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中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孙琳

希腊神话中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孙琳

希腊神话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重要文学源头，其中可能具有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目前少有学者论及。探寻希腊神话中表现出来的其他民族在史前往希腊地区迁徙的历史，以及他们将其在神话中叙述出来的方式，挖掘希腊神话从开始就带有的文化殖民主义色彩。

卡卡德莫斯家族；希腊神话；文化殖民主义；失语；“地生人”

20世纪中叶，随着各殖民地摆脱西方的殖民控制，以赛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研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文化身份等问题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兴起，其最重要理论表现之一是文化殖民主义。长期以来，学者们在对文化殖民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均将视线集中在近代的殖民地和宗主国文化文本中，对处于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神话中的可能存在的文化殖民主义少有论及。而在希腊神话成型之前就开始的希腊地区的民族迁移活动和后来的民族融合过程，很可能让在这期间成型的希腊神话具有文化殖民性质的叙述话语。

一、卡德墨斯家族的悲剧

俄底浦斯（Oedipus）是西方文学史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之一。然而，他让人动容的遭遇仅仅是其家族悲剧命运的冰山一角，在希腊神话中，俄底浦斯所属的卡德莫斯家族成员都没有逃出命运女神的圈套。

俄底浦斯所属家族的祖先是腓尼基王子卡德墨斯（Cadmus）。他离开腓尼基去寻找被宙斯拐走的妹妹欧罗巴，后来遵照阿波罗的神谕放弃寻妹意图建起了一座城池，这就是日后闻名遐迩的忒拜城。厄运从忒拜建城之日就降临在了卡德墨斯家族的头上。卡德墨斯在建城地点附近的森林中杀死了一条袭击取水仆人的毒龙，并在雅典娜的指引下播种龙牙，获得了五名龙牙武士，即所谓的“被播种者”。龙牙武士据说是未来忒拜五大显贵世家之名祖。不料毒龙乃战神阿瑞斯之子，战神因此一直忌恨卡德莫斯，并在火神送给卡德墨斯的结婚礼物——一条项链上下了诅咒。从此，厄运就一直跟随着卡德莫斯家族，其成员均遭不幸：塞墨勒（Semele）——卡德墨斯之女，受赫拉蒙蔽，要求爱上自己的宙斯穿上天国的服饰来见她，以证明其身份，结果被烧成灰烬，只留下儿子酒神狄奥尼索斯。伊诺（Ino）——卡德墨斯之女，其夫阿萨马斯发疯杀死了他们一个儿子。伊诺逃出来后，抱着另一个儿子跳海自杀。众神出于同情，把伊诺和她的孩子都变成了海洋之神。阿克塔翁（Actaeon）——卡德墨斯的外孙，他因为打猎时无意看到了沐浴中的阿尔忒弥斯（月亮女神），女神把他变成一只鹿。他逃跑时却被自己的狗群撕成了碎片。彭透斯（Pentheus）——卡德墨斯的外孙，他反对人们对酒神的崇拜，禁止酒神信徒们的狂欢，却被酒神引诱着去看在山脉中活动着的酒神信徒（其中包括自己的母亲和姐姐），结果被癫狂的人们发觉，撕成了碎片。泼里多勒斯（Polydorus）——卡德墨斯之子，他的重孙即命运最为悲惨的俄底浦斯。

俄底浦斯的两个儿子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和波吕尼克斯（Polynices）为了争夺忒拜城的王位战死沙场；俄俄底浦斯的女儿安提戈涅（Antigone）因为违反国王的命令埋葬战死的厄忒俄克勒斯的尸体而被国王克瑞翁处死［1］。至此，卡德莫斯家族几乎无人能于厄运中幸免，战神阿瑞斯的诅咒才散开阴霾。

功能主义神话学的奠基者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神话在原始文化中履行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它表述、加强信仰，并使之有条理；它捍卫和强化道德；它确保仪式之有效，并包含着指导人类的实用法则。因而神话是人类文明至关重要的因素。”［2］那么，卡德莫斯家族的悲剧在希腊神话中究竟履行着何种功能？

二、失语的被献祭者

据考证，希腊本土的城市被认为“从不可记忆的时代就有人居住”，因而没有建城神话流传下来。而建城神话一般属于海外殖民地的创建故事，因为殖民地的创建有史实基础。但作为希腊本土城市的忒拜却保留了自己的建城神话，这就说明该神话保留了某些真实的历史，即忒拜城是外来移民在希腊本土创建的新城。

