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桂芬的社会批判思想

刘庆艳

论冯桂芬的社会批判思想

刘庆艳

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冯桂芬的社会批判思想，指出冯桂芬重建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源于其社会现实的批判与分析。关键词：失序；失控；社会秩序；社会整合

一、政治运行机制的失调与失控

良好的政治运行机制可以降低成本而获得社会稳定的巨大收益，但观察当时的社会，冯桂芬认为社会的弊端极多，已趋于失调。表现在：

一是上下阻隔，运转不畅。冯桂芬说：“三代以下，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于是乎鸾鸱可以不分，鹿马可以妄指，沸羹可以为清宴，嗷鸣可以为蒿呼，五尺童子皆以为不然，而上犹以为然。不特此也，今世部院大臣习与京朝官处，绝不知外省情事；大吏习与僚属处，绝不知民间情事；甚至州县习与幕吏丁役处，亦绝不知民间情事。”［1］161冯桂芬这里所说的上下隔阂，不仅指君臣之间缺乏沟通，还指中央与地方、上级官员与下属、官僚与百姓之间、政府部门与民众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

二是官吏升降机制不合理。冯桂芬指出，向来取人都是凭文字，凭私见。“自枚卜以下，无非取人于容貌语言奔走之间，例举之而例用之。虽公论皆知为斗筲无足算者，年迁岁擢，无何而参鼎铉，无何而拥节旄，比比皆是。”［1］72官员职位上升与否，很大程度上应取决于其能力，取决于其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对做得好的给予嘉奖，无可非议，但在冯桂芬生活的那个年代，居然存在着凭面相来取人的现象，可见官吏升降机制不合理。

三是官吏编制庞大，冗员太多。当时，国家冗员很多，尤其是重要部门，冯桂芬对此予以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漕运衙门为一大冗官场所，朝廷为了运送三百万石漕粮，却设立了专门衙门，这是极不合理的。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卧兵符，控制七行省，考其职，却无所事事；漕运总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只能吃饭，不能办事；粮道一官只会搜刮民脂民膏，对公事无益；粮督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全坐食漕规，不与漕务。职位的数额，工作任务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部门所需工作人员数。如果不做调查，不做分析，简单地设置某部门，给某部门安排人员，就很难做到与实际情况相符，这就避免不了两种情况的出现：其一，人员安排少，其二，人员安排多。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办事效率，因为人员少了，工作任务繁重，很难保证任务的及时完成；人员多了，互相依赖，既浪费物力，也浪费财力。冯桂芬所指的情况属于后一种。河务衙门为另一大冗官处。朝廷每年划五百万两白银维修黄河、淮河，实际用的不超过十分之一二，剩下的都被河道总督以至兵夫瓜剖而分之。比较老实的官员也仅仅用经费的十分之三来办公；比较贪婪的相对减少，甚至有非抢险不使一钱的人。

四是选人用人不当。社会治理的好坏与管理者能力的大小、素质高低密切相关，因此在选人、用人方面就显得尤其重要。冯桂芬看到了晚清政府在这方面的缺陷。当时社会取人大多数是宰相举百僚，长官举属吏。至于用属吏，则所选范围相当狭窄，例保之则例用之，更不容易获得真正优秀人才。太平天国运动后，清政府因为财政支绌，大开捐纳，结果是吏治更坏。冯桂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 ”［1］100

“人知不如自知之明”，自己能做什么，自己适合什么职位，自己是最清楚的；若不许人自择官，就会造成社会角色的错位，从而不能把社会角色扮演好，这对行政效率会有很大的影响。

五是官吏贪污严重。清与前朝各代一样，也存在着官吏贪污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此冯桂芬给予了严厉的批判：“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不以为怪”［1］85。官员为什么要贪污呢？ 冯桂芬认为是因为官员养廉少，用处多，不够用才去贪污、才去借债。官员贪污，受剥削的还是广大人民，比起生活在最底层的人们来说，他们已经过得很好。当然，养廉少是官员贪污的原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体制问题。冯桂芬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可见其阶级立场。

六是基层社会缺乏治理。当时社会“治民之官颇少矣，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一直以来，农民在我国人口比例中都占绝大多数，因此，农村的治理极为重要，但政府组织只到县一级，政府对基层社会既缺乏了解又难于控制。

二、经济发展受阻

经济措施不完善、一些旧有的经济规章制度未顺应时代发展而作相应的调整，致使清代经济发展受阻。

一是赋税不均。清代缴纳赋税是按田的多少来计的，但是，由于各地测量土地的标准不同，测量所用的弓尺长度不一致，因此每亩地的实际面积是不等的。若按亩数来摊派赋税，则实际税率就相差很大。

