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大江健三郎研究述评

2012-08-15 00:42兰立亮

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1期

兰立亮

(河南大学外语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自199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大江健三郎研究一直是中国日本文学研究的热点.作为日本知识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进步作家,大江健三郎以大量的创作和不屈的抗争精神显示了他对正义、真理的虔诚,对社会的担忧,对历史的反思.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大江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据不完全统计,2001-2010年10年间国内期刊刊发的大江文学研究论文达150余篇(截至2010年 12月),正式出版的专著有3部,硕士、博士论文达20余篇,出现了从作家创作的宏观研究向文本微观研究的转向.除传统的社会学批评方法之外,还呈现出从叙事学、解构主义等多角度研究的新趋势.这一时期的研究大致可分为4种研究范式.

一、社会学、文化学批评

大江的小说创作与时代息息相关,因此,对大江小说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学、文化学批评的政治学取向使之成为大江文学研究的一种主要方法.

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1957-1967》是一部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大江文学研究专著.作者以大江的"再启蒙意识"和"文化批评意识"为切入点,将作家的早期创作置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重新观照.作者认为,从《饲育》到《感化院少年》前后,大江的战后再启蒙意识开始逐渐明晰.到《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大江独特的思想启蒙话语已经基本形成.《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对日本近代史暴力本质的揭露,标志着大江实现了对日本近现代史的文化批评.在对大江早期作品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指出了大江的写作意图,认为他进行启蒙的目的,是"要建立起自我反思式的文化批评,以达到文化人格的再造,即试图通过文化批评来解决文化危机".[1]霍士富分析了大江《别了,我的书!》的反"天皇制"思想,指出了小说中的"那件事"与天皇制意识形态的关系,认为小说的悲剧式结尾、小说人物对暴力的认识的转变体现了大江对国民性反思的进一步深入,表现了大江与之前文学创作风格的诀别,预示着作家今后新的文学起点.[2]

"边缘"是大江文学的根本立足点,也是他表现时代危机、重塑民族精神的根本方法.大江小说创作的边缘立场,也成为许多研究者关注的对象.王奕红指出,"歧视"这一视点是研究大江早期文学边缘意识的一种有效方法,认为"歧视"问题促使大江坚守一种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他的小说在为与中心话语对抗的边缘力量呐喊的同时,也表现了弱势群体的不安和矛盾.[3]罗帆考察了大江小说中边缘人的表现形式和生存状态,探讨了大江边缘写作立场的文化内涵和人道主义底蕴,认为这种文学创作的边缘姿态体现了大江的审美意向和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4]

大江是一位将性广泛用于小说创作的作家.李淑芝对大江的"性与政治"这一主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认为大江小说中的"性"描写体现了对自我存在的认同,展现了生存的荒谬和徒劳,暴露了现代文明社会的痼疾.[5]罗冰通过《性的人》探讨了大江对存在主义的接受问题,认为《性的人》预示着大江创作风格的转变,在大江的创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6]李金杰将大江对人的性世界的描绘放在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对立中加以考察,揭示了作家性描写背后的政治意图.即大江的性描写展现了对生命本能的张扬,作家试图通过身体的解放来追求人的全面解放,表现了一种对抗主流文化的文化姿态.[7]

大江文学的救赎主题是大江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之一,许多研究者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牛伶俐指出,《个人的体验》体现了大江灵魂再生的妄想意识和人道主义情怀,认为该作品表现了作家在灵魂再生的理想幻灭后对人类救赎的呼唤.[8]胡志明认为,大江的后期作品表现了正视历史和回归自我本真状态的倾向,认为这才是日本民族摆脱当前文化危机、实现"自我拯救"的途径,大江的文化救赎思想对全球化背景下面临严重文化危机的个人、民族乃至全人类实现"自我拯救"具有普遍的重要意义.[9]

可以看出,社会学、文化学批评涉及了大江小说创作的政治批判、疯狂主题、性主题、灵魂救赎等多个方面,展现了大江作为当代知识分子通过文学介入社会的创作姿态.从研究的深度来看,这一时期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展开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大多数研究做到了从作品出发,将作品精读和历史文化语境结合起来,体现了文学批评的成熟.

