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与中西艺术交流

曹改平，鲜于浩

澳门与中西艺术交流

曹改平，鲜于浩

16-18世纪的澳门作为中西文化的交汇之地，三百年来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传播和交融的使命，而以兼收并蓄为特色的澳门中西艺术文化也得以发扬光大。从建筑艺术、音乐、美术三个方面详细论述澳门在中西艺术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

澳门；建筑艺术交流；音乐交流；美术交流

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后仅获得租地许可权。清政府从未放弃对澳门的管辖，龙思泰最早做出了“澳门是中国的领土”［1］这一正确判断。在16-18世纪这段特殊历史时期，澳门从一个鲜为人知的偏僻渔村一跃而为中西方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成就了它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之美誉。在这片不足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它融汇中西方文化、艺术和宗教，而澳门的艺术也达到了历史的巅峰——兼收中西方艺术的优点，形成了独具魅力的建筑艺术、音乐、美术风格。澳门是西洋艺术在中国传播的起始站，西洋艺术在澳门首先经历本土化、长期积淀形成中华文化和葡萄牙文化为特征的中西文化共存的并行艺术文化，并具有东西方多元化色彩的特点。

一、澳门与中西建筑艺术交流

明末清初，随着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大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他们把澳门视为进入中国内地的跳板，不断兴建教堂和教会建筑，进行宗教传播活动。西洋建筑最早传入我国且有确切记载的唯有澳门。据《广东新语》载：“其麓有东望洋寺，西望洋寺，中一寺曰三巴，高十余丈，若石楼，雕镂奢丽。”［2］这便是澳门最初的三座教堂：望德堂、圣老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母望德堂始建于1568年（明隆庆二年），贾尼劳主教在此建立仁慈堂、拉法医院（即今白马医院）和辣匝禄麻风院。圣老楞教堂是澳门历史最悠久的教堂，建于1558至1569年 （自嘉靖三十年至隆庆三年），《澳门纪略》曰“此外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即出，室人曰其跂其归，祈风信于此。”［3］63故又称风信庙，是葡萄牙人的航海保护神。圣安多尼堂建于1608年（明朝万历三十六年），第二年遭焚毁；1610年重建该庙，称为“花王庙”。现在，葡萄牙等西方国家教徒信奉圣安多尼为婚姻保护神，人们向她表示敬意，祈求得到保佑。

澳门主教座堂包括望人寺和大堂，坐落在古城东南部。以前葡萄牙妇女常来这里盼望家人归来，华人因此称它为“望人寺”。据《澳门记略》载：“大庙者，夷人始至澳所建，在澳东南。”［3］63主教座堂是澳门天主教的核心建筑，由葡人建筑师托马斯·达基诺设计，被认为是 “澳门最美的设计”。西洋坟场原名圣味基坟场，在澳门西洋坟马路旁，建于1854年。坟场内整齐排列着座座古墓，还有各式精美雕塑。1874年建立的小教堂，内供奉着避邪扬善的天神圣味基，坟场因此而名声远扬。三巴寺炮台建于17世纪初，又名圣保禄炮台，俗称大炮台。因与大三巴牌坊临近，故被称为“澳门八景之一”。

澳门建筑文化以东西方文化交汇为特征，而东西方建筑文化在保持了各自文化特色的同时，也产生了相互交融的现象。16、17世纪的教堂集中体现了澳门中西建筑艺术的融合。圣保禄大教堂（即“三巴寺”）是三巴葡文“圣保禄”的音译。1835年（清朝道光十五年）被烧毁之后，仅存大理石牌坊和教堂的大台阶。而今，“三巴寺”已成为澳门的象征，它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印证和建筑艺术交融的结晶。《澳门纪略》：“寺首三巴，在澳东北，依山为之，高数寻，屋侧启门。制狭长，石作雕镂，金碧照耀，上如覆幔，旁绮疏瑰丽。”［3］62大三巴牌坊共有五层，第三层的雕刻尤为特别：石板刻着上、中、下三对脚踏中式“祥云”天使；左为一棵生命之树，右为长方形喷水池。生命树旁雕刻着“圣母踏龙头”，圣母踩在一条七头龙上，在龙的左边刻有汉字“念死者无为罪”，一具骷髅手执弓卧倒在地。在喷水池左面，刻了一艘古船，旁边刻有汉文“鬼是诱人为恶”，一条美人鱼被箭穿胸露出穷凶极恶的面目。大三巴牌坊的雕刻蕴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其中有三对雕刻附有汉文说明，“鬼是诱人为恶”和“念死者无为罪”均出自佛教经典故事，劝说世人多多修行，就会远离罪恶。圣母踏龙头实质上反映了中国人信仰南海观音和航海保护神的传统妈祖文化。此外，雕刻采用了中国传统讲究对称的手法，龙、狮子都源于中国佛教文化。正如谭世宝所言：“这座教堂已受到中国的文化艺术（包括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已不可逆转地沿着中国化的道路前进。”［4］