漕运制度开始于隋唐，以后各代凡定都在北方的王朝均沿袭其制。清承其制，仍从江苏、浙江等八省征粮运到京都。江南的赋税最重，表现在“一是原额科则重，二是加征耗米重。”［2］江南各州县中，又以苏州、松江、太仓所承担的漕赋最重，“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毗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3］

二是土地利用不充分。由于水利条件及生产工具的落后，以及旧有观念的存在，使得土地的利用率低。冯桂芬说：“夫一亩之稻，可以活一人，十亩之粮若麦，亦仅可活一人。”［1］112西北地利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然而只种粮麦，所用只限于高壤，那些低平宜种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适合种粮麦。宜种稻而种粮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更何况不能种粮麦。由于被弃之地多，无生活依靠之人也就自然增多。另外“千百里弥望平楚，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1］120在使用传统生产工具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土地利用率的大小、种植物的种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土地能为社会生活中的人们提供的粮食总量。如果利用率低，种植种类不好，就满足不了需要，无生活依靠的人也就增多。冯桂芬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当时地未尽其利的问题，确有独到之处。

三是度量衡不统一。在冯桂芬生活的时代，中国的度量衡颇不统一。“度则有工部尺、匠尺之别，衡则有库平、曹平、二两平等之别，各省又有市尺、市平，量更各省不同。”［1］123这极不利于经济的运行与管理。

四是漕运、屯田等制存在弊端。南漕方面，由于朝廷没有进行实地调查，而将江浙一带的大米运到京师，因此产生了很多弊端。“南漕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蟊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1］127南漕每石实际费银要十八两，里面包括帮费或海运经费在内的浮收、给丁苫盖各费在内的漕项、缮军田租、漕河工费，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费用。花这么大的代价将米运到京师却达不到预期目的，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因为京仓支用以兵丁用米为大宗，官奉用粮只占十分之一。然而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换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官奉也如此，三品以上官员多亲领，其余人只是领票，辄卖给米铺，每石也就一两有奇，因而到仓领米的人一百个中一个也不到。

屯田方面。清代屯田之制与明代卫所制度有关。明代军队编制，在京师后备重要之地设卫所，一郡设所，连郡设卫；后来各军拔垦荒田，编为屯军。无事则资挽运，有事则资调遣。清时，屯军渐渐裁汰，屯田归并州县，承佃办赋，然而有漕运的地方，屯田依然隶属卫所，称为赡运屯田。于是，卫弁、运丁、屯田，专为漕运而设。这种体制在国家富裕时问题不大，但在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则弊端甚多。

五是财政与税收问题突出。财政问题也就是开源与节流、征收与节支的问题。税收问题针对不同情况、不同行业、通过行政手段来调节税额，使其趋于合理，以增加财政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主要问题有：（1）亏空严重。地方亏欠中央钱款，积欠之数以千万计，已成普遍现象，前所未有。（2）经费支出大。冯桂芬说：“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考《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1］141。另外，八旗数额越来越大，也耗费了大笔经费。(3)税收少。这里所说的税收少是指各关商人与关吏互相沟通，弄虚作假，从中牟利，致使国家税收少。关吏“不实征，不实解”，于是“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此外，走私严重。盐政是清经济中的大项，清实行食盐专卖，应该征得大笔税款，但实际情况却不然。由于各地盐的成本不一样，淮南盐是淮北盐的五倍，又实行统一税收之法，使得税额是盐价的三五倍，因此谁也不愿意经此一税，导致走私横行。“利之所在，人人趋之，灶户商户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 ”［1］131走私严重，税收当然也就少了。

三、军队战斗力减弱，丧失社会秩序的保障功能

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必须借助强有力的军事作保障，但到了晚清，军队已丧失社会秩序的保障功能。“粤贼所到，完城才百中之一二，皆得力于勇；天下大营凡四五，皆募勇居多，官兵每营不及万。”［1］193冯桂芬认为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原因造成的：

其一，武科考试难以招得武将。顺治十二年恢复武试，与文科一一相准，但武科取士往往招不到人。因为：与文科比起来，武科的实际社会地位太低，文吏往往视武弁如奴仆，因此，有身份地位的人不愿参加，愿意参加之人又是寒素之家，无经济支持没法参与；武职由武术教师垄断，和他没有关系的人无门可入，穷乡僻壤之寒素之人更是如此；循名责实之道不讲，往往取于一日之短长，取于一人之横校，取关防之琐碎，取考试之劳费，以致武科不得人甚于文科。

