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抑或哲学的？
——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刍议

曹 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历史的抑或哲学的？
——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刍议

曹 为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100872]

柏拉图；理想国；最佳政体；僭主

19世纪，西方学界研究古希腊文明成果斐然，其中一个重要的论断便是古希腊思想的非历史性。由此出发，涌现出了一批历史地研究古希腊文明的经典作品，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即是其中之一。然而，从传世的希腊文献看，古希腊人并不缺乏对历史的探讨和思辨，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就是在集中处理城邦政治史的问题。在该卷中，苏格拉底讲述了最佳城邦经由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而最终堕入僭主政制的衰亡史。这一古典城邦政制演变的经典描述，随着19世纪以来古希腊史研究的进展，不断遭到挑战。笔者试以19世纪法国大史家库朗热的《古代城邦》与柏拉图《理想国》第八卷作一对比，分析两者描述城邦政制演变之分歧，指明其原因，并进而说明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中采取哲学的而非历史的书写的良苦用心。

一

《理想国》*本文讨论所依据的《理想国》英译本是Plato:Republic, tras. by G.M.A.Grube, rev. by C.D.C.Reeve, 收入由J.M.Cooper和D.S.Hutchinson编辑注疏的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另参考T.Griffith的英译本(The Republic, trans. by T.Griffith,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和A.Bloom的英译本(The Republic of Plato, trans. by A.Bloom, Basic Books, 1991)。有对照希腊原文处，则依据Loeb古典丛书中的希腊文本(The Republic, Book 6-10, trans. by P.Shorey)。另参考的中译本为郭斌和、张竹明所译《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前七卷的探讨是漫长的。经过如此细致地讨论而建立起来的最佳城邦，仅仅通过一卷的论述便又轻易将之付诸毁灭，怎么看来也不合比例。然而，我们确实看到，苏格拉底轻盈地从最佳城邦跌落到荣誉政制，继而穿过寡头政制，再滑过民主政制，最后匍匐于僭主政制脚下。[1](VⅢ,543d-544b)在《理想国》第八卷中，我们有幸聆听到一曲绝妙的哀歌，目睹五幕城邦衰亡的悲剧。

几乎没有人会怀疑，《理想国》第八卷是对城邦历史的描述。第一，苏格拉底着力描述的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对于雅典民众来说，确实是再熟悉不过了。民主政制是对他们自己时代现实政制的描绘，而僭主政制也只是在稍早一点的时代才被人们推翻，一切都历历在目。一般人虽然无法深刻把握自己的时代，但相对于遥远的古代而言，现时此刻总是显得亲切，一眼便能认出。而在这两种政制之后，苏格拉底再没有探讨其他政制演变，一切到了探讨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即告结束，而这正是史学的品质。第二，由于将前三种政制置于黄金时代，所以对它们的描述差不多都是匆匆掠过；对于最古老、同时也是最完美的贵族政制的蜕变，苏格拉底竟至诉诸女神的解答和神秘的几何学因素。其实，这也符合人们的记忆规则：历史在常识达不到的地方往往诉诸神话，神话的开端意味着历史意识的萌动；而以几何学为代表的哲学恰恰也拥有建构史前史的逻辑能力，这种能力为后世的启蒙大师们一再地证实。因此，无论是神话还是哲学，都不过是在历史意识的支配下，延长历史生命的手段罢了。整个第八卷从缥缈懵懂的远古直到清晰可见的现时此刻，虽然论述的手段各有不同——相对应于历史记忆的明暗丰寡，然而历史意识则贯彻始终。这使我们确信，在这一卷中，苏格拉底确实是在叙述城邦演变的历史。然而，事情果然如此吗？

