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丁建新

关于语言与社会的研究，核心的问题是话语语境化问题。这需要一种理论，解释话语作为体现差异与不平等(inequality)场所的复杂性。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人种学(ethnography)的问题:语言与语境以及人类活动紧密相连。考察语言的不平等，需要考察语言以及其他的符号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系统的历史与结构，照顾其多中心性与层级性，走出纯粹语言分析的窠臼，融合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科学、文化批评学的诸多养分。这样的学问，我们称之为“话语批评”— —一门整合的关于话语的社会科学。它强调主体的分裂，社会生活的杂乱，符号行为的意义以及其他后现代语言与文化批评的许多信条。关于这样做的后果，早在三十年前著名社会语言学家Hymes初创语言人种学(ethnography of speaking)时就指出过，“语言学与人类学等许多其他学科应该修改它们传统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这样一来，许多各属其所的事情就会显得在相互的领域中不可或缺”[1](P32)。

一、话语、权势与身份

Blommaert指出，话语批评所指的“话语”泛指意义生成的一般方式，是指一般性的符号行为，是行动中的语言，因此要求我们既关注语言，又关注行动。[2](P2)对于我们来说，话语包括所有有意义的人类符号形式以及与之相连的社会、文化、历史方式，是语境化了的人类行为，而不是作为观赏、摆设的对象。话语是人类斗争、冲突、分歧的主要场所，是“声音”(voice)。①在现代社会中，关于话语的分析就是对语言性不平等 (linguistic in-equality)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解构权势(power)，考察权势对人、对群体、对社会、对话语的影响。在福柯的理论中，权势是个庞大的网络，是各种力量关系的消长。权势与知识/话语结盟，相互推进。权势操控着知识/话语的生产，知识/话语反过来帮助权势扩张社会控制。

身份(identity)是关于“你是谁”的问题。我们将身份看成是一种符号潜势(semiotic potential)。人们通过符号资源的具体配置来构建自己的身份。人们作为不同的主体说话，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与身份。性别、种族、族群、阶级、国家都是传统身份研究的主要话题。②而流散与全球化网络身份则是身份研究的新兴领域。③

关于话语与身份，本人在《作为社会符号的反语言——边缘话语与社会系列研究之一》一文中有过初步的研究。边缘话语分析是话语与具有阶级性的语言身份的重要课题。对于我们来说，语言有如服饰，是社会身份的象征。语言有如牢笼，我们走不出它的束缚。语言有如孤岛，将自己困在其中，将别人拒于千里之外。语言有如武器，是社会斗争的重要工具。

本文研究的是另外一种语言身份:族群语言身份(ethnolinguistic identity)。族群语言身份是一个涵盖语言特征与族群特征的复杂概念。它可能汇集了属于一定语言社区的归属感 (说什么话)与属于一定族群的归属感(是什么人)。而事实上话语批评的基本路径就是:你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这一点不同于以往的社会语言学流派。④他们的基本信条是:你是什么人，就说什么样的话。族群语言身份问题尽管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却是语言研究中一个最为稳定的、最为广泛的话题。[2](P214)而“台湾的语言与政治”正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二、台湾的忧郁:平民话语的兴起

话语是人类存在的方式。在台湾文学话语的发展史上，20世纪70年代曾经出现过著名的“乡土文学”与“乡土论战”。乡土作家使用台湾的土语方言，如赖和、陈虚谷等早期的作品。而杨华、吴浊流等作家则使用知识分子化的白话文。黎湘萍认为，这些话语形式的使用实际上针对的是台湾本土的脱离现实的“现实主义”倾向，表现的是“在野”的台湾平民在逐渐发展成为中产阶级的过程中日益强烈的政治意向。[3](P28－29)

作为“乡土文学”与“乡土论战”的主将，陈映真的小说话语不仅体现为语言上的平民风格，更重要的在于他的“贫困”、“苦难”的母题。从第一篇小说《面摊》到《我的弟弟康雄》到《将军族》到《夜行货车》到《华盛顿大楼系列》，“他是台湾岛上负伤累累的忧郁的心灵;他用富于感染力的艺术的笔墨去感受和描写他那个‘充满了阳光的、鹰扬的时代’尚无踪迹的‘神话时期的颓废末代’的一颗颗忧郁哀伤的心灵;又用理性的笔调来剖析批判这个时代——冷战·民族分裂时代——的诸种病症”[3](P238)。从1895年被割让给日本，台湾开始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1945年至1980年代，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压抑成为台湾的心头之痛。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成为撕裂本省人与外省人的政治梦魇。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后的白色恐怖至今仍不堪回望。1980年代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使人性面临全面异化的威胁。陈映真的小说直接揭开的是台湾人心灵深处的隐隐痛楚与忧郁。“异端的写作”、“鲁迅的灵魂”、“最后的乌托邦主义者”、“在野的统派”、“左翼文人”，这些繁多的名目恐怕都无法揭示陈氏话语的全部:他是独行者，是台湾主流话语的批判者与反抗者。[3]

