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书籍装帧设计及其历史文化因素探论

2014-02-28 06:18
关键词:书籍装帧佛经西夏

谷 莉

(1.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9;2.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18)

西夏书籍装帧设计及其历史文化因素探论

谷 莉1,2

(1.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 221009;2.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 210018)

西夏;书籍;装帧设计;文化因素

西夏是历史上与宋代同时期存在的民族政权,通过不断对中原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因素的模仿借鉴,逐渐使本民族的书籍装帧设计达到成熟,无论在书籍的封面设计还是插页排版以及装帧类型上,中古时期的西夏经卷文书和世俗书籍都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融汇交流的艺术特征。

西夏是我国历史上与宋代同时期存在的少数民族政权,公元1227年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所推翻。由于元统治者的报复,西夏在灭国的同时其文化也遭到了毁灭性破坏,就连其历史也不允许撰写。西夏一度成为一个不为人知的神秘王国。近年来由于大量西夏文物的考古发现,撩开了西夏王朝神秘的面纱。西夏其实是一个积极进取、博采众长的民族政权,西夏人一方面保留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勇于从周边国家和地区汲取有益的文化因素,不仅使党项族的传统文化更加丰富而快速发展,也为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添加了炫丽的篇章。尤其是西夏当时的书籍装帧设计艺术,对中原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因素进行积极的模仿借鉴,并且还在原有的书籍装帧形式上大胆创新,逐渐使西夏的书籍装帧设计日趋完善。

一、西夏书籍装帧设计的特点

西夏王朝在书籍装帧设计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考古成果表明,西夏出土的活字版印刷书籍为当今世界上遗存最早的书籍实物。时间追溯到1909年,当时的沙皇俄国组织了一支探险队来到中国的黑水城遗址,大肆盗掘中国古代文物,其中就包括了一大批的西夏遗存文物和文献。如著名的西夏文泥活字经书《维摩诘所说经》,已经被考古界认定是12世纪中期的印本,相比北宋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晚了约一个世纪,成为公认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书籍。除此以外,在黑水城出土的文献还有西夏佛教文集《三代相照言文集》和西夏世俗书籍《德行集》等。到了1991年又有了新的考古发现,在位于今宁夏自治区贺兰县方塔内出土的西夏文木活字印刷佛经《吉祥皆至口合本续》,也是目前存世最早的活字版印刷书籍的代表作之一。

1.西夏书籍的装订形式

从现有的西夏文献遗存来看,其书籍装帧设计水平在当时无疑是一流的。这主要源于西夏政府的大力支持,当时在政府机构里还设有专门刻书的字刻司以专司出版,有利于书籍装帧设计的大力发展。

就书籍的装订形式来说,在宋代书籍中曾经出现的形式,包括常见的卷轴装、经折装和蝴蝶装、梵夹装以及包背装之类,在西夏文献中都有。在黑水城遗址中发现的西夏书籍差不多涵盖了当时所有的书籍装订类型,珍贵的缝缋装、梵夹装、经折装、卷轴装等书籍实物的出现,使人们目睹了西夏书籍装帧设计的真实面貌,填补了以往书籍研究领域考古实物的空白,印证了当时的文献记载。

2.西夏书籍的封面设计

西夏人积极借鉴中原汉民族书籍装帧设计,从西夏书籍的封面设计来看,无论是材料还是装订都模仿汉民族书籍传统,但也有一定的民族特点。其封皮材料主要是常见的纸张和织物,织物类的封面色彩目前发现的有红、褐、蓝、绿等,其中很多织物上又饰有红白相间的几何纹样和花卉纹样,以及对比强烈的点状红绿装饰等。有的封皮另缝缀颜色相似或相异的布块,也有的封皮又装饰上一些纹样别致、色彩各异的织物。此外,封皮材料还有皮料,在黑水城内出土了一个有纹样装饰的皮质封皮,同时出土的另外一个皮质的封皮却没有一点装饰,皮料细腻柔软,为自然皮质素色。如已发现的著名的西夏文写本《五音切韵》的封皮材料即是羊皮的,这是对西夏民族早期游牧生活的生动反映,也是党项民族特点的体现。西夏书籍的封皮上也常见有书名的签题,单独签题或者用简单的回形纹来装饰。珍贵的书籍还要用绸缎包袱皮包裹系带,在黑水城就出土了一本这样的书籍,符合历史资料的介绍。值得一提的是,在黑水城出土文物中还发现了一个书套。由此可见,西夏的书籍装帧设计中书套的形式与中原汉族的书籍函套设计形式是一致的。