忒拜城不仅有建城神话，而且还有大相径庭的两个建城神话：腓尼基人卡德谟斯创建忒拜城；宙斯的孪生子安菲翁与仄托斯创建“七门之城”忒拜。

历史学家经过考证推断后认为，忒拜居民点早在青铜时代中期就已具备城镇规模，居民是卡德美亚人，他们可能是外来移民，因而有自己的建城故事，并将之归功于神话名祖卡德墨斯。迈锡尼晚期，忒拜城虽然毁灭但该建城神话却被保存下来。公元前12世纪或稍晚，彼奥提亚人取代卡德美亚人成为忒拜地区的新主人，他们将自己的孪生英雄故事与卡德美亚人的建城神话结合起来，改造为新的建城神话［3］。由于忒拜城的毁灭和彼奥提亚人的南迁都发生在迈锡尼时代，而且忒拜城仍保留着卡德美亚人作为外族的建城神话，因此，希腊民间对忒拜人外族身份的印象就更加深刻。

与此同时，较早迁徙过来的希腊各部落民族的认同感正逐渐加强，并根据希腊各地方言的分布编造出了一套神话谱系，称自己是大洪水后惟一幸存的人类夫妇——丢卡利翁和皮拉之子希伦的后代［3］。这一神话谱系不仅解释了希腊的方言差异，也增强了希腊人的同源意识，因此希腊人均以土生土长为荣，以外邦血统为耻。这一神话谱系虽然在其形成后期将成形较晚的忒拜城神话纳入体系之内，但却将其塑造成了被献祭者。

人类在早期文明中有这样的宇宙观，即必须通过某种献祭甚至自我牺牲才能具备真正的创造力。例如在中东的战争神话中，提阿马特（Tiamat）、莫特（Mot）和利维坦（Leviathan）并不是邪恶的化身，只是在扮演他们的被献祭者的角色——在宇宙从混乱到有秩序之前死去，并被肢解［4］。

希腊各方言地区从各自为政到认同感加强并结为一体，实际上就是一个从混乱、分裂到秩序、统一的新民族的创造过程。而创造力是通过献祭才能得来的，因此必须通过某种献祭或者自我牺牲，新的、统一的民族意识才能生成。而这一献祭是通过神话叙述的方式来完成的，被献祭者就是卡德莫斯家族。

卡德莫斯家族之所以成为了希腊神话祭台上的“羔羊”，与其明显的外族身份密不可分。因为该家族的悲剧命运在引起其他方言区人民的悲悯情怀和敬畏之感的同时，无形中暗示着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也是希伦子孙，但卡德莫斯家族的外族人的印记让他们逃脱不了悲惨的命运，而且，这是神的谕示。神话叙述中的这种潜在话语促使其他方言区人民对 “希伦”后代的认同感和趋同感进一步加强。由于忒拜王族的神话已经被纳入希腊神话的谱系，其作为文化祭品可以说是希腊民族的自我牺牲，因此，神话的叙述者并未在叙述过程中追问该家族悲剧命运发生的原因。尽管后来忒拜城与雅典并肩而立，可在这之前希腊神话谱系已经基本成形，作为后来者的忒拜丧失了在希腊神话中叙述自己民族历史的话语权，只能任凭先祖卡德莫斯家族被人叙述，背负原本属于整个希腊的厄运。

综上所述，卡德莫斯家族的悲剧是在神话叙述者的强势话语和权力的运作机制下建构而成的，具有明显的文化殖民色彩。

三、希腊神话的实质：“移民神话”

既然希腊神话的叙述者运用话语权建构了卡德莫斯家族的悲剧，那么他也完全可以用神话建构一个自己身份的神话表征。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特许证理论”或许可以揭示除忒拜外的其他希腊城邦是如何用神话来建构自己的身份的。

马林诺夫斯基在考察大西洋新几内亚东部的特罗布里安德群岛的土著神话时发现，该部落的神话具有证明土地占有权的功能。由于当地人相信其先祖原住地下，后从地洞钻出，死后仍要返回地下。因此，一个氏族长久占有了一块丰腴的土地后，就会编造一则其先祖是从这块土地下钻出来的神话以证明他们对这块土地的所有权。而外族人要想强占这块本不属于他们的土地就必须编造新神话，为其占地权寻找“依据”［2］。在这个过程中，“地生人”神话就成为了氏族占领土地的一张“特许证”。

考古学和语言学已证实，希腊人 (“讲希腊语的人”)本属外来者，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后（青铜时代初期）才进入希腊半岛并逐渐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他们起初尚无统一名号，到古风后期，希腊人共尊“希伦”(Hellen)为全民族始祖，才有了统一的民族称谓。为了强调自己对希腊地区占有的合理性和土生土长的身份，希腊神话中也有“地生人”神话。

