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字》全知叙事者在人物塑造中的女性主义心声

王家和[凯里学院，凯里 556011]

《红字》全知叙事者在人物塑造中的女性主义心声

王家和
[凯里学院，凯里 556011]

《红字》；全知叙事者；人物刻画；女性主义

从女性主义批评视角来审视《红字》中的人物形象，读者不难发现，全知叙事者在人物塑造中渗透着女性主义心声。全知叙事者笔下的女主人公海丝特·白兰和珠儿反叛、美丽、勇敢、独立并让人同情，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丁梅斯代尔虚伪、懦弱、胆怯，齐灵沃斯阴险、丑陋。本文通过文本细读，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对《红字》中的男女主要人物形象进行分析，阐释了全知叙事者在人物塑造过程中的女性主义心声。

《红字》一直是一部因其隐晦、模糊的主题思想与巧妙的艺术手法而备受争议的小说之一。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宁纳·贝姆(Nina Baym)所指出的那样，《红字》最让人兴奋之处不是在于它可解读为一种唯一的中心意义，而是在于它充满了多重解读意义，它创造了一个读者可以自己的方式步入的世界。[1](P29)受到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和影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揭露了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厌女现象，抨击对妇女形象的歪曲，重树妇女形象；其次，女性主义批评家还致力于再现妇女失落和被遗忘的文学作品，鼓励女性用自己的语言书写自己的经历和体验；最后，关注妇女的独立自由、自我发展、自我追求，打破二元对立，确立女性的主体性。因此，本文从全知叙事者的角度，利用文本分析法并借用一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来解读全知叙事者在故事的主要男女人物塑造中所展现的女性主义心声。

一、塑造美丽的叛逆女性形象

女性主义文学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重树妇女在文学作品中的良好形象以及鼓励妇女用自己的语言书写她们真实的体验和感受。全知叙事者首先以美化女性人物来颠覆父权体制下文学作品中的“厌女现象”(misogyny)。在故事中，全知叙事者的女性主义心声首先体现于女主人公海丝特及其女儿——两个勇于挑战父权思想和父权秩序的叛逆女性形象的塑造之中。全知叙事者通过特殊的命名、叛逆的言行、突出的外表以及冷酷的生存环境，彰显了海丝特及其女儿的反叛精神、鲜明个性和独立意识。

1.正面命名

“塑造人物有多种方法。最简单的一种是给人命名，每一个‘称呼’都可以使人物变得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和富于个性。有的给人物起绰号，有的根据人物性格特征命名，有的则根据人物外貌或生理特点来命名。”[2](P338)这种赋予人物寓意深刻的命名，在《红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全知叙事者正是利用“特殊命名”这一直接的人物刻画手法，生动地展示了海丝特和珠儿突出的外貌形象、鲜明的个性特征以及她们的命运，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知叙事者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

全知叙事者把女主人公命名为海丝特(Hester Prynne)有其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倾向。读者只要仔细研读这一名字便可大致推测出她的形象和性格特征。Hester使人联想起希腊神话中的赫斯提(Hestia)。赫斯提是主神宙斯的姐姐，克洛诺斯的大女儿，是掌管人间一切炉灶的美丽女神。这样的命名表明女主人公海丝特是一个火一般的美丽、热情和奔放的女子，热爱人间烟火和世俗生活。然而，她年老体衰、身体畸形的丈夫却热衷于典章书籍，并把她一人置之于异国他乡，终日过着孤独、压抑的生活。她不愿受制于严酷宗教的束缚而牺牲自己的情欲，大胆地爱上了她的教区牧师丁梅斯代尔(Arthur Dimmesdale)，并且有了爱情的结晶——珠儿(Pearl)。此外，炉火也喻指“欲火”和“怒火”，象征着海丝特青春的勃勃生机和对遭受父权、清教社会毫无人性的压制、迫害的强烈不满。 全知叙事者把海丝特比喻成美丽热情的“女神”，表明了他对女性的赞美和同情，表达了他反对严酷的父权和清教制度压制妇女的女性主义声音。

