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参政原因探析

李治勤

武则天参政原因探析

李治勤

武则天分析指出参政原因：一是隋唐时期女子在社会中有较高的地位，对女子参政有利；二是她本身具备强烈的参政愿望和相应能力,加上高宗仁弱的性格特点,使武氏谋求参政。

武则天；唐高宗；妇女地位；参政

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女子参政可谓屡见不鲜，从周武王的王后邑姜被武王视为良辅并辅佐儿孙巩固西周政权到清末慈禧擅权，不一而足［1］。她们或以太后身份临朝听政，在子孙幼冲之时依赖外戚于帘内执掌朝纲，此种犹以东汉中后期为甚；或者假手皇帝，在枕上左右政局，那些帝王宠妃们往往如此。然而不管怎样，就连差点将天下改为吕氏的高后吕雉最终都不曾推开她所掌控的傀儡。几千年中，只有武则天是个例外，只有她不满足于以太后身份操控大权，她公然走出帘外，连废两子，并更改国号为周，登基称帝，成为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一、隋唐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对后妃参政的宽容

隋唐时期的社会文化都处于封建社会的繁荣鼎盛时期，禁锢人性的礼教也没有发展到后世那么严密甚至残酷的地步，再加上由于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胡风”文化氛围的影响，女性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在社会生活中拥有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社会对后宫参预政治也无严格限制，甚至默许之。这种社会风气成为武则天能够参政的重要条件。具体体现在：

首先，在当时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妇女们可以抛头露面到各种公众场合进行各种社交甚至经营性活动。《颜氏家训·治家第五》记载：“鄴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描述了当时许多女子鲜衣怒马在外交际，为夫、子争名求利，煞是威风。而且，她们拥有比较放达的婚姻爱情观念。这一时期承袭北朝遗风，男女关系随便，寡妇再嫁不仅不以为忤，朝廷还下诏鼓励。唐太宗的韦贵妃便是再嫁之身，而唐代的公主们更是有多人且不止一次改嫁。正因为这样，武氏才能够再次入宫，并受到高宗宠幸，从而得到参政机会。

其次，女性具有勇悍好强的尚武精神以及丰富的文化生活。在唐代，女子可以像男子一样打马球、蹴鞠，甚至骑马打猎。唐武宗宠爱的王才人常着男装在郊原游猎，由于其身材和皇帝相似，以至于来奏事的大臣经常会认错。大诗人杜牧有诗“辇前才人带弓箭”记述这一现象［2］卷77:3508。大唐平阳公主更是在父兄太原起义后，扯旗举事，招募勇士，最终领有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攻城略县，为义军进入关中打下一块坚实的根据地。这支军队被称为“娘子军”，后来驻防山西苇泽关，此关也因此改名娘子关［3］卷58:2315。 《旧唐书·列女传》也记载了一位被强人掳掠的女子王氏，面对强人头目的威胁，故意曲意顺从，然后乘强人熟睡将其头颅割下，驰入州城报官，皇帝嘉其行，封为崇义夫人。这一时期的文化高度发达，不仅文人墨客遍及天下，就连深处闺阁的女子也在这种尚文风气的熏染下，自后宫妃嫔至官僚、贵族、士人阶层妇女，几乎无不知书。太宗贤妃徐惠能“四岁诵《论语》、《毛诗》，八岁好属文”，［3］卷51:2167至于上官婉儿、薛涛、鱼玄机等更是以文名扬天下。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说：“唐以雅道奖士类，而闺阁英秀，锦心绣口，蕙情兰心，中可尚矣。”此言可谓中肯。而且，唐代后宫女子的教育更是得天独厚，宫中设有专门机构——内文学馆，以教习宫人［3］卷43:1854，德宗时宋氏五姐妹便因才学闻名于世而被招入宫中，为女学士“掌六宫文学，兼教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师礼，号曰宫师。”［2］卷77:3508入宫后的武则天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这使她的文化素养不断得到提高，从而“素多智计，兼涉文史”，并借助由此而来的通古今、知权变的见识得到高宗信任，能够在辅政时“处事称旨”［4］卷200:6322。由此，武则天开始了她的政治生涯。

再次，隋代和唐初并不反对后妃预政。隋独孤皇后“每与上言及政事，往往意合，宫中称为二圣。”［5］卷36:1109唐太宗也曾多次向长孙皇后“言及天下事”，并称之为“良佐”。充容徐惠也以一篇《谏太宗息兵罢役疏》而青史留名［2］卷51:2167-2168。 武则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在高宗试图扳倒元老重臣时结交许敬宗等内外大臣为助力，得以登上皇后宝座，并且在高宗因病不能视朝时得到“百司表奏，皆委天后祥决”的机会［3］卷6:115。 这是武则天参政的一大契机。