明代焦新年《巡视澳门记》曰：“青州，草木蓊翳，有亭榭廊宇，土人指为鬼子园囿。”［5］又如吴历《三巴集》云：“青州多翠木，为纳凉休浴之所。”［6］24这两位作者所言都指青州澳门葡人的园林建筑艺术亦融合了中国传统玲珑秀美的建筑艺术，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此外，澳门的中式民居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建筑风格，也展现了中西合壁的特点。典型的有郑家大院，其主体结构采用中国建筑手法，而室内天花、门楣、窗楣等有西式装饰图案。

澳门是近代中国的建筑博物馆，中式的庙宇、大宅、园林与西式的教堂、炮台、墓园形成鲜明的对比，彼此相互映衬，形成了澳门奇特的景观，将澳门建筑艺术多元化和融合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澳门与中西音乐交流

澳门是近代中国西洋音乐的诞生之地。明朝末年，传教士进入我国传播宗教的同时，西方音乐也随之首先在澳门传播开来。

管风琴被称之为“乐器之王”，在西洋音乐史上，它是宗教音乐的主奏乐器。管风琴的声音和独特的音响效果深受中国人喜欢，是西洋音乐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文物，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史籍中关于西方音乐传入我国的记载，首推传教士罗明坚。罗明坚自1579年7月20日到达澳门，居留4年之久。“在他的会所，还陈列着许多别样的新奇的物品，例如声调悠扬的新乐器。”［7］传教士郭居静也擅长音乐，他会辨认中国的宫、商、角、徵、羽五音。传教士利马窦在传播中西方文化和宗教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西音乐交流史上也功不可没。1582年，利氏在广东肇庆创办第一所内地教堂，据《利马窦中国札记》记载，“他们羡慕我们的乐器，他们都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结构的新颖。”［8］当时，澳门已能仿制西洋乐器，利马窦便让郭居静替他造一架钢琴，作为到北京进献皇帝之物。

在中西音乐融合的过程中，马礼逊用中文布道传播基督教教义，还用工尺谱对应五线谱。1818年，马礼逊编译了第一本汉文赞美诗集《养心神诗》，共收录赞美诗30首。这对后来传教士编译赞美诗和新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马礼逊曾经花费13年时间编写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其中“音乐”这个词条，介绍了欧洲音乐音阶和中国一些乐器的制作工艺及材料。“他举了各种例子，拿欧洲的说法和中国对比，最后附有中国古代音阶和欧洲的对照表，先列五线谱，然后是对应的‘角、羽、徵、半、商、徵、宫、商、半’，再下面是‘合、士、乙、上、尺、工、凡、五、六、仕’，最后才是‘D、E、F、G、A、B、C、D、E、F’”［9］，使中西音乐知识跃然纸上。

赞美诗也是西方传教的重要活动，以利马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进行了大量的音乐活动，而他本人所写的赞美诗歌词《西琴曲意》曾被众人争相传抄。即使在清政府实行禁教政策时期，宗教音乐活动始终未停止过。影响最大的赞美诗是吴历（渔山）所作谱《天乐正音》共有南北曲9套，古乐章20章。南北曲包括弥散音乐、称颂圣母乐章、敬谢天主钧天乐、喻罪乐章、悲思世乐章、警傲乐章、戒心乐章、咏规程、悲魔傲；古乐歌20章，有《每瑟谕众乐章》等。从内容上可以看出，《天乐正音谱》是中国传统音乐的曲牌填词写成天主教的弥散和赞美诗歌词。陶亚兵认为，“《天乐正音谱》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部大型具有艺术风格的弥散和赞美诗歌词，吴渔山则是中国创作赞美诗歌词第一人。 ”［10］

随着1858年《天津条约》的签定，西方列强获取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华，西方基督教会利用教堂音乐和学校的音乐教育向中国音乐文化渗透。圣保禄学院开设西洋音乐课，为教会培养了大批音乐人才，也使澳门的西洋音乐很早就得以传播。学院的小学开设音乐课，尤其是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加修音乐课。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末该学院艺术专业课考试为“石头试”，即“在音乐伴奏下，考生郑重其事地将一块石头搬进考场，在典试考试委员会主席讲话完毕再次奏乐。音乐一停，考生走过来坐在石头上面，考试正式开始。”［11］1584年，随着教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更多具备音乐才能的传教士来到澳门，教唱歌的音乐课和文法课被列入授课内容。

