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芥川龙之介《南京的基督》中的“童话”与“事实”

傅玉娟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在文学史上，日本近代指的是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1945年日本战败的将近70年的历史，包括明治(1868－1912)、大正(1912－1926)、昭和前期(1926－1945)三个时期。从整体上来说，明治时期的日本主要致力于一边倒地积极汲取西方文明，以提高国家实力，避免像亚洲邻国一样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命运，而昭和前期的日本则陷入了一种集体的疯狂，打着“大东亚共荣圈”的旗号，对亚洲邻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侵略、屠杀和掠夺。在这两个时期中间的大正时期，虽然仅存在了短短的15年，但一方面此时它已经逐渐脱离了明治时期那种对西方文明的无条件的膜拜，知识分子开始拥有了对西方文明进行反思的能力，另一方面，此时的日本还未陷入到昭和时期的那种集体疯狂之中，知识分子也还没有主动或被迫沦为日本侵略邻国的工具，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日本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拥有着日本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独立性和反思能力，日本文学也在这一时期绽放出了独立思索的思想之花。本文所要关注的作家芥川龙之介便是一位活跃在日本大正时期的代表性作家。

芥川龙之介(1892－1927)出生于明治末年的东京，殁于昭和初年，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承上启下式的人物。又因其一生主要活跃于大正时期，他的作品中所反映的思想也是对整个大正时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普遍问题的思索，因此，芥川被公认为是大正时期的代表性作家。他的作品以辛辣的讽刺、完美的结构和其中闪烁的理智的光辉而著称，因此被称为知性作家、新理性派作家。但是芥川本人对于理性却有着自己深刻的认识，在他晚年创作的《侏儒警语》中，他毫不犹豫地对作为近代文明基础的理性的权威性进行了嘲讽和否定:“假若始终贯穿以理性，那么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存在诉诸满腔的诅咒。”［1］“一言以蔽之，理性告诉我们的是理性的无力。”［1］

被大众称为新理性派作家的芥川龙之介为什么会在晚年发出对理性的否定之音?在芥川的小说中，作者对理性主义的反思又是如何被表现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以芥川龙之介创作于1920年7月的小说《南京的基督》为例，对芥川与近代理性的关系做一探寻。

一、《南京的基督》与理性主义

《南京的基督》以和小说的创作时间大致同时代的中国南京为故事发生地，讲述了南京秦淮河畔的私娼(私窝子)宋金花的故事。宋金花从小在母亲的教导下信奉天主教，但因为家贫，为了养活父亲和自己，不得不做了私娼。虽然做了私娼，但是金花认为基督定会体谅自己的处境，自己最终肯定能进天国。然而金花不幸染上了梅毒(杨梅疮)，面对同行姐妹所说的只要把病传回给客人，自己就能痊愈的方法，金花没有听从，而是从此坚决地拒绝了与客人同床。不再接客的金花生活日渐贫困，但是她依然坚持自己的做法，直到秋天的一个晚上，一个看不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的外国人来到了金花的房间。在和外国人接触的过程中，金花猛然间发现，这个外国人的长相和基督的一模一样。于是在“熊熊燃烧着的恋爱的激情”［2］，“初次体验到的恋爱的激情”［2］中，金花和这个外国人度过了一夜。

当第二天早上醒来时，金花发现和自己度过一夜的外国人已经不见踪影，而自己身上的梅毒却在一夜间痊愈了。于是金花坚信这是基督降临人世拯救了自己，并把这件事告诉了第二次来到自己房间的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日本旅行家在听了金花的讲述之后，心中暗想着金花所认为的基督其实是自己所认识的一个叫做George Murry的日美混血的无赖汉，他与金花共度一夜之后，趁着金花熟睡，不付度夜资就悄悄溜走了，并且这个无赖汉被传染上了梅毒，最终发了疯。年轻的日本旅行家犹豫要不要告诉金花这个“事实”，但最终他只是故作热心地追问金花在那之后梅毒有没有复发，“一次都没有。”［2］——小说在金花毫不犹豫的回答和熠熠生辉的神情中落下了帷幕。

1916年，芥川发表了《山药粥》等作品，受到好评，逐渐奠定了作为新进作家的地位。于是，1919年，他辞去了海军机关学校英语教师的职务，正式成为一名专职作家。从历史传说中取材，以近代人的理性思维对其进行重新创作是芥川在初期创作中最常用的手法，其赖以成名的《罗生门》《山药粥》《蜘蛛之丝》等皆是采用这种手法。这一手法获得了成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使其一跃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但是，同时，芥川也在这一过程中，感受到了这一创作手法的局限性，发现理性并不足以解释一切。芥川在《艺术及其他》中回顾这段时期时说道:

艺术家一旦退步，往往伴随着自动作用。意指作家老是写同样的作品。自动作用一旦开始，则必须认为:这便是作家的濒死状态。我自己在写《龙》的时候，显然已经濒临死亡。［1］

《龙》正是创作于《南京的基督》的前一年，即1919年。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芥川在创作上进行了各种尝试，并开始对原先帮助自己飞向艺术天空的“人造翅膀”［3］——理性主义投去了怀疑的目光。因此，在这一年，他还创作了《圣·克里斯朵夫传》《于连·吉助》等作品，塑造了后来被称为“神圣的愚人”的经典形象，这些作品中主人公无一例外地不是通过理性，而是通过信仰获得了最终的救赎。作为“神圣的愚人”的变形，芥川在1920年年初，发表了小说《舞会》，在其中创造了明子这一形象。在《舞会》中主人公明子坚信存在于自己少女时代记忆中的温柔的法国军官于连·维奥并不是那个带着讽刺的目光观察日本的法国作家皮埃尔·洛蒂。而在《舞会》发表半年之后创作的《南京的基督》中，宋金花无疑又是另一个“明子”。基于理性的认识在“明子”“宋金花”面前显得毫无说服力，“理性的无力”成为“神圣的愚人”“明子”“宋金花”等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创作上共同的主题。

《南京的基督》在发表之初并没有得到好评。南部修太郎在《读最近的创作》中对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精湛的写作技巧表示了佩服，但是同时又认为“但也仅是如此而已”［4］，将《南京的基督》看作仅仅是芥川的高超的写作技巧的一次展示。不仅如此，另一位同时代的评论家安倍能成也认为芥川的这篇作品“既不具有强烈的真实性。而且也不是一篇创造了一个独立小世界的童话。我认为这是一篇在两者之间彷徨不定的作品”［4］。应该说安倍能成对于《南京的基督》的评论是具有一定的准确性的，这篇小说最终想要描写的既不是一个所谓的“真实”(事实)，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童话”，正如本文后述所示，“童话”与“真实”(事实)的角力、对峙才是芥川创作的真意所在。但是在作品发表的当时，无疑这一切都很少为人们所关注，甚至是芥川的好友久米正雄也发表文章称这是芥川“创作上的倒退”［4］。对此，芥川表现出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愤怒，他甚至通过书信和南部修太郎进行了争论，并在信中指出将“Odious truth”揭露出来只会令人更加不幸，更加痛苦［5］。虽然芥川在书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出“理性的无力”这一创作主题，但是很明显他认为所谓合乎理性认识的事实(Odious truth)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理性对于人生来说并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

因为芥川与南部修太郎的这一争论，在《南京的基督》的研究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者们将关注的目光锁定在了宋金花的梅毒在那一夜之后究竟有没有痊愈这一点上，这甚至一度成为了1970年代到1980年代该作品研究中的主流方向。但是在笔者看来，金花的梅毒究竟有没有痊愈，并不是解读作品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金花是否认为在秋天的一夜之后自己的病完全痊愈了。本文也将从这个角度出发以求对《南京的基督》做一个重新的解读。

二、金花的确信

《南京的基督》中的女主人公宋金花是一个秦淮河畔的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私娼。作品中年仅15岁的她每天在自己的小屋里接客，但和其它妓女不同的是，她既不撒谎也不任性，每天都微笑着迎接每位客人。而金花的这种特殊的品性被认为不仅来自于天生，还来自于罗马天主教的教导。小说中是这样描述金花的信仰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

金花如此的品行中，当然有她与生俱来的本性。但如果说那之外还有什么其它原因的话，那就是因为金花从孩提时代起，如墙上的十字架所昭示的那样，一直保持着对早亡的母亲传授给自己的罗马天主教的信仰［2］。

因相信天主教而安于私娼的生活，这样的设定看来似乎是充满矛盾的，然而在作品中，在金花的身上却完美地统一了。那么金花的信仰究竟是怎样的呢?