其二，缺乏组织性。天下兵凡百万，其中守汛者二十万，十十五五，零星散处，不便于操演，而有缉捕防守之责。这样零星的分布，人数就少了，也就不能缉捕，不能防守，不能把社会赋予角色扮演好，是真正的名实不符。

其三，实际作战之人少。各营大都虚额十分之三，甚至十分之四五。老弱又占十分之一，做饭打扫卫生的又占十分之一，因此，实际可作战的还不到人数的一半。

其四，武器装备落后。在西方使用新式武器的时候，中国使用的还是土枪、土炮及西方已经淘汰的装备。“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充冠发上指者，则今日之以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1］197两次鸦片战争均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冯桂芬认为这是由于我国没有夷人那样的船坚炮利造成的。他只看到了直接原因，而未看到根本原因。不过，冯桂芬由此也展开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

四、思想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降低

在任何时代，思想文化的整合既是社会整合的主要内容，也是主要的社会整合方式，国家通过宣传、教育，将社会的主导思想灌输到人的心里，以形成一致的价值取向，维护社会的协调和稳定。一旦大家所共同尊崇的东西不再得到大多数成员的认同、履行，社会的整合功能将会降低。到了晚清，以前一直尊崇的一些思想观念已不再被人们所重视，对此，冯桂芬一一给予了分析和批判。

一方面，一些优良的传统习俗、社会风气被人们所遗弃。一直以来，中华民族都将是否尊师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方面，人们以尊师为荣。然而到了冯桂芬生活的时代，教师不仅地位低，连学生也不尊敬老师。当时，郡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师，学生以百数，但是对于教师来说，能识其人、知其人的仅为廪生，那些增生、附生如同陌路。同时，互相帮助、扶贫济困的精神所存不多。冯桂芬感叹道：“郅治必先亲睦，百行莫先孝悌，观于今日，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1］68由于人与人之间不再互相关心，扶贫济困的风俗已不存在，所以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贫民。这些贫民一些走上犯罪道路，会扰乱社会治安。此外，节俭之风已荡然无存。当时政府面临的不是国内暴动就是外国侵略。为了供应军事物资，民间已经被搜刮得所剩无几，饿死之人不计其数。然而一些稍微安定之区，奢侈之风依然如故。“惟是骄淫矜夸，习与性成，闻有一省一郡完善之区，俗尚即如故，残破之区，稍稍安辑，亦渐即如故”［1］157。对此，冯桂芬愤慨道：“全盛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凋残？承平之天下犹宜俭，何况兵革？”［1］157可见，当时的社会风气很差。

另一方面，科举弊端多，达不到以往效果。一是考试内容太易，致使聪明智巧之高下难以识别。二是会试集中在京城，路途远，对一般书生来说，根本承担不起考试费用。他们为了应试只得借债；借贷不足，继以典质；典质不足，继以干求。“弱者暮夜乞怜，丐富贵之润；强者乡曲武断，分官吏之肥，寡廉鲜耻，坏法乱纪，习为固然。得志则移以临官，安望其为国为民乎。不得志则益纵恣，无所不为，黄巢李岩辈，特尤其甚者耳。其间循分自爱，裹足不前而已。 ”［1］184

五、小结

冯桂芬通过古今、中西之间的比较，发现晚清存在很多社会问题，认为整个社会已处于内忧外患与社会失序中，并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上下阻隔、官吏升降机制不合理，冗员多，选人、用人不当等已使社会趋于失调。对选人、用人不当的批判说明其向往一种更为合理、有效的方式。他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关注，足见其已认识到基层社会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他力陈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一些经济措施阻碍经济的发展，可见其认识到度量衡的统一、先进的生产工具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冯氏从战斗力弱、武器装备落后等方面，看到了军队已丧失社会秩序的保障功能。他反对遗弃封建社会中的优良习俗，主张改革科举制度，认为思想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不断降低，传统价值规范体系已受到削弱。冯桂芬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层层深入，一环扣一环，使晚清王朝的弊端日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这为他设计理想社会奠定了基础。

[1]冯桂芬.校邠庐抗议[M].太原: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M].北京:中华书局,1995:1.

[3]冯桂芬.请减苏松太浮粮疏[M]//显志堂稿.校邠庐刻本,光绪二年,卷九:6.

K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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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999（2010）08-0124-03

刘庆艳（1981-），女，贵州六盘水人，硕士，六盘水师范学院（贵州六盘水553004）历史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2009-1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