要坚持用现实的道德价值观对当前文学描写的道德现象作出价值判断［2］。聂教授还指出了对任何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学进行伦理学批评的可行性。他认为，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典型、集中地反映人类社会道德现象，描写了社会存在的道德矛盾和冲突，因此文学也就必然可以成为伦理学研究的对象。所以，我们也就有了理由去运用伦理学的方法研究和批评文学，为文学的批评寻找一条新的途径［1］。伦理学批评文学的方法同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其它的批评方法相比，有其突出的特点。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可以使文学作为人学来评价，可以使文学在批评中更能体现出文学的特点，从而得出新的结论，产生新的认识。因此，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在任何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中都可以得到运用［1］。

三、文学伦理学关照下的美国华裔文学解读

中国人重视家庭，对家庭怀有宗教般的情感，犹如西方人信奉上帝［3］2。所以，家庭也必然成为美国华裔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文重点从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体现和背离探讨美国华裔文学中的家庭伦理观。

（一）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体现

中国家庭特别注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如，父慈子孝、兄有弟悌，夫唱妇随之类［4］73。首先来看夫妻伦理观。

1.夫妻伦理观。恩格斯说过，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人而言的。”［5］126“一夫多妻和偶尔的婚外性行为是男人的权力……对女人则要求最严格的忠实……女人通奸会受到残酷的惩罚。”［5］111这说明通奸在世界各地都是极严重的罪恶，在封建势力强大的中国更是如此。

《女勇士》里的无名姑妈就是这种伦理观的牺牲品。小说叙述者的姑妈由于通奸而怀孕，这在中国的封建时代简直是大逆不道。无名姑妈的家人觉得她辱没了家族的名声，而族人更是义愤填膺。在无名姑妈即将分娩的那一天，愤怒的族人袭击了她的娘家。无名姑妈在猪窝里生下孩子，然后带着新生儿投井身亡。按照常理，家人理应对死去的姑妈进行祭奠，但是，他们非但没有上香、点烛、烧纸钱、立牌位来悼念。相反，家人一直把她当作耻辱，绝口不提这件事，即使来到了美国，多少年之后，母亲还提醒叙述者：“不要对人家说，你还有一个姑妈。你爸爸不想听到她的名字。”［6］15按照中国的传统，对死去的人来说，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让其在阴间受罪。而在整个事件中，无人关心谁是无名姑妈的同伙。无名姑妈只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牺牲品。首先，她是包办婚姻的牺牲品，她和即将出国的丈夫匆匆成婚，夫妻之间毫无感情可言；第二，丈夫出国后一去不归，既无感情又无性生活的婚姻对她来说名存实亡。但她必须既嫁从夫，恪守妇道，否则就要遭受惩罚。《女勇士》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月兰姨妈的惨痛生活经历是另一个活生生的例子。30年来，月兰恪守妇道在家乡守着活寡，独自含辛茹苦把女儿抚养成人。30年后，在姐姐英兰的帮助下，月兰到了美国，见到阔别多年的丈夫。而丈夫又有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月兰受不了生活的打击又适应不了美国的生活，终于精神错乱，在疯人院终其一生。月兰的悲剧绝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悲剧。

2.父子／兄弟伦理观。在中国的“家邦”社会里，社会组织是按人生来的地位等级式地形成的［7］22。“父为子纲”是父子关系的基本准则，父慈子孝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要求。在这种家庭关系中，父母有义务为子女的教育及成家立业操心。子女则要绝对地服从父母。这一点在《花鼓歌》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在《花鼓歌》中，身处20世纪50年代初旧金山唐人街的主人公王奇洋可谓是华裔文学中最坚守中国古老的传统信念，最守旧、落后、迂腐、顽固不化的人物。这样的一个人物在对待儿子的家教上，自然极为严格。每个月王奇洋只发给儿子们50元零花钱，绝不多给。他宁愿出钱让已经毕业的大儿子王大再去读一个大学文凭，也不允许他去端盘子洗碗挣钱，因为干这样的工作有失老子的身份；他坚决反对儿子娶个洋媳妇回家，因为他要保持自己后代血统的纯正；他经常给儿子讲仁义道德、诚信和孝道，强迫儿子背“四书”、“五经”。《吃碗茶》也很好地传达了这种思想，《吃碗茶》中的王华基认为，儿子成家立业的一切费用理应由他这个做父亲的承担。因此，当儿子托词说经济上还没有准备好不想结婚时，王华基恼羞成怒，觉得儿子是在怀疑他这个做父亲的能力。一向省吃俭用的王华基不仅包揽了独生儿子的来往旅费及家乡婚礼的所有费用，而且在新婚夫妇到达纽约后，又一手操办了有250人参加的大型婚宴。把儿子的婚事操办完毕后，王华基作为父亲的义务也就算完成，从此可以心安理得地准备抱孙子了。

在传统家庭伦理中，兄弟关系仅次于父子关系，因此有“长兄如父”之说。“兄友弟恭”，如果兄弟反目，忘却了手足情，则会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8］85。《茶壶烈酒》中的邝四和邝云，两兄弟互帮互助、共同发家致富；《金山》中，艾迪不计前嫌、始终顾念手足之情；《中国佬》中的三公和四公相依为命，等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兄友弟恭”观念的延伸。

3.孝伦理。中国人注重孝道，古训道：“父母在，不远游”；儒家常用“孝悌”两字来做这一种心的境界和功能之示例。孝悌便是人类超个体而相互感通的一种心境。孝是时间之直通，悌是空间之横通，故人心有孝，则人生境界可以悠久无尽；人心有悌，则人生境界可以广大无穷［9］65。而孝的最起码的要求是对现实父母的孝，它主要表现为子女对父母的尊敬、赡养、听从、顺从以及为父母争光。