先行研究中对金花的信仰已有过许多探讨，指出金花的信仰带有恕罪、怜悯、慈爱等母性宗教的特点［6］。下面将通过对金花与年轻的日本旅行家的对话以及金花的祈祷内容的分析来具体考察金花的信仰。

在金花与年轻的日本旅行家第一次见面时，面对旅行家对她既做娼妇又信天主的行为提出的质疑，金花的回答是“如果不做这种生意，我父亲和我都会饿死的”［2］，“我想，天堂里的基督一定会体谅我的心情的……要不然，基督岂不就和姚家巷警察署里的差人一样了?”［2］。由此可以看出，金花的基督教信仰中包含了一种基督必定会理解自己的确信。这种确信在后文金花的祈祷中也一样可以看到。

当金花患上梅毒之后，久治不愈，面对同伴所说的把病传回给客人之后自己就可以痊愈的方法，金花在基督面前表明自己的心迹时说道:

天堂里的圣主基督:我为了养活父亲，从事着卑贱的行当。可是，我的这份营生除了污损我自己之外，不曾给任何人添过一点麻烦。所以，我相信自己就算这样死了，也是一定能进天堂的［2］。

由此可知，金花的信仰来源于她自己的确信，她确信基督必定会理解自己，救赎自己。而天主教的教义与戒律(正如日本旅行家的质疑中所暗示的天主教信徒与娼妇这两种身份的冲突性)在金花的信仰中被完全忽略，她的信仰因自己的确信而成立。金花的信仰中这种自己必然会获救的确信直接推动了属于金花的基督降临这一“童话”的形成。

金花在基督面前发誓不再接客之后，却依然每天晚上坐在房中等待。这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具有两义性，即一方面是作为娼妇等待客人的到来，另一方面是作为信徒等待神的到来［7］。而金花在拒绝了作为等待客人的娼妇这一身份之后，每夜等待这一行为便纯粹只是作为信徒在等待神的到来，等待救赎，等待生的希望。

秋天的夜里，当言语不通的外国人来到金花的房间之后，一方面金花对外国人的好感不断升级，另一方面金花严守着自己在基督面前发下的誓言，面对外国人过夜的要求，不断地拒绝。也就是说，面对突然来到自己房间的外国人，金花的心理一方面指向了基于好感的接受，另一方面指向了基于信仰的拒绝。在这两种力量的相互拉扯与矛盾中，基督像掉落，外国人和基督长得一模一样这一戏剧性的发现缓和了所有矛盾。金花对外国人的好感顺利发展成了恋爱的欢喜，与外国人共度一夜的行为具有了蒙受神的恩宠的意义。并且，在梦中金花还获得了“只要吃了这些，你的病在今晚就会好了”［2］的保证。金花的现实生存、信仰、恋爱的矛盾在夜晚和梦中这个特殊的时空中得到了缓和并重新达到了平衡。

当一夜过后，金花在第二天醒来时，她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困境。在夜晚所获得的行为的正当性，在清晨的现实中发生了动摇。“万一把病传给了那个人的话”［2］——从金花醒来后最初的心理活动中，就可以看出她在此刻已然意识到和自己共度一晚的可能并不是基督，不是“神”，而是“人”，所以她才会担心自己可能将梅毒传染给了对方。此时，金花在基督面前许下的誓言到了即将破灭的边缘。接着金花发现与她共度一晚的男人不见了，于是她开始怀疑“那么，那也是在做梦了?”［2］然而凌乱的房间暗示着那一晚并不是梦。于是金花开始思忖起与自己共度一晚的男人的踪迹，甚至怀疑他没有付钱就不辞而别了。这使得金花在一夜中感受到的恋爱的欢喜也面临着被质疑的危险。就在金花的信仰、恋爱都濒于危险之时，梅毒痊愈这一奇迹一下子消解了所有的危机，于是与金花共度一晚的对象再次从“人”升格到了神——“那么，那个人真的就是基督了”［2］。经过醒来后一连串的心理变化，金花确信是基督降临南京救赎了自己。因此，金花的确信并不单单是前一天夜晚发现外国人和基督长得一模一样时的激情的延续，也不是对梦境中的天国的简单相信，而是有一个从激情和梦境回归到现实，又在现实中再一次确认基督真的救赎了自己的细腻而真切的心理过程。因此基督降临南京救赎了自己这一确信对于金花来说具有了不可动摇的稳定性。

事实上，面对梅毒病愈的现实，在小说的内部，还存在着另一种对于金花来说成立的可能性。

从文本内部可知，金花最初决定不接客是因为她相信了同行姐妹所说的把病传回给客人则自己可以痊愈的说法。因此，当金花发现自己已经痊愈时，对于她来说，除了基督的神迹这种解释之外，另一种可能性——即梅毒的痊愈是因为传给了昨夜的客人——也同样是成立的。然而金花在发现自己病愈时，立刻作出了“那么，那个人真的就是基督了”的断定，完全没有考虑上述可能性。可以说是金花在无意识中抹煞了这种可能性。而这种无意识的抹煞，正是前面一直发展而来的金花关于自己必然能够获救的确信的必然结果。