三、澳门与中西美术交流

澳门在西方绘画技法西传中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正如郑工所言，“大众传媒的图象文本与独具风格特征的创作教学活动从两方面分别带动了中国近代美术的变革，不仅奠定了澳门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地位，而且也奠定了澳门主流美术形态发展的基础，如版画、油画、水彩与速写。”［12］18

16世纪初，西画随着《圣经》的印刷和普及以最易于接受的方式来到广大民众间。第一支耶稣会远征队在方济各·沙勿略的带领下，于1555年到达澳门。这些天主教传教者带着神圣的使命到中国这片新的沃土上传播上帝的福音。《圣经》印刷在中国被称之为“天主教印刷”，由意大利神父罗明坚开创，后经利玛窦进一步扩大影响范围。恰恰是版画将这种印刷术与近代中国绘画联系起来。一方面，欧洲的《圣经》图象与中国传统的木版刻绘印刷技术的结合；另一方面，《圣经》插图与欧洲近代制版技术同时传入中国。这样，欧洲传教士的铜版画既有中国民间版画的用线特点，也有欧洲人物的空间造型特征。

16世纪，油画传入澳门。圣保禄学堂开设绘画课，教授西方绘画技法。有的直接模仿和制作油画，有的则用中国画勾线技法，描绘西方宗教壁画，既表现出西方油画的材质的美感，也有中国写意画的神韵。乔瓦尼是当时最早来澳门的一位意大利画家，也是第一位教中国人学会欧洲画法的大师。1583年2月，乔瓦尼绘制油画《救世主》，这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绘制的第一幅油画作品。17世纪的澳门油画现存作品有《仁慈圣母》和《哀悼基督》，以及现存澳门圣若瑟修道院的《日本长崎的殉道圣人》，绘于1640年。

许多欧洲传教士、外国使团、过往商旅曾经在澳门停留，同时也将西方文化经此地传入中国。郑工认为，“过客的文化一样造就文化的过渡——从彼岸到此岸，有此时转入他时，构成‘澳门速写’的文化根源。”［12］56中国画的水墨技法和欧洲油画的用色技巧相融合便形成水彩画；中国人的线条感和欧洲人的三维空间造型相融合形成新的画种——速写，而这两种绘画在澳门美术中占据了特殊重要的地位。

18世纪澳门的过客中不乏著名的艺术家，首推意大利人郎世宁。郎世宁通常以中国的世俗题材进行创作，对引进西方近代绘画与视觉观念起了重大作用，如《绘画和建筑中的透视法》。乔治·钱纳利是一位来自英国的画家，是19世纪东方最具影响力的西洋画家，他在澳门以风景画、水彩画和速写著称。钱纳利在他的肖像画作品中将澳门当地风景融入人物背景，而人物实际处于室内。创作于1842年《澳门渔女》是一幅具有澳门风俗特色的人物画，向人们展示了一位美貌的澳门渔家女形象。作者取的是室内模特姿势，而背景却采用澳门港岸边的风景，画面却显得自然和谐。钱纳利的这种画法影响了澳门、广州、香港的一些职业画家，尤其是广州的外销画家，并形成了19世纪“东方绘画新学派”。

[1]龙思泰.早期澳门史：蔡鸿生序[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5:36.

[3]印光任,张汝霖.澳门记略·澳蕃篇:卷下[M].1988.

[4]谭世宝.澳门历史文化探真[M].北京:中华书局,2006:88.

[5]汤开建.澳门开埠初期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99:238.

[6]章文钦.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M].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02.

[7]裴化行.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277.

[8]利马窦，金尼阁.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上[M].北京:中华书局,1983:216.

[9]谭树林.华英字典与中西文化交流[J].中华文化论坛,2003（1）.

[10]陶亚兵.明清间的中西音乐交流[M].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126.

[11]李向玉.澳门圣保禄学院研究[M].澳门:澳门日报出版社, 2001:92.

[12]郑工.澳门美术：边缘上的行走[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J05

A

1673-1999（2010）08-0131-03

曹改平（1979-），女,昌吉人，西南交通大学(四川成都610031)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外关系史；鲜于浩（1946-），男，四川成都人，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近现代史、近代中外关系史。

2009-1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