二

库朗热的《古代城邦》*本文讨论所依据的为英文本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K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 by 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 Batoche Books, Kitchener, 2001。参考的中译本为谭立铸所译《古代城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是研究古代城邦政制演变的经典之作。在该书中，作者指出，古代城邦政制的发生、演变及其衰亡，无不对应于一种政治观念的生灭变化，而这种政治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宗教观念。[2](P14)这种宗教观念与死者祭祀有关。古人相信，死者并没有因为死亡而归于虚无，也没有因为肉体与灵魂的分离进入来世；死者依然活在后死者的世界里，不同之处在于，死者活在土壤里，活在其被埋葬的墓穴中。他们的生活与生者无异，同样有着衣食住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则须通过后死者的祭祀来满足。在远古，宗教观念使祭祀成为一种活生生的需要，而非一种僵死空洞的摆设。家庭紧紧团结于家火——死者的表象，通过祭祀延续死者在地下的生命；而后死者终有一天也要归于其祖先，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幸福和永恒的生命。个人通过祭祀、家火、家庭获得永生。在那时，维护家火的宗教规则还没有沦为抽象的、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它所提供的恰恰是对生者现实生活的保护，以及最终对人类生存焦虑的宽慰。

由于某种物质上的需要，各个相对自足的家庭联合起来，组成了最早的城邦。城邦起源于家庭的联合，其组织形式也源于家庭的模式。家庭小心维护着家火，城邦则日夜照看着邦火。[2](P23-24)家庭崇拜自己的祖先，城邦则祭祀建城者或当地英雄。家庭有其家长，城邦则由各家长组成的联合体领导。城邦本质上是家庭的联合，是一个宗教团体。作为人为建构之物，城邦乃模仿家庭组织原则的产物。各个联合起来的家庭组成了城邦，各家长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城邦最早的统治者，正如他们是各自家庭的统治者一样。因此，最早的城邦政制无一例外都是贵族制的；而这些贵族作为宗教贵族，首先是各家庭的当然祭祀者、主持者，其次才是城邦政事的协商者。

正如一切产生的事物终会灭亡，由宗教观念支撑的城邦政制虽然牢固，但时间的浸淫终是所向无敌。受保护人逐渐脱离家庭，平民的地位日益提高。他们先是在军队中取得主导地位，然后又涉足贸易、金融和土地；终于，主持城邦政事的大门不得不为之敞开。财富新贵取得了政治权利，宗教贵族淡出历史舞台。[2](P213-216)政治权力不再奠基于出身，财富原则取而代之。于是，宗教贵族的城邦演变为财富贵族的城邦。

贵族的原始涵义逐渐为人所遗忘，非宗教的富民赋予其新的含义。从那时起，进入政治高层的钥匙在于财富，商议政事的财产资格亦为法律明确规定。政治不再将人划分为宗教的与非宗教的，而是划分为富有的与贫穷的。然而此景不长，曾经推翻宗教贵族的因素同样颠覆着财富贵族，穷人和富人分别打扮成平民和贵族——虽然彼此都已不再理解何谓平民或贵族，他们为政治权力争斗得你死我活。有时富人战胜了穷人，财富政制得以暂时安定；更多的时候穷人杀死或驱逐了富人。这样，新的政制诞生了，那就是民主政制。[2](P229-237, 276-281)

然而，有一简单的真理反复为历史经验所证明：真正拥有政治能力者，在人类中可谓凤毛麟角。穷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但只有当他们团结起来时才有力量；而众人的团结往往又依赖于某种个人魅力。穷人为战胜富人而不得不诉诸于平民领袖。他们培植他，提高他的地位，让他领导自己与富人斗争。终于，穷人成功地压制了富人，但他们得到的往往不是民主政制，而是僭主政制。也许，必须通过再一次的革命，推翻曾经为驱逐富人立下汗马功劳的平民领袖，也即在愤怒的人民推翻僭主政制之后，民主政制才能最终建立起来。

三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有趣的对比：身居城邦政制时代的哲人和追溯数千年前历史遗骸的史家。关于城邦政制演变史，两个人给出了大不相同的答案。下面简单列举两者的差异何在。第一，在柏拉图那里，城邦是由一群处于孤立状态的个人组成的。[1](II,369b-372b)政治统治的需要直接来源于战争，统治者由军事护卫者构成，其统治的正当性在于智慧、勇敢等德性。在库朗热那里，城邦则起源于家庭。[2](P68-72)家长是一家之主，其政治正当性来源于祭祀先祖的权利。第二，柏拉图将最早的城邦和他的最佳城邦等同起来，这样的城邦以完全的正义为其特征，是一个崇尚智慧的共和国。在库朗热那里，早期城邦是宗教团体，而不是哲学王国，古老的宗教信仰决不可能认同危险任性的辩证法。第三，僭主政制在柏拉图的视野中意味着历史的终结。[1](VIII,554c-d, 569b-c)库朗热则认为，僭主政制往往先于民主政制而建立。[2](P292-294)事实上，在财富新贵对抗宗教贵族时，也同样存在着建立僭主政制的可能，也即是说，僭主政制也可以先于寡头政制而存在。