因此，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金花的世界就像一个完整自足的圆，在这个由自己的确信构筑起来的世界中，金花获得了幸福与救赎。正如金花在结尾处的明媚笑容和坚定回答所示，在作品内部，金花的这种幸福与救赎是永恒不破的。

三、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所思考的“事实”

那种被金花抹煞了的可能性在作品的最后作为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思考的“事实”呈现在了读者面前。

第二年春天的一个夜晚，年轻的日本旅行家再次造访了金花，并听她讲述了自己在秋夜的神奇经历。年轻的日本旅行家一边听着，一边却思考着自己认为的“事实”。

我认识那个外国人。那个家伙是日本人和美国人的混血儿，名字应该叫做George Murry。他曾经向我的一个在路透电报局做通信员的朋友得意洋洋地炫耀过如何在南京嫖了一个笃信基督教的私窝子，然后趁她熟睡时溜之大吉的事情。我上次来访时，正好他也和我住在同一家上海的旅馆，所以现在都还记得他的长相。据称他在一家英文报社担任通信员，但其品行颇差，与其表面的仪表相去甚远。后来，那个家伙由于得了恶性梅毒终于疯了，或许就是被这个女子传染的［2］。

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所思考的这个“事实”简单来说包括两点:一，与金花共度一晚的并不是基督，而是一个无赖的混血儿，他在与金花过了一夜之后没付钱就跑了;二，这个混血儿很有可能从金花这里传染到了恶性梅毒。毫无疑问，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所思考的这个“事实”其实是金花在第二天清晨醒来之后所设想到的最坏的情况(与自己共度一夜的男人没付钱就跑了)以及金花在无意识中抹煞的另一种使梅毒病愈的可能性(把病传回给了客人)的结合体。年轻的日本旅行家紧接着想道:

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应该保持缄默，让她永久地沉浸在西洋的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2］?

从表面上看，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此刻陷入了是为金花“开启蒙昧”还是“保持缄默”的艰难抉择中。然而从小说文本的内在逻辑中可以看出，这种艰难抉择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旅行家所思考的“事实”中所包含的内容对于金花的确信的威胁性，早在金花第二天清晨醒来之后便已被消除。如前所述，金花醒来后的一系列心理过程使她的确信拥有了不可动摇的稳定性。因此，即使是年轻的日本旅行家将他所思考的“事实”告诉金花，金花的确信也不会因此而有丝毫动摇。因此，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所想的“我到底是应该为她开启蒙昧，还是应该保持缄默，让她永久地沉浸在西洋的古老传说一般的梦境之中呢?”的艰难抉择中所包含的那种对于似乎可以决定金花的幸福的想象仅仅只是一种幻想。正如前一节所述，在小说内部，金花的幸福是永恒不破的。

对于金花的这种由自己的确信所获得的幸福与救赎，日本旅行家感到的是一种如“古老的西洋传说一般的梦境”的童话性和非现实性。正如上面所分析的，即使旅行家把自己所认为的真相告诉金花，金花也不会相信一样，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金花把自己认为的基督降临救赎自己的一夜经历告诉了旅行家，旅行家同样也只认为那是金花的一个梦。金花和旅行家对于那一夜各自有自己不同的认识，并且他们的认识是彼此不能交互的。金花的“童话”是以自己的确信为原点的，那么旅行家的所认为“事实”又是以何为原点的呢?

在《南京的基督》中，日本旅行家的形象是颇具意味的。他穿着西装，抽着雪茄，从他第一次与金花见面时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对基督教有一定了解，而在第二次与金花见面时，从他的回忆中可以看到他的交友圈子中有“路透电报局通信员”。从这些描写中不难推测出这位日本旅行家应当是接受过西方文明洗礼的近代日本人。

在近代，以启蒙运动的理性为基础的西方文明以其强烈的扩张性席卷全球，包括中国日本等在内的东亚诸国也无一幸免。然而在面对这一异质的文明时，东亚各国的反应是各不相同的。以中国和日本为例，中国虽也有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并没有上升到国家层面上大规模吸收西方文明。而日本则相反，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将文明开化作为国策加以贯彻，充分吸收了西方文明，并努力使自己原有的文明去贴近这一外来文明，甚至提出了全盘欧化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日本人逐渐获取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思维模式，开始用理性思维来思考与解释一切事物。《南京的基督》中的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无疑便是这样一个有着近代理性思维的日本人。