在《喜福会》中的“伤疤”一节，谭恩美将古代孝的故事转为现实中割股疗亲一幕来表现传统文化中孝道对中国人的塑造。苏安梅的母亲守寡后被有妇之夫诱奸，婆婆将她赶出家门。在婆婆临死前她又回到婆婆跟前尽孝，她割下自己手臂上的肉为婆婆熬粥，并亲手给婆婆喂食和着草药和自己身上肌肉熬成的粥。幼小的苏安梅目睹了这痛苦的愚孝一幕，深刻感受了旧传统中何为人孝的一课。正如作品中所说的那样：这就是女儿如何尊敬母亲的。孝的另一层涵义是子女对父母的听从、顺从以及为父母争光。孔子说，孝即“无违”，对父母要“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华裔文学中也不乏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孝子［8］86，如 《吃碗茶》中的王宾来，他的婚姻是恪守“父为子纲”，顺从父亲的结果。《唐人街》中的老三汤姆也算是个孝子，小小年纪，他就知道为了早点去美国，希望奶奶早死是“不孝”。《典型的美国佬》中的拉尔夫则是为父母争光的典型，他去美国留学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获取学位，成就功名，光耀门楣。

孝作为敬养父母、祖宗的标志，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是家族精神的母体，它维系了整个家族的和谐。它一方面彰显了炎黄子孙敬老爱老的优良传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另一方面，它又关注了大量统治阶级的思想，如“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所以如果把孝绝对化，就会变成《喜福会》中苏安梅母亲的那种愚孝，正所谓过犹不及也。因此，尽管对和谐的追求成为孝自身发展的动力源，但新世纪的中华儿女对其的获取还是应基于对真理的服膺，不是以一种传统的静态的安伦尽分，而是以一种动态的安分守己，在和谐的原则中加入理性的因素，使孝散发出理性的光芒，使家族精神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避免苏安梅式的悲剧重演［10］。

（二）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的背离

美国华裔作家作为海外流散华人的一部分，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一方面表现出深深的眷恋，想通过创作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的家庭伦理观；但另一方面，为了融入主流话语，建构自己的身份，又不免表现出对中国传统伦理观的疏离。所以读华裔文学作品，读者始终可以感觉到这些文学作品中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中国儒学的较量。在西方文化语境下出生的华人后代，在成长过程中开始感受到父母所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观的束缚。因此，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父母自然成了专横的、不讲理的“他者”。为了融入主流话语，他们要摆脱“他者”文化的束缚［11］。于是，华裔文学中的不肖子孙便由此而生。华裔文学中描写的“不肖子孙”，如果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衡量，既有不折不扣的逆子，也有为捍卫自己的权利敢于向父母挑战的现代青年［8］103。

首先来看敢于向父母挑战的现代青年。在 《骨》中，梁家三姐妹的老大莱拉不顾母亲的反对，与男友同居了四五年，始终难以接受母亲大摆婚宴的主张，最终还是背着母亲在纽约悄悄地举行了婚礼，使母亲大失所望。在母亲看来.结婚不摆宴席是偷偷摸摸的行为，未婚同居更是道德沦丧的表现。她对莱拉在纽约市政厅里结婚而不举办婚礼发怒，她说：“结婚是一辈子的事，是应该好好庆祝的！为什么像贼一样在暗处偷偷摸摸的呢？”［12］20受过美国高等教育的莱拉尽管深知母亲一辈子的艰辛，希望看到母亲幸福，但她认为婚姻是她和男友两个人之间的事，只要有爱，同居就是合理并且合乎道德的。小女儿尼娜是三姐妹中最为美国化的一个，在婚事上，尼娜的态度也比两个姐姐更为开放。为了找到真正的爱情，她一次又一次地更换男友并且未婚同居、堕胎。这两人的行为都有违中国的传统伦理观，尤其是不恪守妇道，使父母“丢面子”。这显然是和中国传统“孝为先”的伦理相背离的。在黄玉雪的《华女阿五》当中，小说中的父亲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他时常用儒学思想来教育和规范孩子们，要他们尊敬兄长、孝敬父母。父母的话，做子女的只有听从，不需要任何解释。玉雪认为，父母亲们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是束缚她自由和个性发展的枷锁。她要反抗，要冲出家庭的束缚。一天，她没有得到父母亲的同意，与男友一起去看了一场电影。回到家，面对狂怒的父亲，她第一次开始鼓足勇气大声地反抗说，她不仅是一个女儿，而且还是一个独立的人。

再来看一个不折不扣的逆子。《中国佬》中的少哥是华裔美国文学中一个典型的“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不孝之子。二战期间，少哥曾在美国陆军服役，战后让人在中国帮他找了个妻子，并把新娘接到美国过着优越的生活，而他的母亲却独自在国内受着饥饿与战争的煎熬。

四、结语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对于当前我国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轻视或放弃文本研究和作家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文学研究倾向是一种较好的矫正。在文学批评中，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给已有的批评增加新的特色，为批评的方法提供更多的选择”［13］173。把文学伦理学的批评应用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不断地丰富了该批评方法的理论内涵，推动了该批评方法的实际应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提出，打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批评话语在中国的霸权地位，再一次拉近了文学与现实的距离。此外，通过运用伦理学批评美国华裔文学，希望能通过伦理学建立一个学术批评的平台，为美国华裔文学的批评提供一种新的探索，从而拓宽美国华裔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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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08-0089-03

张长辉（1977-），男，河南滑县人，硕士，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新乡453007）外语部讲师，从事英美文学、翻译理论研究。

200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