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得浮生半日闲
——浅析六朝休闲意识与山水诗

仲秋融

“游”得浮生半日闲
——浅析六朝休闲意识与山水诗

仲秋融

早期山水诗与六朝休闲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休闲本身是一种顺应天道的生活，它与玄、儒、佛、道等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玄学与其关系最为密切。魏晋六朝正是玄学兴盛的时期，在以“贵无”为宗旨的情况下，玄学衍生出的诸多关于社会、人生的论题正是当时士人们休闲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山水诗这一独特诗体在其时悄然勃兴。谢灵运“游山玩水”之山水诗是体现“休闲”意识的代表。

玄学;休闲意识;山水诗;谢灵运

唐人叹之“又得浮生半日闲”，感曰“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闲适的生活从来都是人心之所向。其实早在魏晋六朝之时，我们已然迎来了一个文学和人开始“自觉”的时代，在那时，休闲意识已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自觉。《世说新语·栖逸》载：“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刘义庆.世说新语·栖逸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以下关于 《世说新语》的引文均出自该版。）“游”得浮生半日闲的魏晋士人们在山水娱游休闲中身心得以放松，并创造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山水诗。这些诗篇融入了山水佳音和生命体验，历来为人所传诵。促使这些诗篇产生的原因众多，除了文学自身的发展流变、社会政治经济因素、地理环境影响外，六朝时的隐逸休闲风尚及玄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也对山水诗的产生起了不可小视的积极作用。

一、玄学与休闲意识

玄学兴起于正始年间（240-249），以何晏、王弼为首倡，两人“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后经竹林玄学，元康玄学，一直发展到了东晋玄释合流，南朝时虽慢慢淡出，但还是有一定影响。

西晋是玄学兴盛时期，向秀、郭象等人表现出适应现实、委运任化的人生态度。当时士人在行为方式上也以不少奇特孤僻的行为显示所谓的“名士风流”。逮至东晋，异族入主中原，士大夫们避难江左，玄学的虚静精神成了他们获得心理平衡的良方，正好符合他们其时的心情，适合他们闲适生活的需要［1］。魏晋六朝玄学的一个重要思想便是崇尚自然，而直接实践便是走入自然的怀抱。那种心依林水、情归自然的生活代表着魏晋南北朝部分文人“贵淡泊”、“任自然”的美学理想，而这样的美学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人们休闲观的一种反映。可以说，这种走入自然的行为恰是最理想的休闲，在其影响下，整个社会风气为之大变［2］。

无疑，休闲具有休息、转换心情、自我开发等功能，它真正把人置于核心地位，关注人的需要，尊重人的情感，充满人文精神和关怀［3］。怀抱着休闲意识并真正走入休闲情境的人，其思想及生活应是和谐愉悦的。“休闲”在我国古代有其深刻的含义，“休”即倚木而休，“闲”为娴静、思想纯洁之意。仅从两字的组合来看，就不难发现其文化及价值内涵。而中华五千年文明流传下来的诗词歌赋、书画琴棋等等也无不烙印了休闲文化的种种痕迹，记录了休闲文化丰富的内容［4］。

玄学以“贵无”为宗旨，衍生出诸多社会、人生的论题，曲折地反映出当时士人休闲意识的来源。

理想人格的建构。魏晋玄学中认为的理想人格就是“中和”，其建构离不开哲学思辨。王弼《论语释疑》、《老子注》中都强调为人要中和平淡，但在世俗之中，人总是不免浮躁。而拥有中和平淡之理想人格的人们，其身上那“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达不羁的风神，那回归山林静而处之的人格风范，恰是最理想的休闲的外在表现；那种心向泉林、追求精神逍遥的心态与玄学品格可谓相得益彰。

理想境地的选择。玄学家们认为田园山水之间自有玄理存在，更是一方理想境地。《世说新语·言语》中载：“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蓊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而其时，社会的动荡、战乱的频繁、政治的黑暗，都使人们希望在“理想境地”上得到放松休闲，享受最纯真无碍的生活。老庄主张隐遁以求人性的返本；而之于玄学中，即有郭象一派以“超世”境界相标榜，跳出红尘、避入山林；五柳先生的“世外桃源”便是文人们所向往的理想境地。

