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诗革命背景中的外国诗歌翻译

王晓生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五四新诗革命的爆发、展开，及其最后成功，背后的影响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社会环境的变化，恐怕是最根本的因素：“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①文学语言的变迁，也许是最直接的现实②。 除了这些必然因素外，丰富的偶然因素，也为我们提供了有意思的历史图景，比如胡适和朋友们在纽约旅游翻船的事故引起的“一场大笔战”，把胡适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 。③除了这些能够非常容易归入必然和偶然性的因素外，还有一些非常复杂的中间因素对五四新诗革命产生着“发酵”的作用。当时的外国诗歌的翻译就是这样一种因素。

一、借事做事：功利主义诉求

早在1987年，卞之琳曾经就新诗史上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中国新诗创作的影响，做了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西方诗歌的翻译在五四时期促成了白话新诗的产生；在新诗发展的历史上，西方诗歌的翻译甚至影响了新诗发展中的“几重转折”。④

卞之琳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外国诗歌的翻译对五四初期诗坛“语体散文诗”形成的影响。在这里，“语体散文诗”其实就是对“白话新诗”的另一种个人化的命名。“语体”指的诗歌的语言方面的规定性：口语体，即白话化；“散文诗”指的是诗歌的体式方面的规定性：自由体，即非格律化。把这两个内涵综合在一起，“语体散文诗”也就是白话新诗。卞之琳通过分析胡适的诗歌翻译实践来谈外国诗歌翻译对五四诗坛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