Pearl是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婚外爱情的结晶，但他们的女儿却被命名为“珠儿”。这样的命名对于当时的父权和清教道德标准是一种极大的挑战，因为它明显地否定了清教徒们对她判的通奸之罪，也充分体现了全知叙事者对海丝特爱情结晶的肯定和赞美。“Pearl”这个名字来自于《圣经》，意思是“非常珍贵而美丽的东西”。的确，Pearl是海丝特纯真爱情的产物，海丝特为了珠儿的诞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饱受了世人的屈辱和宗教势力的迫害。因此，珠儿在海丝特心目中占有重要地位：“海丝特之所以把女儿称之为Pearl，不是因为她长得白净、水灵灵，而是因为她是其纯真爱情的象征而极其贵重。为了珠儿，海丝特倾注了所有，她是海丝特的全部财富。”[3](P80)此外，“Pearl” 还有“杰出者、佼佼者、精华”等含义。Pearl是大自然的杰作，她像她的母亲一样美丽，她是“秉承神秘莫测的天意而降生的，是一次激情燃烧时开放的永不凋谢的可爱花朵”。[3](P78)

2.美化形象

除了命名之外，人物外貌形象的突出描写也是性格特征的重要表现手段之一。故事中全知叙事者给读者呈现的是一个美丽的叛逆妇女形象；在主要场景中，海丝特都展示出美丽、迷人的外表以及高雅的气质，展现了女性的许多特质。这显然是对当时清教和父权社会审美标准的公然挑战，体现了全知叙事者的女性主义意识倾向。

一些激进的女性主义者把女性的生理特征视为优势而不是缺陷，并且颂扬母性的体验。海丝特一出场，怀中抱着婴儿，显示出母性特有的美，以至于全知叙事者把她喻为“圣母形象”，闪现出美的光芒。接着，全知叙事者进一步展现了她的青春女性魅力：“个子高挑、美丽迷人和有女人味，身材丰满完美；她满头的黑发在阳光照耀下闪闪发光，面庞的肌肤饱满而润滑；她眉毛突出，有双深黑的眼睛；她举止优雅，气质高贵。”[3](P51)从这些微妙的描画词语中，读者可看出，全知叙事者在彰显和赞扬海丝特肉体上的美，把女性的身体美写进了作品之中。在全知叙事者的眼里，海丝特是完美无缺的。这在本质上对清教社会的传统审美观是一种挑战和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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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反抗精神

女性主义批评是一种理论批评实践，致力于反抗父权和性别歧视。女性主义者通常强调，她们不仅仅在现实社会秩序中为妇女寻求生存空间，而且还需要一个建立在“人文”价值观之基础上的社会新秩序。[4](P237)全知叙事者一方面通过塑造栩栩如生的人物艺术形象间接地展现海丝特及其女儿的反叛精神，另一方面则通过她们的言行直接地展示出她们的反叛意志。

全知叙事者并没有讲述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从最初的相爱私通到受到监禁的过程，但从故事的起因和开端，他就把海丝特那不同寻常的勇敢女性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在她所处的清教主义父权时代，妇道要求是孝顺、禁欲、屈从、持家和对丈夫忠诚，然而海丝特敢于反抗命运与不协调的婚姻，敢于追求人间真正的爱情和幸福而爱上了她的教区牧师。作为清教主义时代的妇女，海丝特深知法律法规的严厉性与颠覆传统婚姻的后果。她勇于挑战不协调、不般配的婚姻，勇于追求人生的真爱，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女性主义行为。