生死问题的参透。老庄泯生死而等万物，玄学追求超越。郭象认为了解了“生”和“死”只是存在的状态不同，那么人就可以超脱生死而真正逍遥旷达了。玄学超越生死的途径之一就是及时行乐。向秀在《难嵇叔夜养生论》中说：“服飨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之自然，人之所合宜，三王所不易也”；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都是建立在及时行乐、超越生死的基础之上的。生活中注重对感官享受的个性追求，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魏晋时期的一个重大变化。不可否认，“及时行乐”是一种消极的休闲娱乐方式，但是人们却在“行乐”休闲中发现和享受到了使身心和情感惬意舒畅的美感。可以说，这种美感享受正是现代意义的“休闲”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5］。

由上可知，玄学与休闲思想关系密切。休闲是一种人生哲学，是一种独特的生命境界，这种心灵的闲适与宁静既是文学审美的前提，也是人生追寻的一种理想境界。在被称为“魏晋士人的教科书”的《世说新语》中，也有许多描绘当时名士如孙绰、谢灵运等游弋山水的小故事。这些名士本身就是有名的玄学家，他们一方面历经家国乱离及个人命运身不由己的艰难，因此不得不回避政治，唯务清谈与山水；另一方面，他们借助玄学构筑的有情世界里，又充满了游乐“休闲”的意味。

二、“游”得浮生半日闲

六朝时期，从玄言诗逐渐发展到山水诗的过程也是文人们由闭门谈玄到出门游历之后，发现除了追求精神逍遥外，还可山水游历，进而使身心休闲放松，其实两者殊途同归的过程。山水之美成为宇宙本体“道”的体现，无论是饮酒、长啸，还是下棋、锻铁，魏晋士人就是以这些行为来表现他们精神上的洒脱。然而，最与魏晋玄学“得意忘象”的思维方式契合的还是沉溺于山水，因为玄学家们认为可以通过可把握的“万有”来表现无形的“道”。山水正是表现“道”的最佳的“言”和“象”，是最适合于表现无形玄理的有形之物［6］。“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宗炳《山水画序》）。既然山水在魏晋士大夫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那么，在以表现自我精神为主要任务的文学作品中出现山水，借山水来展现内心世界，进而体悟人生处世哲学，表现吟啸林泉、清闲自如的生活情趣和方式的山水诗的出现，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其实，中国人的山水情怀实乃是从山水中得到幽静、平和的精神慰藉和实现意识休闲的表现［6］。

谢灵运是中国诗歌史上首位大量创作山水诗的诗人，在其诗作中便很好地显露了玄学盛行的文化背景和在心灵苦痛中寻求意识休闲的痕迹。

晋宋之际，玄风虽已无两晋时炽烈，但其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有很多士人借其忘怀俗世。出生于世族豪门的谢灵运便是其中之一。在目睹了刘裕代晋后对高门士族的贬抑、刘义隆即位后对其处处提防后，谢灵运心情抑郁，开始厌恶仕途。他一方面追求隐逸泉林，在山泉林野中逍遥休闲，另一方面振兴家族的重任又时时使他感到迷茫，故而便屡向山水诉说一己愤懑，写出了许多动人的篇章。