二、文艺学、美学批评

大江是一位重视小说写作技巧的作家,因此,对他小说方法、创作动向的研究已成为中国大江文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王琢从作家理论认识的层面出发考察了大江对想象力的认识以及想象力在其文学创作中的表现.作者认为,大江的想象力论,来自于不同阶段对萨特"存在-虚无-自由"、巴什拉"想象力是改变形象的能力"、布莱克"想象力是人存在本身"的接受和应用.作者从"想象性真实与形象的分节化:私小说批判"和"政治的想象力:天皇制批判"两个方面分析了大江将想象力用于日本文学文化批判的创作实践,认为大江自觉地以想象力理论为小说创作原理,做到了文学创作与世界文学的同步.同时,在创作中体现了他对日本传统叙事模式的颠覆.[10]可以说,王琢的研究指明了大江小说形式实验的内在机制、具体过程及与西方文艺思潮的关联.罗帆认为,大江小说体现了他对文本政治无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执著,大江的个人书写,将庄严叙事、宏大叙事拆解而进入了寓言性的深度叙事.作者指出,大江的文本中既存在着对忧患、悲剧和绝望的书写,也夹杂着一些喜剧因素和欲望讲述,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话语场中,表现了对个体生存的困惑.[11]王洪岳指出,大江将"性的人"与"政治的人"两个维度联系起来,将人性放在二者的对立和联系中加以把握.大江的创作就是通过边缘的发现来认识、构筑和表现整体.在大江看来,文学不能是对敏感政治问题或意识形态问题的回避,也不能一味沉浸在"性的人"的观念中在文化消费主义时代向读者一味妥协,而要在正视现实问题的同时尽量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批判丑恶的政治.[12]徐以大江的创作理念"包含差异的重复"作为切入点,从"怎么写"和"写什么"两个角度探讨了大江后期的小说创作.作者指出,"小丑形象"和"荒诞现实主义意象系统"是大江后期作品的显著特征,这主要体现在作品主人公"颠覆社会秩序"的行为方式和小说情节的"狂欢化"上.作者认为,大江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有意识地运用"包含差异的重复"策略,具有强烈的互文性色彩,特别是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策略的运用,构成了"星座小说"的独特形态.[13]祝科将大江的叙事美学概括为"个人体验孕育的身体叙事""边缘存在中的艰难抉择""面向拯救的灵魂探索"三个层面,认为大江小说敏锐的感受性、自由奔放的表现手法、边缘立场和危机意识以及对灵魂救赎的执著探索,体现了日本战后一部分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进步知识分子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反省,也使大江的艺术创作突破了个人与民族的狭隘而具有全人类视野.[14]郭秀梅通过对大江《愁容童子》与《被偷换的孩子》的互文关系的考察,认为大江通过在《愁容童子》中对自身的"重新书写",实现了对《被偷换的孩子》的解构.[15]

可以说,以上从文艺学、美学角度对大江小说方法、创作动向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大江小说的诗学特征.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江的小说创作,并不是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创作方法的完全否定,而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对其小说方法的探讨应放在作家整体的创作脉络中进行.从大江的创作实践来看,他在创作中不断地反思自己的旧作,在对旧作的扬弃和超越中,实现了小说手法的创新.这一点也要求在研究大江小说方法时必须对其创作有一个动态的把握.

三、叙事学研究

大江文学引起中国评论界关注的,除小说鲜明的现实批判立场和对存在、灵魂救赎的不断叩问外,还有他对小说文体、叙事等小说形式的不断探索.

霍士富的一系列论文探讨了大江小说的时空、叙事策略等问题.《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论大江健三郎新作〈二百年的孩子〉》一文对小说时间的空间化、空间和时间的视觉化在作品中的作用进行了精彩的分析,认为《二百年的孩子》以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表现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二百年来的历史.[16]《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看大江健三郎的叙事艺术》指出了这部小说是一部展现"我"如何编写电影脚本的"元小说",在对文本"开放性的叙事结构""超越时空的拼贴""糅杂的互文性"三个方面分析之后认为,这部小说体现了大江小说叙事手法的创新,"它像一道耀目的彩霞预示着大江文学的新动向".[17]《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时空美学---论〈同时代的游戏〉》一文探讨了小说叙事时空结构的审美特征和多元并置的叙事艺术,对饱受争议的这部作品给予了肯定性评价,认为该作品是大江将小说理论实践化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小说方法的革新方面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性".[18]兰立亮在《大江健三郎小说语言实验探微》一文中指出,大江对小说文体和叙事探索,表现了他对传统小说文体和言说方式所带来的知识危机与意识形态驯化的焦虑,认为大江的小说形式实验是对文坛上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力秩序的挑战,体现了他文学多元化、个性化的艺术主张.[19]

对大江来说,叙事是其小说形式实验的重要一环.作为一种有意义的形式,大江的小说叙事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特征,对大江小说叙事的探讨,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语境中,放在大江对西方文艺理论、现代思想的接受中进行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挖掘出其文本形式背后的社会文化内涵,才能真正把握其形式实验的本质.