然而，全知叙事者并没有把海丝特塑造成一个暴力反抗者，而是通过其神态与举止表露出女性坚定的反抗精神，这也是《红字》人物刻画的成功之处。海丝特一走出阴森恐怖的牢门，全知叙事者就展示了她坚强而勇敢的鲜明个性。海丝特怀抱着婴儿，突然间，她挣脱狱卒，走到门外的空地上，“她的动作显示出与生俱来的尊严和性格力量”，[3](P50)并 “鼓足力量，以傲慢的姿态迎接公众千百对毒蝎般的目光，泄怒于任何一种侮辱”，藐视一切对她走入地狱的诅咒；她红光满面，带着傲慢的微笑，以不屑一顾的神态看着她的街坊邻居，“她的记忆超常的活跃，回想到许多童年的场景”。[3](P55)当她走在众人面前时，熟悉她的人惊奇地发现，她不但“不在灾难的云雾中黯然失色”，反而“闪现出美丽的光芒，并炫耀她的不幸和痛苦”。[3](P52)

全知叙事者塑造的海丝特既没有像女性主义先驱马丽·沃斯通克拉夫特那样撰文为男女平等而高呼，也没有同后来的女性主义评论家Elaine Showalter和Helene Cixious一样挥笔疾书表达内心的反抗和追求，但就像佛吉尼亚·伍尔夫所说的，“妇女作家需要新方法来恰当地呈现自己”，[5](P77)她能巧妙地用自己娴熟的针线活作为抗争的武器，有力地反抗清教父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嘲弄和讽刺父权势力与清教法规。虽然没有大声陈述女性自我定义的欲望，但她的针线艺术却表达着无言的抗争，呈现出女性的追求和梦想。海丝特的着装是她在狱中特意为示众场面而制作的，它“似乎是她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态度表达”。[5](P77)她胸前佩戴的红字A本是清教势力对她私通行为的惩罚，是耻辱和罪孽的符号，但她却视之为“荣耀”，用金丝线为其绣边，使她的服饰更加绚丽、华美和奇异，这显然不仅远远超越了清教节俭法令的允许底限，而且也是对清教和父权社会清规戒律的颠覆和嘲弄。对于海丝特而言，“这种精美的刺绣可能是她一种表达激情生活的方式。像所有其他快乐一样，她并不把它看成是罪恶”。[3](P76)海丝特正是利用飞舞的针线在胸前的红字上诉说着内心的愤怒和不满，以及对幸福生活的执着追求，也在“尽其所能地树立最好的妇女形象”。[3](P53)事实上，海丝特把红字A 当成抗争的符号。 就如同现场一位清教妇女所解读的：“毫无疑问，她倒是做一手好针线，但以前有谁像她那样用这一手来炫耀自己呢？这纯粹是当面嘲笑我们那些规规矩矩的官老爷们，借大人们对她的惩罚来出风头。”[3](P52)同样，海丝特用尽针线手艺，精心打扮她的女儿，而且服饰的颜色与其胸前的红字相仿，在众人面前显得耀眼夺目。珠儿像似一团愤怒的火焰，无时不在嘲讽着毫无人性的清教社会，抗议父权势力对妇女的不公，捍卫纯真的爱情；另外，珠儿绚丽华贵的服饰也表达了女性激情燃烧的青春活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为了更进一步地传达女性主义心声，全知叙事者构建了海丝特与宗教、父权势力的几次正面斗争的场景和情节。故事一开始，海丝特就独自站在刑台上面对宗教权势和众人的审判，但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屈服和胆怯。尽管她的情人丁梅斯代尔受命劝说她说出同犯的声音是如此地有说服力和穿透力，以至于“能震撼所有在场的心灵”，[3](P63)但却不能说服海丝特开口。甚至当波斯顿最年长、最权威的牧师威尔逊向她怒吼时，海丝特仍然不屈服，并坚定地回应道：“永远不会说！”[3](P64)其次，海丝特的丈夫在狱中责问她说出她的情人时，她愤怒地回答：“别问我！你永远都不会知道的！”[3](P69)当宗教权势以海丝特是罪人为由而试图剥夺她对珠儿的抚养权时，海丝特毫不妥协和退让。在孤立无助的情形下，她不是呆在与世隔绝的滨海小屋里向隅而泣，而是敢于挺身而出，亲自到官府与清教统治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誓死捍卫做母亲的权利：“上帝给我这个孩子，是为了补偿你们从我身上夺走的别的一切……你们不能把她夺走，否则，我将首先去死，上帝把她交给我抚养，我绝不放弃。”[3](P99)显然，海丝特在实践着著名的女性主义者马格丽特·富勒所提出的口号：“我们要除掉一切人为障碍，把每条道路自由地向妇女敞开。”[6](P217)海丝特的这种勇敢言行不仅仅是一位普通母亲为争取女儿抚养权而斗争，而且更是为女性们争取自己应有的平等和自由权利而呐喊、抗争。