《世说新语·言语》篇中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谢灵运的山水诗即以山阴（会稽）山水为人文背景，在山水惬意中，诗人体悟到“将穷山海迹，永绝赏心晤”（《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感受到“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从斤竹涧越岭溪行》），享受那“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惊叹那“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休闲的山水之游之作是谢灵运追寻生命的自由与和谐的首选，他头戴曲柄笠，脚着“谢公屐”，怡情山水，暂忘浊世，“游”得浮生半日闲。幽美、静雅的自然景色，使诗人精神顿觉清爽。在这种情境中无疑能获得一种心情平抚、精神和谐的生命力量，这正是诗人所需要的［7］。山水与玄理是他借以消解心中滞忧的途径，可以说山水诗成了诗人休闲意识的文学化体现。而玄学的文化背景又使得他的诗歌后面还拖着玄言的“尾巴”，但这“尾巴”在一定程度上已退至次要的地位，自然山水已经成为诗人移情的主位对象。即使如此，魏晋玄学对山水诗的影响仍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分，因为毕竟早期的山水诗是在玄学笼罩之下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虽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但其实在山水诗兴起的初期，玄言诗以玄理的形式残存在诗中。谢诗的一些篇章中即有化用老庄之意，传达自己欲隐逸山水之间以求得忘荣辱、等生死、齐物达观的自然境界的追求［7］。诗人在《登池上楼》中写到：“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持操岂独古，无闷徵在今”，作为士族代表人物的谢灵运受时代的限制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玄学思想，“无闷”一语便出自“三玄”之一的《周易》，亦与“玄”相关。其诗中的玄理除受玄言诗风的影响，也是其思想感情的一部分。谢灵运通过诗里的山水，将虚寂的理融入生意盎然的景中，用诉诸人们感官的景物去启示人们悟道，表现“超以象外”的理，具有一种玄趣［7］。如此创作而成的山水诗作品也不自觉地充当了诗人身闲心闲、放松身心，实现人生价值的休闲手段。

何意栖碧山？为“游”得浮生半日闲，谢灵运如此，魏晋众名士亦如是。从《世说新语》的有关条目来看，但凡秀水名山、园林亭台、河湖林沼等，皆在名士们游闲之列。如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世说新语·栖逸》）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总体来说，六朝时，山水作为体现玄理和获得玄趣的“言”、“象”已进入士人的精神生活。孙绰称“屡借山水，化其郁结”（《三月三日兰亭诗序》），山水诗便是表现这种“参悟”过程的手段［8］。在魏晋玄学深刻影响下的山水诗，其文学观念题材的变化，一般来说都是依托于玄学这一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采用哲理化的形式表现出来［1］。但是，随着山水诗的发展，自然山水已经渐渐成为诗人们移情的主位对象，而与休闲思想的相伴相生，使这些诗作以独特的风格出现在文学艺术史上［1］。

魏晋六朝时期，隐逸思想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士人们不愿直面现实的惨淡人生，于是流连山水风光、清谈玄虚，陶冶人们自然之性情的游山玩水便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当时的诗作普遍所反映的亲近自然、贴近山水的情怀，事实上是一种在更高层次上向自然的回归［9］。这种回归，很自然地蜕变成人们休闲的一种表现，体现了玄风、玄趣，但它却是人们从人性的角度对自然的体悟和认同，更是借助“自然”对“自我”医治和疗救。结果，他们在绝美的自然中寻找到了精神与情感可以皈依的家园并真切地反映在他们的山水作品中［8］。早期山水诗与当时的玄学思潮及休闲意识有着很大的关系，休闲本身是种顺应天道的生活，而魏晋玄学在以“贵无”为宗旨的情况下，衍生出的诸多社会、人生的论题，正是当时士人休闲意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其中，社会动荡黑暗是迫使文人们避入山林休闲的现实原因，还有诗歌本身艺术创作的发展流变。更重要的是，魏晋玄学盛行的文化哲学背景及当时的隐逸休闲风尚。六朝山水诗就是在这诸多因素促进、影响下由附庸而审美继而蔚成大国，并对后世山水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先导示范作用。

[1]张嘉林.六朝山水诗的流变及与玄学之关系[J].遵义师专学报,2004(6).

[2]李立.看似逍遥的生命情怀:诗词与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3]李仲广,卢昌崇.基础休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4]刘亚军.浅谈休闲文化与人文精神[J].成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

[5]玄言诗研究,胡大雷[M].北京:中华书局,2007.

[6]韦凤娟.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

[7]彭亚萍.陶渊明与谢灵运田园山水试比较[J].安徽文学,2008(8).

[8]胡希伟，陈盈盈.追求生命的超越与融通：儒道释与休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

[9]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

I207.22

A

1673-1999（2010）08-0084-02

仲秋融，女，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杭州310018）人文学院2008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2009-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