四、比较研究

大江的小说创作与时代思潮紧密相连,他不断吸收西方文艺思想以及文学文化方面的理论成果,并灵活地将其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这为用比较文学方法研究大江文学提供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叶渭渠在论文中提到了大江对西方文学理念和表现技巧的接受问题以及对本国神话传说的宇宙观的继承问题,认为大江文学受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在扎根于传统的同时又超越传统,实现了传统与现代、日本与西方的文学观念和文学表现的融合,这使大江文学既具有特殊性、民族性,又具有普遍性、世界性.[20]杜隽从"世界是荒谬的""自由选择" "责任"等存在主义基本概念出发,比较了海明威与大江的小说创作,认为大江的小说创作体现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超越,带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具有东方人的"内向、坚韧、顽强及儒家重理性、求和谐的特点".[21]刘军凯比较了劳伦斯和大江小说中的性意识、政治意识和救赎意识,认为劳伦斯对性的美好一面的歌颂与大江文学对性的丑恶的揭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指出了两人在性与政治比重上的不同取舍以及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灵魂救赎的乌托邦性质.[22]陆建德考察了《别了!我的书》与英国诗人艾略特《四个四重奏》的互文关系,从中发现大江故意回避《四个四重奏》对基督教的暗示和肯定的倾向,认为主人公古义人在思考死亡等问题时也在探索人的信仰问题.但他对自杀的认识带有浓厚的日本文化色彩,成了"他皈依基督教的极大障碍".[23]

作为日本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大江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我在暧昧的日本》中有意识区别于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以此为线索,许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两位文学巨擘创作的差异.张晓宁认为,川端与大江的文学创作都体现了西方现代文化与日本文化的融合,二人的文学创作也是一个思考如何将西方的先锋思想、文学技巧与本国文学传统相融合的探索过程.[24]康洁指出,大江和川端由于成长经历、性格、哲学理念的差异,二人对待日本好色文学传统的态度也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川端通过"哀"和"艳"的审美意识"在虚构和幻想中进行自我疗救",而大江则从个人体验出发,通过赤裸裸的性描写,造成对日本好色文学传统的反动,从而在小说中将荒诞暧昧的现实感和孤独的存在主义意蕴融为一体.[25]

大江在演讲和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作家鲁迅和莫言.大江的获奖也使中国读者、评论家重新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这样,鲁迅、沈从文、莫言等中国作家就走进了研究者文学比较的视野.成然指出,鲁迅和大江在小说创作中多使用象征手法,这使他们的作品都带有一种诗性色彩.作为密切关注时代发展和民族精神重塑的作家,强烈的时代危机感是其文学批判精神的源泉,敏锐的观察力和拿来主义的文化态度使他们不断在文学表现上推陈出新.[26]许金龙探讨了鲁迅对大江创作的影响,认为大江在创作中一直把鲁迅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他的创作就是根据这个参照系进行调整,从表现没有希望、徒劳的初期作品出发,在《同时代的游戏》《奇怪的二人配》三部曲等作品群中探索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最后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中找到了希望---"始自于绝望的希望".[27]杨玉珍指出,大江健三郎和沈从文小说中的河流、森林都带有一种幻想的性质,体现了两位作家对故土经验的升华和重塑,表达了"反现代性"、原乡寻根的价值取向,是作家立足当下,对民族历史、文化和精神的追溯,体现了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未来的建构.[28]王向兰分析了大江健三郎和莫言小说中的地理学空间和边缘人物形象,认为他们小说中的边缘人物形象都凸显了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边缘民间文化形态具有挑战旧的社会秩序的巨大颠覆精神,也体现了作家反抗主流意识形态的独立精神.[29]张文颖从"边缘思想""构建充满想象力的文学王国""高昂的生命力"三个方面探讨了大江与莫言文学特质的共同点,认为边缘意象是破译二者文学密码的重要一环.[30]

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展示了大江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以及对日本文学传统的超越,与中国作家的平行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大江小说主题的世界性.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在比较中由于较多地注重共性的发现而缺乏个性的审视,很少把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纳入比较研究视野,这就导致许多研究的结论显得牵强.不过,比较文学方法将大江文学置于世界文学、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还是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大江文学的研究视野,在与其他作家的互相参照中凸显了大江文学的本质.

