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篇章思维生成的宏观机制与语义分解

龚华玲

(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外语系，河南信阳 464000)

篇章语言学是20世纪60年代发展起来的一门语言学研究分支，它将篇章作为大于句子的结构单位，结合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篇章的意义结构和形式组织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研究。尤其是到了20世纪末期，西方语言研究出现了各种价值思潮，各种运动对固有的语言体系造成了冲击。诚如伊格尔顿所言，“后结构主义无法与现行国家机器相抗衡，也无法构想出新的技术理念，但在实践中，后结构主义者开始发现颠覆语言结构还是可能的。”［1］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解构主义理念开始抬头，结构主义开始向解构主义演变，小句和篇章开始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

一 篇章组合:从词体到小句的自由组构

从文本整体上来看，完整篇章中的非现实标记以语义和谐为目标，具有相同语义特征的标记词语以组合形式出现。共同承载篇章的非现实性，以满足局部或整体语义一致的要求。因为，传统形式主义语言突出了语言的主导地位，在文学作品中，运用意念、句法等开展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语言交际的陌生性。但语言生态的发展必须在合适的环境中生存、开花与结果。离开了语言的交际现实，将语言的研究纳入篇章的麾下，其生态与功能发生了深刻的变迁。从语言交际上来看，语言的交流是应用性的，不具有保存价值。其次，语言的交流具有随意性，不能进入学理式的规范研究。后结构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研究者们把语言的整体篇章进行了一个整体的结构性归纳。

篇章语言学是以连贯和衔接为重要研究内容的文论研究方法，篇章衔接是语义上的相互联系，同时也是一个语义概念。在一个完整的篇章结构中，章节与章节之间的语境都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如果章节的篇章之间互相起牵制作用，在语义上来看，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这两部分章节之间就存在相互的衔接关系。索绪尔和施特劳斯利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语言的发展与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他们认为，在从事的领域中，为了使其理论更可靠，不能过分强调语言的稳定性和不变性。要避免进入到形而上学的封闭僵化体制当中，更要大力宣扬取消篇章组合的延迟性。同时也不能将语言当成“带镣铐的舞蹈”，要使研究者们放开思维，大胆试错，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创新语言研究的理论。所以至今为止，关于语言解构主义的研究也没有一个合适的定论。德里达曾经说过，解构主义难以限定，也容易误陷形而上学的实践误区。所以，在日常的语言交流乃至语言研究工程中，一定要有严谨的态度，思维上不能僵化，方法上要灵活多变。

二 文本思维:从词体到文本巧妙勾勒

从逻辑上来看，词体是不具有美感，且词体表达的意思不具有丰富性，词体的来源也比较单一。总之，对于词体而言，我们也很难找到溢美之词对其进行表彰。篇章则不同，一个完整的篇章，不仅语言优美，而且词语组成的各类篇章可以表达不同类型的内容。这种“信、达、雅”的篇章结构不仅令读者眼前一亮，也会给不同读者带来各式各样的想象空间。总之，语言的魅力大都来源于此，但是语言的感染力也为篇章提供了不同观测视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索绪尔用毕生的精力来完成的作品，提出的理念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语言研究者能够缅怀其功绩的也许只有其结构主义分析方法。但索绪尔的语言结构主义也并不是没有缺憾，在后人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发现索绪尔走向的是一个极左的偏激道路，因为索绪尔为了使语言篇章具有美感，逐渐地忽略对单个词汇的重视。

随着研究的深入，理论界对篇章的看法也在不断更新:篇章并非仅仅是超句子的单位，而是由符合语法的、有次序的小句组成的一个话语串。例如Katz和Fodor(1963)认为，从篇章的视角来看，研究者们对句子的长度并没有加以区分和限制，因此可以把篇章看作一个超长的句子，这个超长的句子是通过节点而不是连接词组成的。理论研究者认为，篇章教学中的极左和极右态度都是不可取的，要采取一个审时度势的态度，在分析具体语境时，与形式论调的方法论做比较，结构主义者更关注语言环境发生的背后主旨。索绪尔同时也指出，语言和声音本身仅仅作为一种符号来表达不同的意思，但语言毕竟不是篇章，语言强调仅仅是“符号学”。［6］解构主义的价值理念脱胎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是结构主义的升华。传统哲学的一切客观行为都是建立在“体外观察者”的前提之下，也就是假定有一个理论预设，该理论预设设置了多样化的条件。随着外部世界的变化，理论实践家们开始了超时空的感受，这种认知事物的方式，开始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多个层面渗透。当然，最著名的领头人物依然算是索绪尔的结构生成模式，他对语言的研究的开始进入到学界的研究领域。随后的几十年之后，一代又一代的文坛巨匠开始了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创作了多部作品，作品涉及的范围也变化万千。

