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版本通义》述评

段福德

钱基博《版本通义》述评

段福德

钱基博的《版本通义》是继《书林清话》后又一版本学书专著，该书在版本学学科体系的建立、版本研究思想以及对版本、宋版的认识等方面都有独特的价值。

钱基博；版本通义；述评

钱基博，字子泉，又字哑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生于清光绪十三年 （公元1887年），卒于公元1957年。他是我国现代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父亲，我国近现代卓有成效的国学大师。钱先生在经学、史学、文学、文体学、目录学、版本学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著有《经学通志》、《现代中国文学史》、《〈四书〉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读〈庄子天下篇〉疏记》、《骈文通义》、《版本通义》等。

《版本通义》是钱基博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成书于1930年，1931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一般认为，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我国最早的版本学专著。《版本通义》的面世要比叶德辉《书林清话》晚10多年，在学术界的影响也不如《书林清话》，但钱氏在版本和版本学的研究上，继承了缪荃孙、钱大昕、叶德辉等版本学前贤的成果，同时又有许多新的发明。日本学者长泽规矩曾评价到：“有版本之种类、版心版框之说明、缺笔、读本、宋版之特征等，多可资参考。”［1］笔者拟谈谈《版本通义》在版本学上的独特价值。

一、《版本通义》为版本学构建了一个系统而完整的学科结构体系

在钱基博《版本通义》之前，版本与版本学的研究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但尚未形成一个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书林清话》作为我国第一部版本学专著，有开派之功，但其结构上的缺陷也很明显。梁起超在《国学入门要目及其读法》中认为《书林清话》在体例上无系统，过于杂乱。史学家陈垣先生也认为《书林清话》“书是很好，只是体例太差。”［2］这主要是因为《书林清话》在体例上采用的是旧式读书札记形式，即“随笔书之，积久成帙”的笔记式著述体例。这种体例适宜于散点式的考证发明，却难以作贯通式的全局观照。所以，《书林清话》终究未能明晰地构架出版本学的学科结构体系。

相比之下，钱基博《版本通义》在结构的系统性上就明显胜《书林清话》一筹。从书名来看，钱氏首先将“版本”二字嵌入书名，使之“名实相符”；其次，“通义”二字是仿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著述目的，意在对版本学作宏观上的贯通。从结构来看，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叙目，原始第一，历史第二，读本第三，余记第四。纲目清楚，条理井然。再者，各章内部也是层次清晰，脉络分明。《叙目》首句提纲挈领，表达了全书的意旨，“余读官私藏书之录，而籀其所以论版本者，观于会通，发凡起例，得篇如右。”（《版本通义》，下文凡引用原书语句，皆不再注明）《原始》第一，追溯了“版本”之源，“版刻”之始，往往于小节的末尾处加上“此古简册之制”、“此古卷轴之制”之类的“结语”，以彰显其眉目。《历史》第二，概述自两宋迄清季以来版本发展的曲折历史，而要在“审其流别，详其沿革”。该篇内容相对厚重、繁富，但细读即可见其经纬分明：以时间为经线，论版本沿革，历宋、元、明、清四代，而以宋为重点；以类别特征为纬线，讲述各类版刻之特征优劣，轻重有别，详略分明。《读本》第三，介绍我国常用典籍有哪些常见版本以及哪些是善本，目的在于经过甄别优劣、“分别条流”之后，“要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馀记》系“前四史”宋刊源流、抄本源流、版本辨伪、刻书校勘、版本入门等剩馀议题之集合。

《版本通义》虽篇幅短小，但体系完整、条理贯通、由博返约。本着“观于会通，发凡起例”的宗旨，钱基博第一次将版本学列入了学术研究的体系，使得版本学有了独立的学术形态，对后来的版本学学科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版本学的普及推广也大有裨益。

二、《版本通义》“经世致用”的版本研究思想

钱先生在书中强调了两个观点：其一，“版本之学，大用在雠校。”其二，“书在必读，本取可得。”重视好版本的阅读价值，反对将好的版本当作古董秘藏。他在《叙目》中说：“於戏，版本之学，所从来旧矣！盖远起自西汉，大用在雠校。”又在《馀论》的结尾再次强调：“版本之学，其始以精雠校，其蔽流为骨董。”钱基博认为，收藏、研究版本的目的，不在于视其为古董，而是为了更好地校勘古籍，最终是为了读书治学。在《历史篇》中，他引王士祯、钱大昕、叶梦得、焦循等人的观点，对嗜宋本书如命、藏书而不读书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在《读本篇》里又说：“然则宋椠不易得，得亦珍罕，以骨董视之，非读本也。今为慎择约举经史子集，分别条流，取版本之易得者，要令初学者易买易读，不致迷罔眩惑而已。”目的在于把好的版本介绍给初学者，让大多数读书人知道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典籍中有哪些善本书可读。