五、结语

从中国近十年来的大江健三郎研究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在各个层面上展现了大江小说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独特的艺术风格,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借鉴西方理论话语资源,多角度、多层面研究的趋势.这些研究主要遵循文学思想、小说主题分析、形式实验、文化批评等批评路线,实现了文本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研究层面互补又各有侧重的批评体系的建构.从数量来看,这些研究主要侧重于小说主题思想、文化内涵和作家创作意识等外部研究,对小说内部研究(形式层面)的研究还略显不足,一些研究没有很好地将批评理论与文本分析紧密结合起来.另外,论题过于集中,出现不少切入方法雷同、观点相似的重复研究.此外,研究多集中在已翻译为汉语的几部小说上,对大江其他没有译文的重要作品关注不够,这影响了对大江文学的准确定位.大江是一位对小说形式极为关注的作家,从形式角度对大江的小说结构、叙事艺术进行整体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出现.一些研究在理论上虽然有一定创新,但还难以构成对大江小说艺术形式、诗学问题的整体、系统的研究,对他小说创作风格的嬗变以及他多样的形式创新意识缺乏整体把握,这些研究领域都有待今后的研究者进一步开拓.

[1]王新新.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世界:1957-1967[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208.

[2]霍士富.破坏性的民族反省---评大江健三郎新作《别了,我的书!》[J].外国文学,2007(6):113.

[3]王奕红.《饲育》中的"歧视"与大江健三郎初期创作的边缘意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0(2):131.

[4]罗帆.边缘人生存境遇及形态表现---大江文学边缘化姿态扫描[J].外国文学研究,2002(1):118.

[5]李淑芝.大江健三郎作品中性与政治的冲突[J].学术交流,2004(5):157.

[6]罗冰.大江健三郎《性的人》:二重性中的迷惘探索[J].外国文学研究,2004(1):129.

[7]李金杰.为了灵魂的救赎---大江健三郎《人的性世界解读》[J].理论界,2007(11):211.

[8]牛伶俐.灵魂再生的妄想---评大江健三郎的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 (3):123.

[9]胡志明.无神时代的自我拯救---论大江健三郎后期作品的文化救赎思想[J].国外文学,2005(2):124.

[10]王琢.想象力论---大江健三郎的小说方法[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170-171.

[11]罗帆.关于大江健三郎文学意识的思考[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1(4):100.

[12]王洪岳.文学如何表现完整的人?---以大江健三郎为例[J].浙江学刊,2009(3):81.

[14]祝科.身体诉说与灵魂拯救---论大江健三郎的叙事美学[J].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108.

[15]郭秀梅.解构与重写:大江健三郎晚期创作的新动向[J].学习与探索,2006(1):179.

[16]霍士富.时空交叉的叙事结构---论大江健三郎新作《二百年的孩子》[J].当代外国文学,2005(4):125.

[17]霍士富.从《优美的安娜贝尔.李寒彻颤栗早逝去》看大江健三郎的叙事艺术[J].当代外国文学,2009(4):48.

[18]霍士富.大江健三郎文学的时空美学---论《同时代的游戏》[J].外国文学评论,2009(1):132.

[19]兰立亮.大江健三郎小说语言实验探微[J].日本问题研究,2009(3):43.

[20]叶渭渠.大江健三郎文学的传统与现代[J].日本学刊, 2007(1):99.

[21]杜隽.存在主义的不同阐释者:海明威与大江健三郎[J].浙江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28.

[22]刘军凯.性、政治与救赎---劳伦斯与大江健三郎创作之比较[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2007(12):132.

[23]陆建德.互文性、信仰及其他---读大江健三郎《别了!我的书》[J].外国文学研究,2007(6):36.

[24]张晓宁.在东西方文学的探索中把握自我---探寻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的文学之路[J].日本研究,2002(1): 64.

[25]康洁.边缘化生存的呈现和疗救---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的艳情文学创作[J].日本学论坛,2008(4):63.

[26]成然.鲁迅与大江健三郎:两个不屈的灵魂守望者[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9(2):1.

[27]许金龙."始自于绝望的希望"---大江健三郎文学中的鲁迅影响之初探[J].鲁迅研究月刊,2009(11):40.

[28]杨玉珍.论沈从文与大江健三郎原乡追寻的美学建构---以河流/森林为表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136.

[29]王向兰.浅析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边缘化写作[J].日本研究,2004(4):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