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以人为本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

姜正君

(武汉大学 哲学学院， 湖北 武汉，430072)

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再次强调， 坚持科学发展， 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毋庸置疑， 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旋律。以人为本， 能否真正实现， 首先必须要有科学的哲学理论作为基础。众所周知， 在中西方文化传统中都蕴含了丰富的民本和人本思想。但这些理论资源由于无法克服的缺陷使以人为本在人类漫漫历史长河中停留于空想。马克思发动人学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 用“实践人学”超越“理论人学”， 全面克服了传统人学理论的缺陷， 为我们提供了一套正确认识人、改造人、发展人和实现人的价值的科学理论， 从而实现了“以人为本”从空想向科学的飞跃。

一、 人的存在：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传统人学都脱离人的生活世界， 从“抽象的人”出发， 没有找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对象。马克思人学革命从“虚幻世界”回归“生活世界”， 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 这是以人为本由空想成为科学的前提。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 还是在西方近现代， 多数哲学家试图对人做出合理性的解释， 要么诉诸于经验直观把人理解为感性自然存在， 或者诉诸于抽象的人性把人理解为理性存在。如费尔巴哈认为人是“导源于自然界的感性的实在的物质实体即肉体”， 由于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 而不是“感性活动”， 肯定“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1]167， 因此， 他所说的“人”不过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有血有肉的”人， 而不是真正社会历史中活生生的“现实的人”。黑格尔认为人“是我们开始就称作‘理性’的东西”[2]73， 人乃至整个世界都是“绝对精神”外化的结果。由于他只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 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3]56， 必然“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3]73。因此， 黑格尔所说的人只是思辨的、抽象的人， 也不是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传统的人学理论在“感性的人”和“思辨的人”之间各执一端， 割裂了人是历史的、社会的、实践的具体和抽象的统一， 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人的生活世界， 决定了“以人为本”无法关照“现实的人， 永远只能陷于空幻无法付诸现实。

传统人学理论都脱离现实存在， 沉迷于“虚幻世界”理解人， “人”要么归于感性的直观， 要么湮没于思辨的天国。这种“抽象的人”实际是“人学的空场”， 必定会导致空幻的以人为本。回归现实生活世界， 关注“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是马克思人学的理论旨趣。批判“抽象的人”， 是马克思发现“现实的人”的逻辑起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 首次对“抽象的人”展开了批判， 他说“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 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3]56。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对“抽象的人”提出了更严厉地批判， 他说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 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3]78。马克思反对脱离人的特定社会关系、具体历史条件、从事实践活动来考察人， 认为“现实中的个人， 也就是说， 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 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3]71-72马克思视阈中的“现实的人”有着丰富的内涵：

首先， “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感性存在。这是现实的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感性基础和自然前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 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的关系。”[3]67其次， “现实的人”是处于具体历史条件中的人。马克思说“任何人都处在一定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物质生活条件之中， 都受到某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以及与该生产力阶段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4]174， “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 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73。再次， “现实的人”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人是个社会中的人， 社会无疑是人的社会， 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马克思指出人的存在是“包括了一个广阔范围的多样性活动和对世界的实际关系”[5]296，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最后， “现实的人”是在从事实践活动的人。劳动既是“现实的人”形成的起点， 又是“现实的人”发展的基础。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 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6]92。针对费尔巴哈只把人当作“感性的人”， 而不是“感性的活动”， 马克思批评道：“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 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 是历史的产物， 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3]76

综上所述， 马克思所说“现实的人”是有生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中的、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马克思用“现实的人”代替“抽象的人”， 就是要以“现实的人”为本代替以“抽象的人”为本。只有“以人为本”的对象指向“现实的人”， “以人为本”才具有真实的价值主体， 才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和价值意义。可见， 关照“现实的人”是“以人为本”由空想向科学转化的前提。

二、 人的本质： 从“既成本质”转向“生成本质”

传统人学将人的属性规定为人的本质， 没有科学揭示人的本质， 没有找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方法。马克思人学革命从人的“既成本质”转向“生成本质”， 从人的本质“形上独断”到“多重规定”的跃迁， 这是以人为本从空想向科学飞跃的基础。