森林里的场景更是把全知叙事者的女性主义心声推向了高潮。在这无拘无束的大自然里与丁梅斯代尔会面时，海丝特所特有的激情和个性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她“怀着突然涌起的，不顾一切的柔情，张开双臂将他的头紧紧地按在她的胸口上”。[3](P166)这表明海丝特不仅再现了往日的温情婉、激情，而且更体现了她的坚定和执着。富勒曾经说过：“人的成长是两面的，既有男性特征，也有女性特征。”[6](P217)全知叙事者把海丝特描述成接近完美的人，她既有女性温柔、美丽的一面，也有男性的刚毅、坚强。虽然海丝特被强迫佩戴促使她悔悟的红字，但她仍然坚信和守护着与丁梅斯代尔的那份纯真爱情。胸前的红字丝毫没有动摇她的信念，让她忏悔。相反，七年的生活磨难和情感压抑让她萌发了更为激进的思想行为 —— 坚定地劝说情人一起私奔：“将残骸与废墟留在故事发生的地方，再别去管它！一切都重新开始！一次尝试的失败难道就让你耗尽一切可能性？绝非如此！将来仍然充满着尝试和成功。放弃你虚假的人生，过实实在在的生活吧。”[3](P169)这正如同全知叙事者所说的“七年的放逐和煎熬莫过于为这一时刻准备的”快意。[3](P171)这足以说明海丝特憎恨所处的社会环境，向往人间的幸福乐土。说服了她的情人准备出逃后，海丝特内心涌起一阵幸福和胜利感，她撕掉象征着父权压迫的红字，脱掉束缚她长发的帽子，展现出她所特有的美丽、性感、迷人和活力。显而易见，这些言行表明，海丝特是在体验多种不同的自我，把内在潜能释放出来，而没有在男性构建的虚假“秩序”边缘踯躅挣扎。海丝特敢想敢为的精神正是这些女性主义思想的真实反映，她不可压迫的性格使她成为全知叙事者女性主义心声的传声筒。

4.独立精神

女性主义评论家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她的《第二性》中提出，没有本质理由说明女人在社会中应被视为或应把自己看成比男人低一等。[7](P57)全知叙事者眼中的海丝特不仅这样想，而且也这样生活着。全知叙事者塑造具有很强独立性的女性人物的创作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女性主义行为，是对父权文学作品男女形象模型的超越，是女性主义心声的真实反映。

海丝特受到惩罚和羞辱后，她的社会环境冷酷无情，充满敌意，人间友爱和同情从未来到她和女儿身边：“一切都与她作对，人人都敌视她”，[3](P142)但是，海丝特并没有倒下去，也没有一走了之，远走他乡，或是向她的丈夫或情人求助，而是更坚定地带着女儿生活在孤独的海滨小屋里，设法依靠娴熟的针线活谋生，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在社会中找到了自我。海丝特的独立自我本质上是对自由、独立的渴望和追求。经济上的独立使她免受父权势力的限制和支配，选择居住在这样偏僻的住所也是海丝特无言的抗争，表明了自己的与众不同。

