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校勘与诗文校勘之异同

刘 敏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戏曲校勘与诗文校勘之异同

刘 敏

(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41)

戏曲校勘与诗文校勘有许多相似之处，都需要选择善本作为底本，使用规范的校勘术语等。但因戏曲的舞台演出特点，戏曲校勘也有许多独特之处，不必像诗文校勘那样有异必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不校空间，同时戏曲校勘的成果运用也是多样的。

校勘；戏曲；诗文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古代的典籍更是浩如烟海，而这些典籍作品在数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在古代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的版本，诸如古本、旧本、刊本、别本、抄本等等。这些不同的本子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异同现象，怎样避免后人在解读这些文本时不产生错误，或者说把这种错误降到最低限度呢？这就需要校勘。它的任务就是通过不同版本的比勘、校对，尽量恢复原作的面貌，使后人不至于误读。校勘古已有之。《国语·鲁语》：“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史，以《那》为首”。[1]相传孔子校订《六经》，其弟子子夏也曾作过校勘。西汉刘向在《七略·别录》曰：“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2]而校勘因其所校的内容之不同，其特点与方法也不尽相同，最明显的是戏曲校勘与诗文校勘，笔者在此拟谈谈二者的异同之处。

一

无论是戏曲校勘还是诗文校勘，都要讲求版本的质量，选择善本作为底本，对于校勘的作用更大。何谓善本？清代的张之洞在是这样下定义的：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精校，二精注)；三旧本(旧刻，二旧抄)。[3]一部古本或善本，可能比十部普通的版本还要有价值，所以能否搜求到好的版本，关系到校勘工作的成与败。正如陈垣先生所说：“对校贵有佳本”。今人陈奇猷在校《韩非子》时就收集了十二种不同的本子进行互校，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版本往往有许多，并且有一些版本之间差别不是太大，不可能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一一对校，这就要重视分析版本的源流系统，依据版本系统考察版本之间的渊源递嬗关系，然后择其善者而用之，这样就会给校勘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陈奇猷虽然校书很有功力，但难免有时也失之粗率。《韩非子·内储说》下：“韩昭之时，黍种尝贵甚”。陈校曰：“尝”，吴鼒本作“常”。[4]查吴本并没有误作“常”。实际上陈氏所据之吴本是浙江书局的翻刻本，和真正的吴本有一定的距离。

还有，不管是戏曲校勘还是诗文校勘，都要严格使用专业术语，要规范校勘学，就要建立起一整套的校勘术语，对一些概念术语，要有严格的界定，不能随便使用。这样才能使人一看校勘，就对各种勘误一目了然。南宋方崧卿在《韩集举正叙录》中就有《校例》四则，对于误字、衍字、脱字和殽次的字都有专门的术语。今人张舜徽也将注记形式归纳为十条，对于校勘时出现不同的情况，都有规范的术语。如其一，凡文字有不同者，可注云：“某，一本作某”。其三，凡脱二字以上者，可注云：“某本某下有某某几字”。其八，字倒而可通者，可注云：“某本某某二字互乙”[5]等等。

在关于字的处理时，戏曲校勘和诗文校勘都有两种方式：一、如果校注的是古典文学的普及读物，在处理古字、俗字、异体字时往往把它们改成当时通行的文字，一般不出校勘记，只将校勘的成果以定本的方式写出来即可。二、如果是纯粹为了提高文献学术价值，恢复古籍的原貌，一般主张不要随便误改原文，要尊重底本。有确凿证据的直改，并要说明改的理由，或不改，以存古貌，在校记中说明。没有把握的用“恐非”“恐误”“疑误”“当误”“盖阙误”等字样，不能随便用绝对的语气，贻笑于大方之家。如不能判定正误，则要保留各家的观点，以待后世之博雅君子就正。但有时也要指出自己的倾向。孔子在整理群书时就遵循此原则，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典范。

至于两者校勘的方法，一般都不出陈垣先生在《校勘学释例》所总结的“校法四例”，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对校法是最简便、最稳妥的校法，用不同的本子互校异同，不校是非。本校法即以本书的前后互证，找出其中的谬误，但要注意非出自一人之手的古籍和史源不同的古籍，不可用此法。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古人、今人之书中载此内容者皆详细考察，以证明讹误。理校法是在材料缺乏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学识来判断，所以此法一定要慎用，正如陈垣先生所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而这四种方法在实际的应用中是相辅相成综合运用的，不可机械套用，重在目的，纠谬匡误，还古籍以本来面目。

二

从时间发展来看，戏曲校勘晚出于诗文校勘，而且诗文大都有作者的定本，虽然诗文也有不同时期手稿本与定本之类的差别，但作者订定之后，文字本身即已固定，不会再变。而且即使有变化，也不过是传抄、刊刻过程中的一些字形相近的错讹，对解读文本整体来说影响不会太大。且诗文校勘在长期的实践中，早已借助于经史的校勘，建立起自己的一整套系统有效的校勘方法，为人们所共循。叶德辉先生所总结的“死校法”“活校法”，陈垣先生“校法四例”，虽也适用于戏曲校勘，但主要是针对诗文校勘而言的。戏曲作为一种通俗文学，在封建社会是不入文艺之林的小调，虽然在民间广泛流传，但一直不受士大夫重视，并为一些道学家所不齿，难以得到社会的尊重。早期的戏曲更谈不上有文人士大夫的主动参与，即便偶有为之，也往往是作为自娱的一种方式，无意于传之久远，且往往以托名的形式出现。所以其文字大多雅率粗糙而有欠雅驯，其文本的整理与刊行更难以与诗文同日而语。现存早期之戏曲刊本，原属书坊射利，意在畅销，面向的是普通市民，大抵以粗糙的雕版，戋戋的篇幅，草率的印刷，低廉的价格，出现在市场上，成为广大市民阶层的流行读物。当然这些作品大都校刻不精，多俗字、简省字，错讹迭出，甚至宾白不全，这就会给戏曲校勘带来很大的困难。

