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费城问询者报》校园暴力报道的公共健康框架

李青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北京100089)

2012年，普利策新闻奖将公共服务奖授予《费城问询者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的系列调查报道《狂暴校园》(Assault on Learning)，以表彰其对“遍布城市学校的暴力进行探询，使用有力的书面叙事和视频材料阐明了针对儿童实施的犯罪，并为促进改革以改善教师和学生的安全状况”做出的贡献。

此前在一次关于该报道的研讨会上，学者们认为，该报道是使用公共健康框架的优秀范例。笔者对此深感兴趣，但在文献搜索中未能找到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外的资料中，通过Google学术搜索，找到的研究成果主要强调新闻报道的公共健康框架，要求将更广泛的语境和统计信息纳入单一的事件报道，而对具体如何操作则语焉不详。因此，本文试以《费城问询者报》获奖报道为例，结合公共健康和框架理论来解读新闻报道的公共健康框架。

一、研究背景

第49届世界卫生大会首次将暴力作为严重危害健康的公共健康问题提出。公共健康是指通过有组织的努力和社会、组织、公共和私人、社区和个人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做出决定，从而预防疾病、延长生命、促进健康的科学和艺术。强调审视全面图景并努力从社会层面而非个人层面进行干预。

校园暴力是指发生在校内、上下学途中、学校组织的活动及其他所有与校园环境相关的暴力行为。除了死亡及不同程度的躯体损伤和残疾之外，校园暴力还会给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校园暴力的产生主要来自四方面的影响:家庭、学校、社会以及青少年自身的身心特点，而采取积极的干预措施可以有效预防和降低校园暴力的发生。

“框架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创立的。戈夫曼认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解释社会生活经验的一种认知结构，它‘能够使它的使用者定位、感知、确定和命名那些看似无穷多的具体事实’”［1］。具体到新闻报道领域，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在每一种已经形成的事实框架中，都有类似的结构，分别由高层、中层以及低层环节组成。框架的高层次结构是指在各种事实的内在结构中，均有高层次的意义，它往往是对某一事物的界定。框架的中层次结构系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框架的低层次结构指的是框架的表现形式，由语言或符号组成，包括字、词、句，及由这些基础语言所形成的修辞或比喻。”［2］本文从高、中、底三个层次入手，解读《费城问询者报》系列报道《狂暴校园》的报道框架。

二、高层框架——全景信息:公共健康视角下的校园暴力

报道的规模和篇幅体现了媒体对报道对象的重视程度，而报道的议题和内容则界定了媒体对报道对象的认识范围。

1.规模和篇幅

该系列报道共七篇，总计二万八千余字，是该报五名记者历时一年的工作成果。他们对费城的268所公立学校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对教师、行政人员、学生及其家人、学区官员、警官、法官和学校暴力专家进行了三百多次采访，分析了过去五年发生的三万多起严重事件以及学区和州政府对停学、调解和911呼叫的记录，还审查了警方报告、法庭记录、教师合同和学校治安视频。对一些特别案件，记者采访了受害者、施暴者、警方、律师、目击者，并参加了法庭听证会。一名记者在将近六个月的时间中定期接触费城最危险的高中之一——南费城高中的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此外，还委托坦普尔大学(Temple University)对学区的一万三千多名教师和教辅人员进行了独立调查。

在主题太过复杂、深奥和庞大时，媒体才会采用系列报道的形式，但是“通过系列报道捕捉和俘获一名读者的注意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它们“有趣、清晰、组织有序并且写得活灵活现”［3］。该系列报道整体前后呼应，内在逻辑清晰。首先全景式地描述铺陈了校园暴力的严重和恶化趋势，随后指出这一问题被掩盖的原因，接着指出学区的暴力干预系统存在重大缺陷，最后以一位努力改变最臭名昭著的高中的校长特写收尾，既揭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现实，又解释了其成因，还提出了改善路径。系列报道共配有10张图表，对报道中揭示的校园暴力事件数据进行直观的说明，网络版还配有视频，给读者以较强的视觉冲击力。

2.议题和内容

七篇文章各有主题和侧重。其中，前四篇《暴力气候窒息城市学校》、《少报瞒报掩盖暴力》、《年幼然而暴力——甚至在幼儿园》、《以教职工为攻击对象的暴力》从全景到具体地介绍了校园暴力的现状、趋势、恶果和原因;第五、六篇《存在缺陷的干预系统》、《某些反暴力努力奏效》着重探讨了其成因和改善方法;最后一篇《治疗南费城高中的创伤》则以临危受命的南费城高中校长人物特写揭示了其难度、希望和不确定性。由此，报道将校园暴力所涉的公共健康问题全部囊括在内。

从高层框架来看，《费城问询者报》将校园暴力问题作为事关重大的公共议题呈现，将暴力事件视为有内在联系的整体现象，在揭露其现状和恶果的同时，着重从制度层面探讨其成因和解决之道，从宏观上为报道搭建了一个公共健康框架。