三 思维生成:从微观到宏观的整体考察

可以说，在具体语境下对小句和词义的生成进行考察，需要一定的语义生成理念为指导。但在篇章的结构下，结构主义价值理念已经不能满足语言研究的现实创新性。因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复杂的构建组成，这些构建勾连在一起才算是一个整体。因此，在进行文学创造时，要规避“管中窥豹”抑或“盲人摸象”的片面性。当然，解构主义的研究视角并不是不顾作品的个体情况，而是把对单个词语的关注转向到对整个作品的宏观视野。诚如霍克斯所言:“在不同语境下，过多的关注语言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对语言的研究更多的是将语言放在一定的文学环境中进行考察”。这点与索绪尔认为的“语言是各项要素裙带的组合，各个要素排列组合重新组构成新的篇章与意念”具有异曲同工之妙。［3］因此，索绪尔认为言语是第一性的，对言语研究和开发则是第二性的。语言作为一种抽象的历史记忆，经过多少代的传承，最后凝练成文字，开始像火种一样使人与人之间的口头交流更加便利，语言优于言语也正是这个涵义。因为，言语是个别性的，是人类对抗大自然的创造，语言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具有默契性，有一整套合理的语言规则来规制语言交流的错误信息。可见，这种时刻“校正”的理论，正是大自然的造化，结构主义者的极限目的是永恒且合理的，它有一个基本思想，即:语言是一种自然、内化的实用体系。［4］

结构主义的核心表现是强调结构的整体性，但不同的学者对此却给予了批判，他认为语言结构的整体性表现有三个特征，即:“整体性、转换生成性和可控性”。而解构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排斥“系统化”的语言篇章结构，它更多的是在语言整体性保持的同时，要增加语言研究美感。因此，为了系统的美感，要适时地打碎固有的篇章模式。首先要对整个篇章的语言结构进行“分延”，逐渐削弱语言中心主义，旧有的词语和断句的本来意义也逐渐剥离，语言也就简单地归因于一个简单的交流符号，语言符号的多变性和复杂性也趋于简化，且又不断地在各个领域分解和重生。由此可见，一个篇章的结构被瓦解，整体被打碎，就如同一个结实的“魔方”一样，由整化零，由零为整，一切语言符号在虚恍幻诞中踯躅前行。可以说，语言符号的种子，就如同“散播”在大地的一粒种子，如果隔离开来它就如同局部的一个幼苗，当然这颗幼苗也不会得到人类的眷顾。诚然，从解构主义来说，这粒种子如果折枝成林，就会得到外界力量的帮助，也就是所谓的天人合一的万象更新景象。［5］因此，对待语言学要像看待一片森林一样，我们不仅要把握语言的局部词语构成，也要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解读语言篇章的生成、发展乃至结构路径，而不能隔离、孤立地看待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各种技术难题。

语言仅仅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要看到语言的工具性和实用性，让学生把习得的语言自然地内化成为其语言体系的一部分，这样才能持久而稳固。但现代的社会科学家们仍然对结构主义充满了疑虑。毕竟19世纪的哲学家还是以实证主义方式占据主流。尼采重新估量了解构主义价值理念在现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应用的现代价值，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传统哲学理念造成了致命的冲击。一直到20世纪，形而上学作为一个伪理论从现代科学中逐渐消失殆尽。

［1］马庆林.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渊源［J］.外语教学，2003(4).

［2］TerryEagleton.Criticism and Ideology:A Study in Marxist Literary Theory［M］.London:New Left Books，1976:26.

［3］张详龙.海德格尔传［M］.商务印书馆，2007:246.

［4］Johnson － Laird，P.＆ Byrne，R.2000.Mental Models Website.

［5］［瑞］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6:33.

［6］熊兵.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回顾与反思［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8).

［7］Johnson－Lair，P.1980.Mental models in cognitive science，Cognitive Science，(4)71 －115.

［8］Craik，K.1943.The Nature of Explanation.Cambridge:CUP.

［9］Johnson － Laird，P.1983.Mental Model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