自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发出“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宣言以来， 西方哲学家就一直在对“人是什么”这一“斯芬克斯之谜”进行追问和沉思。许多哲学家也都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识的见解， 但他们都没有对“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首先， 他们都没有从社会关系角度认识人。西方哲学家定义人时往往把人与动物联系在一起。例如： 柏拉图说：“人是长着两条腿的没有羽毛的动物”；亚里斯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动物”[7]4； 乃至近代拉美特利认为“人实在比动物更是一个动物”[8]40。在中国古代， 人们也常把人与动物相提并论。如刘禹锡说： “人， 动物之尤者也。”[无能子·圣过]康有为也认为， “人于元气中， 但动物一种耳。”[大同书]可见， 古今中外先哲们都把人看作感性的自然存在， 没有认识到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虽然荀子曾说“人能群， 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是因为人“能群”， 这是人高于动物一大特质， 但这也并不足以说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其次， 他们都没有从劳动实践的角度认识人。在中西思想史上， 尽管也有人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人的本质是劳动实践。如墨子认为人必须“赖其力”， 而不是“因其水草以为饮食”[墨子·非乐上]。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 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 但他“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1]163黑格尔把人当作一种理性的存在， 也并没有真正科学解答人的本质。由此可见， 中西方思想家， 对“人是什么”问题的回答总体上是片面的、肤浅的。他们不懂得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没有看到劳动实践的革命意义。因此， 他们既不能回答人“人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也不能找到人的如何解放、如何发展、如何以人为本的现实方法。

人的本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根据。“人是什么”的问题， 是一切人学理论都不可规避的问题。能不能破解“斯芬克斯”之迷， 正确“认识你自己”， 这直接决定以人为本能不能成为科学。马克思超越以往一切人学理论的关键在于， 他不对人的本质作先验的设定追求绝对的永恒， 而是从人的感性活动出发， 把人视为非完成性存在， 人“总在途中”， 并且对人的本质作多重理解， 这直接推动着以人为本从空想成为科学。

(1)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恰恰就是自由自在的活动”[6]46， 即劳动实践。实践是人所特有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 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 是使人成其为人的内在根据。人正是通过劳动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自身和改造自身， 创造了人本身和人类社会。马克思说“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 人才是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96-97。人的“自由自在的活动”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能动的， 因而人的本质也是在“自由自在的活动”中生成、发展和超越。人的本质是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的结晶。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人之成为人的本质， 成为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离开对象性的实践活动， 就不可能产生人的各种社会关系， 人就失去了具体本质， 剩下的只是空洞的“类”的抽象；离开了对象性的实践活动， 人类社会和人都将不复存在的。既然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是人的本质， 那么必定只能通过现实的劳动实践， 以人为本才能成为一种具体的现实。如果以人为本离开现实的实践， 必定会成为无源之水， 无本之本。

(2)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3]56人类社会存在着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 但人的本质更重要的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 “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并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对人的本质进行规定， 而是从方法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提出了对如何认识人的本质进行了规定：要考察人的本质， 必须要从社会关系入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对人的本质考察必须从群体出发， 以社会性作为人的本质， 而不能从单个人出发， 以自然性作为人的本质；对人的本质的考察不能从“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的出发去寻找人的抽象本质， 而是必须“从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出发来把握人的现实性本质。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 而形成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是丰富多彩的。在社会关系中， 生产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 是“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9]6， 在此基础上才形成政治、 法律、 伦理、 道德、 宗教等等复杂的社会关系。因此， 要实现以人为本也只能从社会关系中的生产关系入手， 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和变革， 进而调整和变革政治关系、 家庭关系、 伦理道德关系、 宗教关系等， 充分丰富人的本质力量， 实现人的主体价值。这才是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道路。

(3)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即人的本质”[5]514。人的全部生命活动的真正始因和内在根据是人的需要， “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 他就什么也不能做”[5]286， “需要的发展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132， 由于人的需要和需要的满足， 通过实践才形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需要具有以普遍性、永恒性和能动性等特征。人的需要是社会得以产生、发展的前提， 同时也受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决定。马克思说：“整个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和发展的历史”[4]174， 这种本质的实现内在地要求尊重人的利益诉求， 满足人的合理需要， 观照人的生活境遇。任何漠视和违背人的合理需要来谈“以人为本”实际上不是真正上的“以人为本”， 恰恰是对“以人为本”曲解。因此， 只有把实践“以人为本”和满足人的需要结合起来， “以人为本”才会超越空想走向科学。

三、 人的价值： 从“工具”与“目的”的割裂转向辩证统一

传统人学割裂了人是工具和目的、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 没有找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道路。马克思人学革命从“工具迷失”转向“工具复归”， 从“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对立转向“目的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统一， 这是以人为本由空想变成科学的条件。

在中国古代， 民本思想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还是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这一思想主要不是为了维护民众利益， 而是为了缓解社会冲突、维护君主统治而设计的政治方案。因此， 中国民本思想实际沦落为统治者驾驭人民的权术， 愚弄百姓的工具。以“民”为本实质是“以君为本”、“以官为本”、“以权为本”。 在西方， 人本主义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张扬， 强调“要把人当作目的看待， 决不要把人当作手段使用”[10]317， 反对消解“人”。但由于过分强调人是目的， 实现目的手段却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这也走向个人中心主义， 导致极端个人主义的泛滥， “以人为本”最终蜕变为“以我为本”。尽管， “以人为本”是西方每个人的美好愿望和长久追求， 由于缺乏作为工具的人为前提， 遮蔽了个人的工具价值， 西方的“以人为本”就必然成为虚假的政治口号， 并在虚假中走向虚无。因此， 传统人学割裂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的统一， 不了解人同时是目的， 也是实现目的的工具， 所以当“以人为本”付诸实践时， 就成了永远可望不可及的海市蜃楼。