暂且不论城邦政制演变的原因在两人那里是多么的不同，单是在城邦政制的起源和终结的问题上，柏拉图和库朗热就发生了极大的分歧。这使我们不得不作出判断：何者才是对历史真实的叙述？乍一看来，我们似乎更应该相信柏拉图。数千年后的人试图去恢复历史的原貌，难免会隔靴搔痒，而柏拉图正好置身城邦政制的时代，这使他具备时空上的优势。另外，我们在本文一开始就已提到过，一般人极难真正把握自己时代的精神内涵；但是，这里为我们提供解答的不是别人，恰恰是西方思想史上使一切后学沦为注脚的人物——柏拉图。我们似乎没有理由轻易怀疑柏拉图的洞察能力。

然而，我们必须记住如下真理：沉思乃是一切哲人的真正渴望。洞见自身所处时代的精神内涵，较之忠实记载现时此刻的重大事件，会百倍强烈地勾引起伟大哲人的志向与意愿。相对而言，史家必须首先满足于具体事件的真实。然而史家是一群智力平庸的人吗？断然不是的。还原历史表象，之所以也可能刺激起高贵的求知欲，是因为时间已然使历史事实变得模糊不清、面目全非。揭开尘封千年的历史面纱，单单只是对遥远时代重大事件的重建，也意味着巨大的智力投入，廓清历史事实的真相，已经是对智力的巨大挑战。因此，我们才一再地看到，真正伟大的史家都是后死者。其他一些被我们不恰当地称为史家的著述家们，其作品更多是作为还原历史的文字资料，正如其他各种历史资料一样被后人使用。他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史家。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通过回顾《理想国》的文本结构本身，来验证柏拉图在此是否是在进行历史的书写。我们当然记得，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之所以着手建立言词的城邦，主要是为了论证正义的居所，并进而证明正义生活的终极幸福。这个论证的最终目的，本质上是非历史的。幸福是什么？是否可能获得幸福？如果可能，如何获得？对于任一时代的人而言，这些问题无不曾进入其脑海。对幸福的追求是非历史的，它伴随着每一代人的奋斗，与人们一同归于死亡；又因新的生命而再度觉醒。无论身处混沌乱世抑或太平治世，上述问题不会消解，它不会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根本的差别；否则，后人将无法理解前人的追求，人类理想将与太多的历史事实一道湮灭于忘川之中。然而事实是，对具体历史事实的记忆消失了，对人类理想的思考却保留了下来。没有比对幸福的思考保存得更好的精神产品了。这本身就意味着幸福的非历史性。它不属于任何特定时空，也不是对任何具体历史事实的反省，它的保存是全体人类不自觉地共同努力的结果。它的存在植根于人类最深刻的本性。只有这样的事物才可能超越时空，无论是普世的困惑还是普世的真理，其本身都是非历史的。

哲人书写的难处在于，他的思想必须能够容纳所有的历史事实；或者说，他必须有能力从最大范围的历史表象中作出完美的抽象。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一再告诫我们：现象世界是虚幻的，本质世界才有真实。表象无时无处不在变化着，然而本质上却没有新事物产生，所产生的都不过是新的表象而已。抽取表象的本质抑或恢复表象的丰满，这是哲人与史家真正的区别。