三、《1895》:台湾客家的悲情话语

“边戍孤军自一枝，九回肠断事可知。男儿应为国家计，岂敢偷生降敌夷。”这是姜绍祖在监狱中面对日本阿部亲王劝降时的慷慨陈词。《1895》，一部台湾客家人的悲情史诗。这部耗资六千万打造的电影在近年来台湾电影士气低迷的境遇中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评。作为全球唯一一部客家语电影，它讲述的是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本土台湾人1895年誓死保卫家园的故事。中日甲午战争，腐败的清政府战败，《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日本亲王率部登陆，自北向南进驻台湾。台湾岛美丽的山峦、森林、夏风与蝉鸣，使亲王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慨:要是有一天美丽的岛上能樱花盛开，那该有多好。事实上，到后来亲王在岛上染病而死，临终前还梦想到樱花盛开。在自北向南的推进中，日军受到了以吴汤兴、徐骧、姜绍祖等为首的苗栗客家“义军”的抵抗。“这是我们祖先辛苦开垦的土地”，这是客家人抵抗外敌的唯一理由。当乡亲们战死，粮食匮乏，政府援军迟迟未到，有人要退缩的时候，吴汤兴怒斥道:“行啊，那你就去当日本人，讲日本话，叫日本名字好了!这样对得起我们死去的兄弟吗?”他们为家国、语言、名字而战。“保家未成，愿做英魂。”连客家仆人阿英都不想改名字，“不想忘掉自己是谁”。这是关于身份、话语重要性的最好诠释。在这一电影中，关于台湾本土意识还有更为直白的表述:义军誓死抵抗，而他们苦苦等待的援军却迟迟未到。台湾巡抚唐景菘早就“内渡”了，“起义军统领唐景菘、丘逢甲是大陆人，不是台湾本土人，所以抛弃台湾去厦门了”。通过吴汤兴的抱怨，我们感受到台湾的本土意识、族群意识在电影中得到悲情的渲染。而事实上，在这次历史上称之为“乙未之战”中，义军牺牲就有一万两千多人。“桑梓之地，义与存亡。”而这样的主题，却是通过一对客家乡亲的凄婉的爱情作为线索的。吴汤兴本是苗栗地方的一介秀才，娶的是美丽动人的客家女子贤妹。而贤妹曾经被土匪 (山地原著民)掳去。后来土匪爱上了她，放她一条生路。出来以后遭到村里人的风言风语，因为进过土匪窝里的人，“永远无法撇清她的清白”。在家人反对的情况下，吴汤兴执意娶了贤妹:“我要娶的是你，不是街头巷尾的传说。”日军入侵，贤妹支持丈夫抵御“倭寇”。更重要的是，曾经将贤妹掳去的土匪也加入了吴汤兴的部队，认吴汤兴为“头家”。在抵御外侮的大义上，两个台湾人前嫌尽弃，直至最后为爱与家园双双牺牲。而贤妹一直守望丈夫归来未果，寻夫未成而自尽。这一凄美的爱情故事、贤妹的美丽与温婉、客家乡亲的团结与原始的客家风俗都增添了电影的悲情。而电影结尾美丽的《义民冢》更是台湾“沿山线而居”的客家精神的最好注释。