人的价值问题， 是任何人学理论都必须直面回答的问题。马克思认为人是宇宙中唯一既是主体又是客体的事物， 体现在价值上， 人就是作为目的和工具的统一。每一个人想把自己作为目的， 必须把自己作为本身的工具， 同时也作为别人的工具。马克思明确指出： “(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身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 (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 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11]196。这也就是说，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他既是目的又是工具， 是目的和工具的统一。人不能只是目的或者只是工具。人只是目的， 没有工具作为支撑， 人就根本无法成为目的；人只是工具， 缺乏目的作为导向， 人就失去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人的工具性和目的性永远是统一的。因此， 人人是目的， 同时， 人人也是工具。脱离人的工具性而片面强调人的目的性， “以人为本”必将失去其实现的手段；脱离人的目的性而片面的强调人的工具性,“以人为本”最终就会失去了对象。作为工具的人是实践“以人为本”的现实力量， 作为目的的人是“以人为本”的现实对象。只有当人同时作为“工具”和“目的”时， “以人为本”才既具有了实践主体， 又具有了价值对象， 才不会导致工具缺位和价值迷失。因此， 人的工具和目的的统一、工具价值和目的价值的统一， 是“以人为本”由空想成为科学的条件。

四、 人的地位： 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

传统人学都立足唯心史观， 鼓吹英雄史观， 没有找到实现“以人为本”的现实力量。马克思人学革命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 从“英雄史观”转向“群众史观”， 这是以人为本由空想变成科学的关键。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 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在历史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要么把人们的主观思想动机， 特别是少数杰出人物、 帝王将相的思想和行动看成是推动历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如韩愈说： “如古之无圣人， 人之类灭久矣”[原道]。要么将社会历史之外某种神秘、 虚幻的精神力量或客观精神看成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如黑格尔认为物质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显现。总之， 他们都否认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由于以往的一切人学理论都片面夸大英雄人物的历史作用， 蔑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因而必然带来的是贱踏人民的尊严， 无视人民的价值， 否定人民的地位， 自然无法找到践行“以人为本”的主体力量。中国古代的“民为邦本”始终只能依靠君主的意愿来推行， 因此， “以人为本”就只是成为缓解社会冲突的权宜之计， 永远只能停留于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 无法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普遍事实。

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人物创造历史， 这是唯物史观与传统唯心史观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史观， 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也就是说， 物质文明的生产、 精神财富的创造、 上层建筑的变革、 社会形态的更替， 都是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结果。“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2]118-119马克思主义认为， 人民群众作为人类世界中的主体性存在， 是认识的主体、实践的主体、社会生活的主体、人类历史的主体。人是世界上惟一能进行自我认识、自我生成、自我发展、自我创造的能动存在物。社会历史既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结果， 又是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客观前提。人民群众通过自由自觉的活动， 发挥能动性， 克服受动性， 不仅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 也创造了本身。人民群众作为一种创造性存在， 扮演着社会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的双重角色， 可以说与生俱来就是“本”。人民群众的创造本质的存在， 主体地位的确证， 证明了其在世界和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表明了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实现“以人为本”的主体力量。马克思发现了人民群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和剧作者， 这是使“以人为本”从空想成为科学的关键。

五、结 语

马克思人学革命实现了以人为本从空想到科学的巨大飞跃， 为当代中国共产党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但并不等于“以人为本”就会理所当然地从可能变成现实。在马克思那个时代， “以人为本”成为了一种可能， 但仍停留于理想， 并未成为事实。如果说， 在以往的时代限于政治、经济、文化和制度等条件， “以人为本”尚不具有现实性的话， 那么， 在当代的中国， 不仅制度条件已经具备， 而且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已大为改善， 实现“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现实的可能。当代中国， 科学发展观之指导地位的确立， 为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社会生产力又好又快地持续发展， 为实现“以人为本”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为实现“以人为本”打造了良好的载体支撑。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确立， 为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必要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人本文化的建设， 是实现“以人为本”提供了和谐的文化环境。[13]总之， 当代中国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在建设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以人为本”虽未完全成为现实， 依然任重而道远， 但它已经展示了向前发展的广阔前景。我们只要坚定“以人为本”必定实现的信念， 脚踏实地、不懈努力地拓展“以人为本”的可能性空间， 当代社会的每一个重大进步都是向这一理想目标的接近。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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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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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西方哲学原著选读， 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1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6卷上[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

[12]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

[13] 姜正君．当代中国实现“以人为本”究竟何以可能， 中国审计报[N]， 2010-08-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