二、高宗的性格特点及其对武后参政的影响

提到唐高宗李治，史书对他的评价为两个字：仁弱。《旧唐书·高宗纪上》说高宗“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史书中一致认为，由于他的仁弱，长孙无忌认为易于控制，坚持立李治为太子，而太宗也认为只有他才能保全另外两个嫡子，于是便立他为太子；但由于李治太仁弱，太宗为此忧心忡忡，不得不在执政后期四方用兵，以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事，为李治留下一个安全而又稳固的江山。

高宗的性格是否真如传统所认为的那么仁弱呢？从史书记载的情况看，好像又不仅如此：首先，“及文德皇后崩，晋王时年九岁，哀慕感动左右”；太宗东征时，李治“悲啼累日，因请飞驿递表起居，并递敕垂报”；“时太宗患痈，太子亲吮之，扶辇步从数日”……这些显示了他非常有孝心［3］卷4:65-66。但同样是这个人，却在父皇病重侍疾期间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父皇的妾侍武才人私通！其次，在王皇后、萧淑妃被废后不久，“初囚，高宗念之，闲行至其所，见其室封闭极密，……恻然伤之，呼曰‘皇后、淑妃安在？’”表现出浓厚的恋旧之情，并允诺“使之再见日月”，但事后却下诏将她们赐死，并将萧淑妃所生二女幽闭深宫，愈龄不嫁［4］卷200:6294。再次，在元老重臣兼对自己有大恩的元舅长孙无忌被诬谋反时，上泣曰“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元舅复然，使朕惭见天下之人。兹事若实，如之何？”又泣曰：“舅若果尔，朕决不忍杀之；若果杀之，天下将谓朕何！后世将谓朕何！”但却在许敬宗‘当断不断，反受其乱’的说辞下，“上以为然，竟不引问无忌”，很快便下诏于黔州安置，旋逼令自缢［4］卷200:6313-6314。这些看似矛盾的叙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高宗。他的性格近于现代心理学中的现实型性格，这种性格的人喜欢模棱两可，别人会认为他比较腼腆害羞，在处理问题时比较优柔寡断，最好有人能帮他们下定决心，但最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采用断然方式。孟宪实先生在《唐高宗真相》一书中将之称为外圆内方式的性格。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史书中的高宗为什么会一方面显得柔弱仁厚，无论是做皇子还是当了皇帝以后，经常当着朝臣的面“泣下”，而且在唐代诸帝中，他赏赐给臣下的东西也是最多的，表现得很是情深意长；但另一方面却又逼死有大恩于自己的元舅，赐死毫无过错的发妻，囚禁迫害亲生子女。史书中虽然记载这些都是武后所为，但诏敕却是他亲手签署的，显得何等冷酷！这在二庶人事件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二人虽然被废，但他那优柔寡断的性格并不能马上将她们忘记，故“闲行至其所”，看到囚禁她们的房子只留一个送饭口之外全部封闭，马上觉得她们太可怜了，“恻然伤之”，这时二人又请“使之再见日月，并改此院为回心院”，他当然马上应允。但回去一想，对元老重臣的斗争才刚打响，肯定不能因此而功亏一篑，再加上武后的进言更是帮他下定了决心，二庶人就只能成为他与以往决断的替罪羊了。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他的性格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立武昭仪为后的提议遭到元老重臣的顽强反对后，他犹豫不决，在李勣入见时问之曰：“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当李勣回答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时随下定了决心，“上意遂决”，然后便断然地采取了措施［3］卷 199:6291。