四、《海角七号》:纠结的本土与他者情结

2008年的台湾电影中一个更为美丽、凄楚的故事是《海角七号》。恒春，台湾南部的一个原生态小镇。这一年，小镇的夏都酒店需要举办一个日本歌手的大型演唱会。镇上的民意代表出于选举的考量，希望暖场演出由当地的音乐爱好者来承担。这样，一个破铜烂铁的草台乐队被临时组成:主唱由阿嘉担任，他曾经在台北做过音乐梦，在现代都市没办法生存，只好回到家乡做代办邮差。贝斯手缺人，老邮差茂伯跃跃欲试，却从来没有摸过贝斯，只会弹月琴。这样一来，只好临时请米酒商马拉桑来担任，而茂伯任摇铃手。钢琴手是还在念中学的大大，她做过教堂唱诗班的钢琴伴奏。乐队其他成员还有交通警察劳马父子、车行当黑手的水娃。一些毫不相干的人，两首阿嘉自己作词作曲的歌，整个乐团一开始就分崩离析。这一切让日本来的公关友子伤透了脑筋。在一次当地的婚宴上，大家酒后吐真言，独在异乡的友子与失意的阿嘉惺惺相惜，萌生了爱慕之心。两人决定好好地准备演唱会。一个偶然的机会，友子在阿嘉的房间里发现了来自日本的邮包，里面是七封感人至深的情书。61年前，一位在台湾教书的日本老师爱上一个美丽、调皮的贪玩学生。一个来自于飘雪的北方，一个在南方艳阳中长大。1945年，作为战败国的子民，日本老师不得不离开台湾。在归国的海上，写下了七封信，直到去世后才由他的女儿发出。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友子，太阳已经完全没入了海面。我真的已经完全看不见台湾岛了。你还站在那里等我吗?

友子，请原谅我这个懦弱的男人，从来不敢承认我们两人的相爱。……我是战败国的子民，贵族的骄傲瞬间堕落为犯人的枷。我只是个穷教师，为何要背负一个民族的罪?时代的宿命是时代的罪过，我只是个穷教师。我爱你，却必须放弃你。

……

友子，我已经平安着陆。七天的航行，我终于踩上我战后残破的土地，可是我却开始思念海洋。这海洋为何总是站在希望和灭绝的两个极端?这是我的最后一封信，待会我就会把信寄出去。这容不下爱情的海洋，至少还容得下相思吧?友子，我的相思你一定要收到，这样你才会原谅我一点点。我想我会把你放在我心里一辈子，就算娶妻、生子，在人生重要的转折点上一定会浮现你的身影。……

我会假装你忘了我，假装你将你我的过往，像候鸟一般从记忆中迁徙。假装你已走过寒冬迎接春天。我会假装，一直到自以为一切都是真的!然后，祝你一生永远幸福!

这是第一封信。整个电影的叙事是由这七封情书作为线索连接。这位“不明白我到底是归乡，还是离乡”的日本教师对台湾、对这位台湾女子充满着无限的眷恋与自责。而这样的眷恋与自责实际上代表的是日本在台湾51年统治而产生的恩恩怨怨。这有的时候在七封情书中甚至上升到现代物理学关于距离的理论的高度:

再说一件不怕你挑战的理论，你知道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星光，是自几亿光年远的星球上所发射过来的吗?哇，几亿光年发射出来的光，我们现在才看到。几亿光年前的台湾岛和日本岛又是什么样子呢?山还是山，海还是海，却不见了人。我想再多看几眼星空，在这什么都善变的人世间里，我想看一下永恒。

台湾恒春郡海角七号番地。一个被忘却的台湾地址，一段被淡忘的历史记忆，两个无法彼此相守的灵魂。在海风的哭声中，一切都变得苍老。一个岛，就是一条船，思念缥缈。闽南话、月琴、代表会主席、先住民小米酒、琉璃珠，这些都是台湾本土意识的强烈符号。一切都快速发展，同时一切都难免失落与惆怅。在传统与现代的进程中，人们失落、焦虑、抗争、疲于奔命。《海角七号》，2008年一个让台湾看得停止呼吸的电影，纠结着一部分台湾人挥之不去的本土与他者情结。

五、台湾的语言政策与政治

台湾使用的语言主要有:国语、闽南话、客家话、先住民语言及外语。其中，国语的使用范围最广。清朝收复台湾后，将北京官话和汉字提升为官方和教育用语，岛内原有的闽南话、客家话及先住民语成为下位语言。“二战”后，台湾独尊国语，限制其他语言的使用。自20世纪90年代，岛内出现了“还我母语”的呼声，台湾一再调整其语言政策，逐渐向着取消国语主导地位的方向发展。

近年来，台湾对语言政策的调整赋予各种语言以平等的地位。编制“通用拼音”、推行“乡土语言教育”、制定“语言发展法”、废止“国语推行办法”和“国语推行委员会”、削减国文教学时数和文言文比重、争夺海外汉语教学市场、提倡双语教学、实施客家语言认证考试，增加乡土语言课的课时、完善台湾地区各方言、创制新的标音工具等。这些迹象都回应了边缘话语在台湾社会的兴起。