该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当时的评论家的关注。在众多的评论家的关注中，批评的焦点放在了金花所代表的“童话”世界与年轻的日本旅行家所思考的“事实”上。为什么评论家们众口一词地、几乎是不言自明地将小说中金花的确信，即基督降临南京在一夜间救赎了自己这一点看作是“童话”呢?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同时代的评论家们也和小说中的年轻的日本旅行家一样，是在西方理性主义的教育下，有着近代理性思维的人。因此，当评论家们看到这篇小说时，都不约而同地站在了相信日本旅行家所思考的“事实”，而将金花的确信看作是一个“童话”的立场上。近代理性主义盛行的时代恰恰就是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时代，所以来自上帝的救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原本就不为理性思维支配下的近代知识分子所认可。

不仅如此，在小说中，叙述者所做的叙述同样也是站在年轻的日本旅行家一边的带有偏向性的叙述。在叙述者的叙述下，金花挂在墙上的基督像是“稚拙”的，这样的叙述毫无疑问是暗示着在叙述者眼中金花的信仰也是“稚拙”的。尤其是在秋天的夜里，身份不明的外国人来到金花的房间之后，随着金花对这个外国人的好感不断升级，叙述者的叙述开始有意识地与金花的这种好感保持距离，以一种冷静的旁观的眼光叙述着金花的好感以及这个身份不明的外国人。在叙述金花觉得“这位客人不消说同她平常司空见惯的南京的本国人相比，就是比起她曾经见过的所有东洋人或西洋人来，都要显得不同寻常”［2］时，叙述者用“至少对金花来说”［2］加以限定，与金花的这种好感拉开距离。在金花发现这个外国人的脸长得和基督一模一样时，在叙述者的叙述中“他不时地吐着从烟斗里吸出来的烟雾，嘴角里露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而且像是在用目光不停地在金花雪白的脖颈和带着翡翠耳环的耳朵之间来来回回的扫视着”［2］，俨然是一副色中饿鬼的嫖客模样，“然而，即使是客人的这副样子，在金花看来也仿佛充满着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威严”［2］。叙述者的这种叙述一面拉开与金花的感受之间的距离，一面暗示着金花的感受的荒谬性，并且为后面日本旅行家的所思考的“事实”的权威性奠定了基础。因此，在小说中，叙述者和年轻的日本旅行家处于一种共谋关系。于是，在小说内部的年轻的日本旅行家、站在小说内部与外部之间讲述故事的叙述者、身处小说外部的作为读者的评论家们，出于同样的理性的立场，站在了与小说内部金花的“童话”世界相对峙的位置上。换言之，小说内部年轻的日本旅行家与金花之间的对峙，成了金花的“童话”世界与从小说内部延伸到小说外部的、基于近代理性的世界的对峙。

然而，在叙述者与年轻的日本旅行家的理性思维下产生的合乎理性的“事实”，在小说外部的评论家的理性判断中也同样被承认为现实的“事实”，在由金花的确信所构建起来的“童话”面前却是无力的，连同日本旅行家那种隐含着自我优越感的艰难抉择都仅仅是一种幻想，一个伪命题。于是，原本只是封闭于小说内部的金花的圆满自足的“童话”因此具有了与作为近代思想权威的理性相抗衡的巨大能量。“理性告诉我们的是理性的无力。”——可见芥川在晚年作品中流露出的对于理性的反思早在《南京的基督》中便已成型了。

这种怀疑和反思的力量使得芥川龙之介得以身处大正时代的日本，却对时代保有一个清晰冷静的认识，也赋予了芥川文学一种独特的思想性。在1922年发表的小说《将军》中，芥川龙之介便对当时在日本被奉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做了深刻的讽刺。或许，可以这么说，正因为芥川对包括理性主义在内的西方近代文明的权威性抱有一种怀疑与反思的态度，所以他才可以在时代的洪流中保持自己清醒的认识，不管是对当时已经渗透到日本文化乃至日本人思维的各个角落的近代西方理性主义，或是对即将出现的国家的集体疯狂。

［1］［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4卷［M］.高慧琴，魏大海，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读本［M］.秦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高慧琴，魏大海，译.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4］関口安義.芥川龍之介研究資料集成:第1卷［M］.東京:日本図書センター，1993.

［5］［日］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全集:第5卷［M］.高慧琴，魏大海，译.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6］鷺只雄.「南京の基督」新攷——芥川龍之介と志が志賀直哉——［J］.文学，1983，51(8):50 －62.

［7］秦剛.＜自己＞、そして＜他者＞表象としての「南京の基督」——同時代的コンテクストの中で［J］.芥川龍之介研究.2007.創刊号: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