三、中层框架——个性化叙事:人物个案串起公共健康信息

“叙事是重要的制造意义手段。”［4］一篇报道的讲述方式可能极大地影响媒介消费者感知这个世界所发生事件的方式。

1.叙事结构

报道均采用《华尔街日报》报道的套路，以一个主要人物作为切入点贯穿全文，详细描写其遭遇和心理感受，并将更广阔的背景信息纳入其间。例如，第一篇以一个高中女生遭围殴开头，讲述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个好学生，有理想，从不惹麻烦，遭攻击前已收到大量短信暗示，屡次向校方反映未获回应，最终发生攻击事件。由此引出学区2009～2010学年中的暴力事件数量。在揭露现实之后，报道立刻将读者的目光带到更远的背景:费城的大环境——美国最暴力的大城市;学校所处的社区——饱受贫穷、饥饿、毒品泛滥、父母忽视、犯罪的困扰。同时也指出，有些极度穷困的社区很少见暴力，费城学区在治理暴力方面缺乏有效措施。

2.消息来源

报道中共引用了来自102名消息来源的直接引语，其中有五名教师因为担心遭到报复而要求匿名，其他全部署名。这些消息来源分布均匀，包括校园暴力所涉及的所有人群:学生①引用学生身份的消息来源数量受制于保护未成年的目的，我们决定不使用儿童的名字，除非获得其父母的同意，或者该儿童被当作成人指控。、家长、教师、校长②校长身份之所以单列，是因为其职业生涯掌握在学区手中，与教师的利益有冲突，然而又不完全站在学区一边，此外，有六名校长对记者的质疑不作回应，不回应亦是一种态度。、学区官员、执法人员、政府官员、青少年暴力和心理问题专家，以及反青少年暴力的倡导者(参见下图)。

报道消息来源分布图

“通过对增加更多的受访者和引语作为相互支持的事实，新闻工作者就能疏远自身与事件之间的距离，而让其他人来替他们说话。”［5］如此，显得报道既客观超然，又生动可读。从中层框架上来看，《费城问询者报》以生动、真实的人物描写和多重、可靠的消息来源呈现校园暴力问题的前因后果、面临的困难和出路，说服力和感染力兼具，有力地支撑了高层框架。

四、底层框架——谨慎措辞:人文关怀体现公共健康理念

“一个论题的符号表述，包括语言使用、句子结构、‘符码’语词和修饰语，都受到框架选择的影响。”［6］

1.词语选择

报道对所有人物均以姓名或是其社会身份(男孩、女孩、学生、教师)相称，而不“贴标签”——未提及种族、不强调家庭背景、未使用诸如罪犯、惯犯或者攻击者这样有偏见和诱导性的词汇，从而使读者更关注事件本身及其原因。例如报道这样描写一位用棒球棒攻击小学生的高中男孩:“卡尔是个结实的年轻人，他母亲说他知道如何修理家里的各种物品。卡尔对自己的父亲几乎毫无所知。他在交谈时安静而谨慎，说话时用手从头顶向下摩挲到眼睛。”这样的描写改变了人们对“不良少年”的刻板印象，而产生探究其原因的意愿。同时，借法官、专家甚至受害者之口一再表示同情并指出背后的原因。民事诉讼法院法官Benjamin Lerne指出，该生在学校的记录“令人震惊地糟糕”，但是“我不明白，他的暴力行为为什么没有早一些得到纠正，而仅仅是反复被停学。如果学校采取更前瞻性的措施，整个社区都会受益。”

2.细节描述

在暴力事件报道中，细节的选择和安排颇费思量，也是最能体现人文关怀之处。该报道的细致描写使读者对报道的事件感到极大震惊，但对报道的叙事选择并无反感。例如，第二篇开篇讲述12岁的Tamika遭到有性意味的暴力袭击，她痛苦得想要自杀。这时出现了第一个视频:Tamika拿着一张画有哭泣面孔的图画。哭泣的脸和小姑娘无辜的面孔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心。报道结尾对事件过程以及受害者的心理创伤进行了详细描写:“一个男孩试图将她的背包拽掉。他将她的双手扭到背后，她说。另外两个学生把手塞进背包和她的身体之间，一个从下往上摸索她的衬衣，另外一个从上往下伸进衬衣里面。当她大喊着要他们停下来时，他们抓住了她的胸部。”她跑回家等妈妈时画了一张泪水涟涟的脸，并写了一首诗，呼应了第一个视频。细节描写令人动容，同时对校方和学区的不作为产生愤怒。

“如果记者选择的词语能将外延和内涵的意义紧密结合，那么这种报道将是最为有效的。”［7］从底层框架上看，报道通过客观、准确的措辞和冷静、精确的展示，呼应了其上、中层结构，从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他们都是受害者，而我们有责任。

结语:“框架决定一个有关社会的讨论内容。因为把一个现象归进一个框架，其他的现象就被这一框架赶出去。”［8］《费城问询者报》以巨大的投入、宏大的篇幅、生动而个人化的叙事和充满人文关怀的描述，引导读者关注校园暴力的严重程度、趋势、产生原因以及对当事各方造成的心理创伤，特别批评了学区管理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从而暗示了解决办法——各种有效的干预措施，而不是犯罪与惩罚。这就是校园暴力报道的公共健康框架。

［1］陈 阳:《框架分析:一个亟待澄清的理论概念》，载《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4期。

［2］臧国仁:《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媒介框架与真实建构之论述》，台北:台北三民书局1999年版，第51页。

［3］［7］梅尔文·门彻:《新闻报道与写作》，展 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201页。

［4］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 靖 黄 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5］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 刘笑盈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6］沃纳·赛佛林小詹姆士·W.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1页。

［8］黄 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