在全知叙事者的笔下，海丝特不但实现了经济独立，而且做到了意识独立。清教势力与父权秩序对海丝特的惩罚和压制并没有摧毁和改变她的意志，相反，她的意识得到了升华，思想更加活跃，呈现出“一种在欧洲已习以为常的自由思考”。[3](P141)海丝特鄙视旧制度，她的思考由个人提升到了整个女性群体，她把社会对她的压迫看成是对所有女性的压迫，并意识到社会需要根本性的变革，沿袭已久的古老偏见需要推翻，那样才能消除对妇女的不公：“首先，整个社会制度需废除，建立新制度；然后，在妇女们能允许享有既公平又适合于她们的职位之前，男性的本质及习以为常的传统习俗要从根本上予以改变；最后，妇女肯定会经历更大的转变。”[3](P142)很显然，全知叙事者通过海丝特的内心活动而把性别歧视问题推到了历史的前台。海丝特的沉思预示着一场社会革命。正如西方学者Ernst Cassirer所说的, 海丝特欲想推倒整个社会大厦，建立理想的社会秩序。[8](P163)这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就是男女平等，生活自由。

在清教主义的父权时代，妇女的奇思梦想受到严密的禁锢。正如Briand Harding 所说的，“清教徒如‘铁人’般拒绝自然的人生，拒绝幻想和自然的东西。”[9](P91)然而，全知叙事者笔下的海丝特却有着超前的女性主义意识和梦想，与传统思想相去甚远。在极力安慰情人不要太有负罪感时，海丝特低声而温情地对他说：“我们所做的是彼此的奉献，我们也是这样感觉的，而且曾相互这样说过。”[3](P166)这是女性主义思想和自身体验的一种表达，是女性主义所推崇“妇女性自由”[5](P59)的具体体现。海丝特还是一个乐观的预言家，她相信光明的时代终究会到来。在安慰那些心存痛苦的妇女们时，她指出，不久的将来就会揭开“新的真理”，其目的就是“建立在彼此都幸福基础上的男女整体关系”。[3](P221)

二、塑造负面的男性人物

为了更有力地表达女性主义心声，颠覆父权秩序下文学传统的男女形象模式，《红字》中的全知叙事者除了美化和彰显女主人公海丝特及其女儿的外貌特征和性格特征外，还塑造了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的丑恶形象，对他们的品质特征进行贬低和嘲讽。

1.负面命名

在《红字》中，由于女性主义心声的驱动，全知叙事者对男性人物赋予了负面的寓意。丁梅斯代尔(Dimmesdale)和齐灵沃斯(Chillingworth)是故事中两个主要男性人物。Dimmesdale包括dim和sdale两个部分，前者的原意是“阴暗的、悲观的”， 后者是stale 的谐音，有“陈腐的、没有活力的”之意，这正是喻指丁梅斯代尔忧郁、压抑、僵化及缺乏活力的性格特征；Chillingworth中的chilling部分恰是chilly的谐音，chilly的原意为“寒冷的、冷漠的”，喻指齐灵沃斯的冷酷无情，阴险狡诈。

2.丑化形象

贯穿整个《红字》故事，全知叙事者不断地颠覆父权秩序下男性人物在文学作品中的中心地位和形象，充分利用对比手法来刻画男女人物，赋予他们具有鲜明对照的形象特征。在故事的主要情节和场景中，海丝特一直被描写为近乎完美的妇女形象，而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则被描写为让人唾弃，使人厌恶的人物。这正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们所强调和倡导的，是女性主义心声的具体反映。

在外貌形象方面，海丝特是一位气质高雅、身材高挑、充满活力、迷人性感的女性。相比之下，丁梅斯代尔虽然学识渊博，口才过人，但表情忧郁，身体虚弱，毫无男人的阳刚之气：“他轮廓突出，两眼忧伤，时时颤抖的嘴唇反映出极度的紧张和压抑”；[3](P62)同样，齐灵沃斯也是个负面人物，他性格扭曲，报复心强，阴险、毒辣、虚荣和冷漠，像个魔鬼寄生于丁梅斯代尔的心中。为此，全知叙事者对他进行了尖刻的嘲讽：“照耀万物的太阳能照到他吗? ……是不是他触摸的一切植物都变得有毒呢？”[3](P150)齐灵沃斯的外貌形象被进一步丑化为一个丑陋的老头，他 “有点畸形，左肩低，右肩高”。[3](P56)