萧让在《武则天：女皇之路》一书中对此事有非常精到的解释：治为水旁，他的性格就像水，水无常形，犹疑不定，反复无常，正是他这样的性格才成就了武则天。在二庶人事件中他前后表现出的优柔寡断和断然态度，以及在处理长孙无忌谋反问题时他的决绝态度，都使武后看到了皇权下只依赖宠爱保持长远的不可靠性；幼年时的痛苦经历更使她坚信这一点：只有掌握最高权力，自己才能得到绝对的安全。虽然武后对他有绝大的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只是来自于情感或是惯性，而不是制度。政治眼光敏锐的武后不会看不到这种不稳定的控制所潜伏的危机。麟德元年（公元664年）的废后事件再次为她敲响了警钟，自此以后，为了防止类似事件，武后几乎无时无刻如影随形般地跟随在他的身边，不敢远离半步，即使太子频频监国势力坐大。为了防止他的反复，利用这一未遂事件后高宗对自己的愧疚心理，武后使人“诬（陈王）忠与西台侍御上官仪、宦者王伏胜谋反，赐死于别所”，并下诏禁止郇王素节入朝［3］卷86:2825-2826。他既不像晋惠帝那样可以使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又没有乃父那么的英武果断，而且又有如此使人琢磨不定的性格，武后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便不得不在受宠时逐步将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慢慢地向最高权力接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则天几乎可以说是他一手培养锻炼出来的。

三、武则天自身所具有的才能和参政欲望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

无论有多么有利的客观条件，一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才是他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条件。寒门新贵的出身、幼年遭受异母兄长的不礼虐待，以及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武氏从小就有浓厚的自强意识。在14岁应诏入宫时，她面对母亲的担心流泪，反而安慰道：“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 ”［2］卷76:3474并且由此形成了强烈的报复心理、权势欲和支配欲。狮子骢事件就是这种性格的真实反映［6］。武氏在成为皇后之后不久，即以防止外戚干政为借口，“上《外戚诫》，解释讥譟”，既打击了以元舅辅政的长孙无忌，又将以前不礼于自己母女的长兄们贬斥流放，并进而虐待致死［2］卷76:3475。武氏在初次入宫的十多年中虽然并不得宠，但却在素重宫廷教育的唐宫中有更多机会涉猎文史，使自己的文化修养得到提高，并由此初步具备了处理政事的能力和较强的应变能力。《资治通鉴》载有“武氏巧慧，多权数”，而《新唐书·后妃上》也记载“后有权数，诡变不穷”。同时，经过在感业寺出家无望与希望并存的磨练，她的意志变得更加坚强，对机遇的把握和渴望也得到强化，这使她再次进宫后在后宫争宠和帝后争权斗争中能够得心应手。在与王皇后、萧淑妃的斗争中，武氏抓住她们的性格弱点，广结宫中各色人物，及时掌握宫中动态，从而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武昭仪伺后所不敬者，必倾心与相结，所得赏赐分与之。由是后及淑妃动静，昭仪必知之，皆以闻于上。”这些耳目在关键时刻确实显示了良好的功用。在麟德元年的废后事件中，“左右驰告，后遽从帝自诉，帝羞缩，待之如初”，化解了武氏册后后遇到的最大的一次危机［2］卷76:3475。紧接着在帮助高宗打击元老重臣的斗争中，武氏笼络了一批失意的官僚如李义府、许敬宗等为己效力，“于是卫尉卿许敬宗、御义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皆潜布腹心于武昭仪矣。 ”［4］卷200:6289“后城宇深，痛柔屈不耻，以就大事。”［2］卷76:3475从而帮助皇帝实现其对朝政的“乾纲独断”，而自己也顺利正位中宫［7］。正是由于武后的才能和在打击元老重臣过程中的出色发挥，在高宗因病不能理事时，便自然而然地将政事托付于最值得自己信任的爱侣了，“高宗自显庆后，多苦风疾，百司奏事，时时令后决之，常称旨，由是参豫国政。 ”［2］卷4:81只是没有想到武后会“已得志，即盗威福，施施然无惮避”，使得高宗“久稍不平”［2］卷76:3475。 随着太子年龄的增长，高宗遂加强了与武后的权力争夺，咸亨至仪凤间，高宗加强了对太子的培养力度，频频令太子监国；宰相中也多有不支持武后的。这一时期，武后的心腹势力因各种原因退出权力中心，面对太子势力的日益坐大，武后组织“北门学士”进行回应，在己方处于劣势的情形下，“密令参决，以分宰相之权。 ”［2］卷76:3476后来，随着太子弘的暴薨和太子贤的被废，武后的势力终于彻底占据上风，而这也是武氏日后称帝的重要基础［8］。

[1]郭沫若.关于眉县大鼎铭词考释[J].文物,1972(7).

[2]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魏征,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雷家骥.武则天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黄永年.唐史十二讲[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王吉林.君相之间:唐代宰相与政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K242.105

A

1673-1999（2010）08-0116-03

李治勤（1979-），男，甘肃景泰人，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文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魏晋隋唐方向。

2009-1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