那么，为了达到《理想国》论证的最终目的——正义的才可能是幸福的，为什么必须采用抽取本质的方法，亦即哲学的方法呢？我们不是可以通过列举历史上正义之士的幸福生活来支撑这一命题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命题，同样可以被历史事实推翻。我们不要忘了，历史事实正是柏拉图所谓的表象，而变动不居的表象是无法建立起牢固的论证的。换一个角度说，我们所能列举的历史事实，说到底都只是冷冰冰的客观知识。这种卑微的智力奴隶可以为任何意欲服务，其本身没有真理性可言；它虽然是人类理智的产物，但总是处于意欲的监控之下。因此，这种客观知识无法审视、评判意欲，无法真正了解我们自身的内在本性。柏拉图对此洞若观火。所以，《理想国》自始至终都致力于消除历史的表象，其目的正在于将真理交给精神的视力——人的内在经验，作最终的裁判。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如此说来，苏格拉底所建立的最佳城邦也同样是抽象的城邦吗？是的。其实，柏拉图自己也暗示了这一点。无论是在建立最佳城邦时，还是描述城邦演变，柏拉图总是不断提醒我们，作者对城邦政制的描述，严格对应着人性的不同形式。[1](VIII,545c-d)在建立最佳城邦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告诉其他讨论者，虽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个人灵魂中的正义，但是由于正义在城邦中更容易观察到，所以，城邦的建构被引入了讨论。而在叙述城邦堕落的时候，苏格拉底每描述一种类型的城邦政制之后，总要谈到与之对应的个人类型。那么，什么是人性呢？在柏拉图那里，对人性的理解并不表现为一种世俗智慧；也即是说，柏拉图并不具体地描述一个人的气质、性格及其命运，虽然对常人而言那才是有用的。柏拉图对人性的探讨是抽象的。他断然将人性的质料分为理性、激情和欲望。而这三种质料的不同组合形式，将解释千变万化的人性表象。最佳的人性形式对应于最佳的城邦政制，最恶的人性形式对应于最恶的僭主政制。正因为苏格拉底所探讨的人性类型是抽象的，所以他对城邦政制的探讨同样也是抽象的。

至此，再次回头审察库朗热与柏拉图所提出的不同的城邦演变图，我们不应再感到惊讶。第一，柏拉图视城邦的起源为一群孤立个人的联合。历史地看，它缺乏真实性。但在本质上它是真实的。任何社会的起源乃至于其最终目的，都在于满足人类必要的欲望。没有比一群孤立的个人更能显示必要欲望的正当性和组织社会的必要性了。第二，柏拉图在最早城邦、最佳城邦和哲人王城邦之间画上了等号。首先，以古讽今是人类思维的基本倾向。将人类理想建立在过去，比将之建立在将来更能激起人们的向往，耻感是道德教化最有力的武器。将最佳城邦设置在高贵的古代，虽然在历史表象上不一定真实，但在导人向善的意义上却是有益的。正如苏格拉底所言，只有善的才是真的。其次，将最佳城邦解释为哲人王城邦，其根据还是在于对人性的判断。柏拉图认为，理性处于绝对统治地位是人性的最佳形式，这一点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内在经验得到确证。正是从这种对最佳人性形式的确信中生发出了最佳的城邦政制。因此，哲人王城邦之为最佳城邦，是以人类的内在经验为根据的。第三，僭主政制在柏拉图的视野里意味着历史的终结。这似乎与事实相违。但请注意，正如最佳城邦对应于最佳的人性形式，至恶的僭主政制则对应于至恶的人性形式。在这种人性形式中，欲望甚至彻底剪除了作为满足自身要求手段的理性，全然堕落为一种盲目、狂暴的疯癫。这种疯癫在现实中确实不易找到，但正因如此，人性的抽象达到了最大的包容度。僭主政制可能不是在时间意义上最后发生的，但它却对应着最扭曲、最丑陋的人性形式。没有比之更糟的可能了。在这个意义上将僭主政制放在历史的终结处，不也恰如其分吗？

无论是《理想国》文本的整体结构还是论证目标，都要求我们对第八卷一如既往地从哲学角度加以审视。唯有如此，才不至于因为史家的渊博而损坏哲学的价值。那些讪笑柏拉图毫无历史常识的人们，其实一点儿也不懂，柏拉图从一开始就致力于避免停留在历史的表象上。

[1]Plato.Plato:Republic[M].tras. by G.M.A.Grube. rev. by C.D.C.Reeve.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7.

[2]Numa Denis Fustel De Coulanges.The Ancient City: A Study on the Religion, Kaws, and Institutions of Greece and Rome[M].Kitchener:Batoche Books, 2001.

■责任编辑/袁亚军

B502.232

A

1671-7511(2012)04-0042-04

2011-07-20

曹为，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