钱基博不但在学术上主张“经世致用”的观念，同时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践了这个观念。“钱基博是有名的收藏家，一生收古董，包括书籍、方志、字画、钱币、陶器等可谓夥矣！当他晚年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大）工作时，得知学校图书馆藏书不多，毅然将自己所藏200余箱、共计5万余册书籍全部捐给了学校；其它方志、字画、钱币陶器等也全部捐给了社会，真正的发挥了在学术上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古董留给后人。 ”［3］

三、对版本与宋版书的独特见解

钱基博论所论的“版本”，是广义上的“版本”。“言版本者断自宋，世人尤所矜重。”真正讲究版本是从宋代开始的。然宋人所说的版本，是相对写本而言的雕版印书。后来，随着造纸业的发展与其他印刷技术的发明，“版本”的意义也扩大了。所以，钱基博的《版本通义》没有把刻本作为唯一的版本形式来论述，而是包括了写本、雕版印本、泥活字本、套印本在内的、用各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古代图书的各种本子。在《原始篇》中，作者论述了版刻出现之前的书籍形态及基演变过程，然后在《历史篇》中详细论述了宋、元、明、清各代刻本书的特点，说明了由于纸张和印刷技术的的普遍使用，以及写本向刻本过渡，才使得版本学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钱基博还考证了版刻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他认为，唐书版刻始于佛典，而其渐推及儒书，进而小学字书。关于现存最早的版刻书籍，他认为，英国印度政府之匈牙利人斯坦因1907年 （清德宗光绪三十三年）在敦煌千佛洞莫高窟石室所发现的唐懿宗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印之《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最为可信，并提出了“版刻不始于唐末，而远在咸通以前”的看法。

对宋版的论述在《版本通义》中占了较多的篇幅，独创性的见解也较多。其一，在《原始篇》中，作者从艺术的角度颇为精彩地指出了宋刻与元刻、唐刻的不同之处：“宋版之佳者，字体每带欧、虞神味。元人所刻，与宋版书比较，已带匠气，而以咸通本《金刚经》与宋版书比，又显得有雅俗之分：一则古拙错综，一则整齐呆板。是故古版书之可贵，就艺术而论，即在其能保持率真之气而不流于匠俗尔。”其二，在《历史篇》中辩证地分析了宋版书的版本价值。作者认为宋版书虽好，但不必不误，因为宋人“喜刻书板，而略不校雠”，并引用王士祯、钱大昕、叶梦得、焦循等人的一些论述以资佐证。因此，他主张“为据墟者发墨守”，打破宋版书不误的迷信。作者把版书分为官刻、私刻、坊刻三类。于官刻中，他推崇国子监本和州郡官刻中的公使库本；于坊刻中，他介绍了福建刻书的盛况，并对当时影响较大的余志安勤有堂和余仁仲万卷堂作了详细的考证与比较。在谈到杭州本、临安本、书棚本、蜀本的特点时，他指出：“十三经以蜀本为最，北宋刻第一，巾箱本甚精。”“至于子史，亦以蜀刻为精。”“宋刻之弁冕，当推北宋蜀刻矣。”其三，论宋版款式，他总结出了“大抵以白口单边或细黑口为多”的特点，并且说明，由于版本的复杂性，这个特点也不是绝对的，“宋版白口，元刻黑口，亦风气大略之去尔！”其四，关于版本的鉴定，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内容。钱先生从版式、字体、印纸、避讳、装帧等方面作了详尽的论述，并针对宋版书中的避讳缺笔现象列举了许多实例。字体方面，“宋刻本率由善书之士，誊写上版，故字体各异。其中以大小欧体字刻版者最为适观，以其间架波磔，浓纤得中，而又充满，无跛踦肥脞之病。”宋版纸张，有活衬纸、蚕纸、鹄白纸、藤纸，以罗纹纸为贵。钱氏还特别指出宋版书有用公私简账的特点，因为“古人的文案称牍，用纸皆精好，事后尚可他用”。

以上所谈，只是一些粗浅认识，尚未涵盖《版本通义》的全部精义，但我们从这些方面就可以看到钱基博先生在版本学上的伟大成就。钱基博先生一生不以版本学家名世，但是，他是个当之无愧的版本学家。

[1]长泽规矩,等.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M].梅宪华,郭宝林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2]陈垣.励云书屋问学记：史学家陈垣的治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2.

[3]涂耀威.钱基博文献学三论[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 2006(2).

I206.5

A

1673-1999（2010）08-0129-02

段福德（1968-），男，硕士，赣南教育学院（江西赣州341000）中文系教师，从事古汉语教学与研究。

2010-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