此外，戏曲作为一种舞台的艺术，它借助演员的表演而与观众相沟通，它会因演员的理解与传授的不同，在演出中不断经受着改动，所以曲无定本，戏曲的文本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戏班与剧种的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的不同，演出对象的不同，同一作品演员的面貌不一，传世的文本也不同。这些都决定了戏曲校勘也同样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不能死校原文。不象诗文校勘那样，自始至终做到各本对照，有凭有据地改正字谬错误，不能妄改，不能妄校。有的戏文经过校家删改后，原本粗糙不堪之处，反而被改得极具文学色彩。所以戏曲自身的特点，决定了戏曲校勘保留有巨大的不校空间，具有灵活性，大致来说，有以下几种。

1.尊重底本，字义可通之处，一些细微的差别，可能是演员在演出时的灵活变动，一般均不按参校本进行随便的改动。如杂剧《梅香》第一折[幺篇]中有：“搬调的在后园中夤夜闲行”。[6]一本为“后园”，而有的本子是“后花园”，像这样二者意义皆通，不至于造成误解的，不必逐字的细校。而诗文则因其语言的凝练，结构紧凑，往往一字不同，差别就很大，闹成极大的笑话。最有名的例子即是《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7]

2.戏曲因地域不同，再加上创作者的文化素养一般不如诗文作者的修养高，所以使用了大量的方言、俗语、谚语、俚语等，而在演出时，又因演出的时代、地区的不同，接受群体的不同，各文本必定略有出入，这样就不必一一校出。如金元时人称身体就有身起、身奇、身已、身己、身肌五种写法。关于人称复数，现在人习惯加“们”，而在元曲中习惯用“每”，关于配偶的称谓，今人称“夫妻”，元人称“妻夫”等。诗文作者一般使用规范的语言，类似于现在的书面语言，即使偶用方言、俗语，使用的范围也都很广，接近书面语。

3.戏曲有一套自己用字的习惯，诸如古今字、通假字等，一些假借字，或同音假借，或双声假借，或叠韵假借，或谐声假借。了解了这些，往往根据字音通假，循声得义，因义求字，许多不可解之曲词就可得解，而无须一一对校。如在元曲中常借“元”为“原”，借“文”为“教”，借“箱”为“厢”等。《梅香》第一折[幺篇]中有：“却元来群花弄影，他将我来唬一惊”中“元”为“原”的通假字。

4.戏曲因实际演出的需要，口语化色彩较浓，虚词、叹词运用较多，演员在演出时往往根据当时感情表达的需要选择适合自己表达的语词，而刻工、抄工在刊刻时又往往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为适合感情的抒发而决定取舍，这样就造成不同版本之间这类词出入较大。而只要不影响文义，就无须再校。如杂剧《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第二折一本为“洗我心间之闷者”，[8]一本为“洗我心间之闷咱”，二者只是方言习惯的不同，无须再校。

5.戏曲古籍的字体比较复杂，像曲文、宾白和衬字一般都用大小字以示区别，这样便于读者阅读。而在刊印抄校中，有些曲文衬字都难以区别，大小字体也往往容易混淆，这就要求校勘时要弄清楚曲文宾白和衬字，才能入手。当然由于科白没有固定的格式，导致不同的版本略有出入，只要不影响剧情，也无须再校。如《梅香》第一折有本“做撇香囊下科”，有本为“撇香囊下科”，二者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不校。

因之，戏曲校勘和诗文校勘同属于古籍校勘，二者有许多相同之处，但由于戏曲本身的特点，戏曲校勘还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不能以诗文校勘的规范去衡量戏曲校勘，更不能以诗文校勘的方式律之，否则校出的戏曲也没有太高的价值。另外，戏曲校勘还可以根据不同时期不同传本的处理，来反观各个不同时期人们的社会理想，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变迁，找出其间的不同，反思造成此种不同的缘由，可为戏曲校勘研究开拓新路。

[1]来可泓.国语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2]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目录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

[3]戴南海.版本学概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4]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校勘编[M].济南:齐鲁书社，1998.

[6]隋树森.元曲选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M].北京：学林出版社，1984.

[8]孤本元明杂剧[M].北京：中国戏曲出版社，1958.

ClassNo.:I206.2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DifferencesandSimilaritiesintheCollationBetweenDramaandThatofPoemorProse

Liu Min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41，China)

There ar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collation between drama and that of poem or prose, which needs a reliable texts as original texts and using normative collation terms and so forth. But due to the drama’s performance features, the collation of drama owns its characteristic. Unlike being collated in poem or prose, it is of great flexibility and more possibilities for not being collated and its results can be applied to different areas.

collation；drama；poem or prose

刘敏，硕士，讲师，阜阳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09SQRS123)；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F07-08D49)。

1672-6758(2013)05-0101-2

I206.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