今天台湾所谓的“台湾话”，实际上是闽南话泉州腔和漳州腔的混合产物，是明清以来移居台湾的闽南人带过去的。与其他汉语方言一样，这种漳泉混合的闽南话也同样来源于中原古代汉语。台湾岛内还有客家话、普遍通行的“国语”以及含有各种部落方言的先住民语言。这些年来，台湾人持着一种十分独特的语言生活态度:他们一方面说着一口流利的国语走南闯北，另一方面却又声称推行“国语”是不人道地摧残地方文化;他们千方百计地推崇方言母语并想把它凌驾在国语之上，可实际上却又因难以奏效而无可奈何;进而形成了文牍与白读并存、方言与国语兼用这一台湾地区语言生活的特征。这一特点是在台湾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它反映着台湾人注重保存文化本根的价值观和注重传统的历史观，也反映着人们在众多殊异方言的环境中希望用共通语来求得五湖四海广泛交流的注重实用的语言观。这样的传统既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又切合了实际的需要。

正是在这种语言多样的格局下，台湾决定从1990年度起实施乡土语言教学，即在中小学教授学习台湾当地的方言土语，如闽南话、客家话和高山土著民族语等，并鼓励提倡社会成员在家庭生活中使用方言土语，此举是具有特定的教育思想和政治目的的——培养乡土意识。可见，乡土语言教学并不是为了口头和书面沟通，也不是为了提供学习百科知识需要的有实际意义的母语教育，而是对于乡土情结的一种人文关怀。

语言与文化身份认同一直是语言学的重要研究课题，并经历了从拉波夫(Labov，1966)等人的“结构观”到甘柏兹(Gumperz，1982)等人倡导的“构建观”的逐步转变过程。在结构观中，语言与语言使用者的文化身份、地位、族群认同、种族、地域性质等方面关系及性质得到考察与阐释;而构建理论则视语言与文化身份、社会地位为一个动态的互动过程，自我身份和个人社会族群身份因语言而获得定义，且语言也因语言使用者的身份追求和认同需求而被选择。“结构观”与“构建观”从动静结合的角度剖析了语言与文化身份的复杂关系。此外，语言和文化认同的互存关系在后现代的话语与权力理论解构下更突显其社会矛盾、政治文化的“战争”性质，披露文化认同背后的身份危机、利益冲突、语言多元、“语言扩张”、“语言国家主义”等一系列问题。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了语言的思维塑造能力(Sapir－Whorf，2007)，而语言学家韩礼德 (Halliday，1978)指出，“语言是一种社会符号”，承载着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蕴。语言的塑造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特征呼吁对语言使用进行反思性理解，对其构建本质进行批评性解读，考察语言背后的身份及文化认同特征，发掘语言的政治文化冲突本质，评价语言政策的利弊。台湾是一个具有多种语言并存的地区，国语与客家话、闽南话、先住民语等众多方言共存，不同的方言标志着社区、族群的自我身份和成员身份，同时语言的选择和政策背后的认同危机、利益冲突、语言扩张等方面更需要我们的进一步研究。

六、结语

话语批评是以社会为导向的一门整合性社会科学，是现代与后现代批评的范式之一。它以社会关切为己任。话语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话语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说什么样的话，就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与文化身份。我们之所以关注边缘话语，终极的目标在于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本文所研究的台湾边缘话语(文学上的“左派”话语、客家话语、本土话语)，背后是它们所代表的弱势群体。我们试图打通从话语分析到文化批评的研究路径，这是话语批评的基本理念。

注释:

①参见 Voloshinov，V．N．1973．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Bakhtin，M．M．1981．The Dialogue Imagination．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Bakhtin， M．M．1986．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② 参 见 Butler， J．1990．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New York:Routledge．Wodak， R．1997．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Study of Doctor－ patient Interaction．In Gunnarsson，B．L．，Linell， P．，and Nordberg， B．(eds．)．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Discourse．173 － 200．London:Longman．Cameron， D．1992．Feminism and Linguistic Theory．London:Macmillan．Willis， P．1981．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③参见 Roosens，E．1989．Creating Ethnicity: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Newbury Park:Sage．Castells， M．1997．The Power of Identity．London:Blackwell．

④参见 Labov，W．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Washington DC:Centre for Applied Linguistics．1966．Hymes， D．1971．Sociolinguistics and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In Ardener，E．(ed．)Social Anthropology and Language．47 － 93．London:Tavitock．Gumperz， J．1982．Discourse Strateg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Hymes，D．Ways of Speaking．In Bauman，R．Sherzer，J．Explorations in the Ethnography of Speak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2]Blommaert， J．Discourse:A 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3]黎湘萍，台湾的忧郁[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