3.主体移位

宁纳·贝姆在其“《红字》中的激情与权威”一文中曾说过：“在霍桑的小说中，‘坏’女性往往远比男性有激情、有想象力和有智勇。”[10](P4499)事实的确如此。全知叙事者笔下的海丝特性格丰满，积极，有主见，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她不仅具有男性的独立、坚强、勇敢、执著、充满青春活力等特征，而且还具有温柔、母性等女性特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全知叙事者把丁梅斯代尔塑造为人格单面、消极的人物，给读者展示的是一个懦弱、胆小、忧郁、毫无主见的伪君子，他的主体地位完全丧失。在第一个刑台场景，和海丝特相比，丁梅斯代尔则显得渺小，表现出了虚伪、胆怯和无主见，因为他没有勇气去承担他应承担的责任，缺乏海丝特那种为自己的情人独自承担痛苦和屈辱的牺牲精神。丁梅斯代尔深夜来到刑台忏悔而几乎冻死在那里时，是海丝特和女儿来到他身边，让他焕发新的生机，他握住珠儿双手的那一刻，“好像一股新的生命之流注入了他的心脏”。[3](P132)在森林场景中，海丝特向丁梅斯代尔袒露其齐沃斯是他的敌人时，他显得惊慌失措：“海丝特，你为我想想办法吧！你坚强，帮我解决吧！”[3](P167)当海丝特大胆提出一起私奔时，丁梅斯代尔虽然感觉到“一阵喜悦涌上痛苦的心头”，[3](P172)犹如获得了新生，虽然渴望人间的天伦之乐，但又“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3](P168)最后为了虚荣而在布道台上耗尽了最后的气力，死在海丝特的怀里。丁梅斯代尔死后不到一年，齐灵沃斯也悄然离世。然而，海丝特却坚强地活了下来，带着女儿去欧洲实现她未能实现的梦想。显而易见，全知叙事者打破了传统模式，变换了男女人物的主体性，因为海丝特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没有屈从于社会的压力，自始至终致力于自己的人生追求而与世俗作斗争。

综上所述，通过文本细读和女性主义批评方法来分析和探讨，《红字》全知叙事者在人物塑造过程中渗透着鲜明的女性主义意识，传达了显著的女性主义强音。正是全知叙事者心中的女性主义心声促使他颠覆了父权秩序的文学人物刻画模式，所塑造的女性人物让读者欣赏和同情，而男性人物则让读者唾弃和厌恶。全知叙事者的女性主义心声不仅表现在赋予美丽的女主人公海丝特及其女儿的叛逆、坚强、独立、让人同情等品质中，而且还表现在对丁梅斯代尔和齐灵沃斯的负面描绘和辛辣嘲讽之中。

[1]Nina Baym. The Scarlet Letter:A Reading[M]. Boston：Twayne Publisher，1986．

[2]余江涛,张瑞德,等.西方文学术语词典[D].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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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ary Eagleton. Feminist Literary Theory: A Reader Cambridge[M].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6．

[5]Gill Plain, Susan Sellers. A History of 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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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uth Robins. Literary Feminism[M]. Houndmills: Macmillan，2000.

[8]Ernst Cassirer. The Philosophy of the Enlightenment[M]. Trans. Fritz C. Koelln and James P. Pettegrove.：Princeton UP.，1951．

[9]Briand Harding.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ontext, II 1830-1865[M]. London and New York: Methuen，1982．

[10]Harold Bloom. General Ed.. The Critical Perspective (Vol. 8) [M]. New York: Chelsea House Publishers，1989．

■责任编辑/林 丽

I109.4

A

1671-7511(2012)04-0101-06

2011-07-02

王家和，男，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