雅典人声称其始祖——雅典第一代国王刻克罗普斯是地母之子，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蛇，而蛇是地下生灵的象征。雅典人的另一先祖厄里克桑尼俄斯(或厄瑞克透斯)也被看作大地之子，被雅典娜女神抚养成人，后成为雅典国王。雅典人则以“刻克罗普斯的子孙”或“厄瑞克透斯的子孙”自居，表明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这样，雅典先人首先在军事行动上施行了对古代希腊地区的殖民，而后又通过神话的建构在文化和政治宣传上获得了成功，成为了“惟一无庸质疑的希腊公民”、“赐人福祉的诸神子民”，而雅典则是“最蒙神钟爱的国家”。

雅典人尚且如此煞费苦心，在建城较晚、外族身份更为明显的忒拜神话中，“地生人”的影子就更浓重了。忒拜城的五大显贵世家之名祖就是“被播种者”，即当初被卡德莫斯播种出来的龙牙武士。他们在神话中都是活生生的从地下跳出来的，是明显的 “地生人”。在希腊神话中，各部族用“地生人”神话为自己身份辩护的类似细节还有很多。比如阿尔戈斯王族的祖先许珀耳涅斯特拉公主和林叩斯王子虽然来自非洲，但是他们的祖先伊娥却是不折不扣的希腊土著、赫拉神庙的首位女祭司、宙斯的情人，只是因为天后赫拉的迫害，她才一路漫游到了埃及。她的后裔就是埃及的王族（其他的此类神话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除忒拜因为异族身份太明显、无法完全“本地化”外，希腊其他各移民部族都成功地利用神话为自己建构了新的希腊本地人身份，创造了一个语言真理。而这一真理的制造者，就是青铜时代在希腊社会和历史中实施主导控制的权力意志。他们发现，通过真理、纪律、合理性、功利价值和知识等语言，可以进行系统的自我掩盖、欺骗、解释和伪装，从而达到自己的阶段性目的。同时，在这个语言真理的建构过程中，希腊各部族民众并不处于纯粹的失语状态和被控制、受支配的地位。事实上，一旦他们进入了话语权的网络，也就处于话语权的实施状态中，成为话语权的运载工具而不仅仅是实施的对象。因此，希腊民众客观上成为了希腊神话的实质传播者，加深了希腊民族神话深入人心的程度。

尼采曾说，语言的真理“不过是众多可移动的隐喻、换喻和神人共性的语言，简言之，是人类关系的总和，这些人类关系受到诗意的、修辞的强化、置换和润色，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似乎成为一个民族固定的、经典的和必不可少的语言。真理是幻觉，人们已经忘记了真理的真面目。”［5］经过修辞化和身份置换的希腊神话就是这样充满文化殖民色彩的语言真理。如果不是卡德莫斯家族的悲剧散发着的微光吸引着我们向前探寻，那么，其移民神话的实质也许至今仍被权力话语遮蔽在神话背后。

四、结语

希腊神话作为一部权力话语铸就的移民神话，实质上揭示的是早期外来民族的文化殖民过程。在希腊神话的表征中，每个异族都几乎被同化了，由后来的他者成为话语同一中的一部分，不再具有独立的历史和民族身份。然而，被同化的异族他者的历史记忆在被神话权力话语并置、转移的同化过程中，也让这个神话的同一发生了分裂，希腊神话出现了一个双重空间：一方面，希腊神话是整个希腊民族合理占有土地的“特许证”，是民族意识认同的起点；另一方面，每个被纳入体系的民族神话都标示着一个曾经的他者的在场。

柏拉图在其《蒂迈欧篇》中描述的宇宙灵魂的创造过程可以作为这一民族融和过程的真实写照：“神取来三种元素，同一、他者、存在，把他们混合起来，做成一个模式。在此过程中，他使强力将他者之抵抗性的和不相黏合的本性压缩进同一。在混合了同一和他者，接着是存在而得到一个整体之后，他又将此整体尽其所宜分成许多份，每一份都是同一、他者和存在的混合体。”［6］

整个希腊神话就是一个同一、他者、存在混合起来的模式，每个外来的民族作为他者被话语权的强力纳入希腊神话的同一中，以此来保证他们在历史中的存在和在场。

[1]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M].楚图南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2]王以欣.古希腊神话与土地占有权[J].世界历史,2002（4）.

[3]王以欣,王敦书.神话与历史:忒拜建城故事考[J].历史研究, 2005（6）.

[4]凯伦·阿姆斯特朗.神话简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5]弗里德里希·尼采.论超道德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M]//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隐蔽的和显在的东方主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6]金惠敏.无限的他者：对列维纳斯一个核心概念的阅读[J].外国文学，2003（3）.

I1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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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08-0098-03

孙琳（1986-），女，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甘肃兰州730020）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学。

200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