3.西夏书籍的插图设计

西夏还留下许多木刻版画形式的书籍插图,多为佛经卷首插图,其中有仿中原汉族地区风格的插图,也有仿藏族佛经的藏式风格插图。汉地风格插图的代表作如敦煌藏西夏文《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木刻本(图1),是现存珍贵的西夏经折装佛经,卷首扉页画题材是水月观音,在浪涛波动衬托下,观世音菩萨安详地坐在一轮月亮中,线条表现十分流畅自然。观世音为仕女像,高髻宝冠、项圈批帛,装饰繁缛,形象生动而传神。与敦煌壁画榆林二窟西壁南侧的水月观音相比,风格相似但更具有世俗意味。佛经的内页版式为上图下文,有各种佛、僧、神、俗、鬼、怪等形象,表现手法朴实粗犷,构图简单明快,用来形象地讲解佛经,可以说是早期连环画的雏形。另一幅卷首插图《西夏译经图》也俨然是中原汉地风格,为《现在贤劫千佛名经》佛经的卷首,画面篇幅为两面,画面中有僧俗等25个人物形像,有皇太后与皇帝,还有译经者、助译者和其他各种身份的世俗官员等。所绘人物的旁边都写有身份和姓名,明显模仿了中原汉族常用的题款方式,人物生动传神,场面宏大庄严,描绘了西夏皇室亲自参与译经的情形,反映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西夏佛经中的藏式风格插图代表作有黑水城出土的正德十五年(1141)汉文刻本佛经《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德依经录》和天盛十九年(1167)的《佛说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等[1]。这些木刻插图带有典型的藏式风格,般若佛母的背光式样与西藏扎唐寺壁画的大背光及伯孜克里克石刻同时期的背光样式相同,更为突出的是环绕主尊的菩萨的头饰与扎唐寺以及后来的夏鲁寺、敦煌第465窟等地菩萨头饰完全一致[2]。

西夏书籍的遗存主要是经卷,除了在经卷上印刷佛经故事和文字介绍,还在边框或空白处添加了一些莲花、荷叶和具有西域风格的卷草等装饰性纹样(图2)。此外,西夏出版的辞书、法令等书籍中,常常在书前目录和内纹类目下的空白处装饰有小折枝莲花和花头纹样插图,起到填补空白、分割版面和美化版面的作用,如俄藏西夏《天盛该旧新定律令》补白装饰(图3),这其实就是今天书籍的扉页题花装饰,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书籍题花装饰。

图1 西夏木刻本水月观音变相图[3]

图2 西夏佛经装帧图案[4]

图3 西夏俄藏《天盛该旧新定律令》补白装饰[5]

二、汉文化对西夏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影响

西夏从最初的党项贵族割据政权开始一直到建立“大夏”国,最终被蒙古所灭亡,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历史中,中原汉文化之于西夏的各方面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党项族未立国之前,曾在唐时归顺于唐王朝。最初党项人游牧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地区,后来在7世纪初经过唐朝政府的允许才逐渐迁徙,最后到达了现在的陕北、河套一带定居下来。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美,从秦汉时起就是汉族的聚居地,早已进入了封建社会,是重要的农业区。党项人跟汉族人接触使得他们能够直接受益于汉文化。党项统治者于唐贞观八年(634)被赐姓李氏,因此和唐朝关系甚为密切,进而大量吸收了李唐文化的精华。北宋伊始,西夏为了抵抗宋,先依附辽又受诏于宋,巧妙地与宋、辽等国周旋,南宋时期又抓住时机与逐渐强大的金联合起来抗击宋。期间跟辽宋金朝聘往来、互市贸易,利用各种途径积极与周边国家和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使自身的经济实力和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据《宋史》记载:“西夏自景德四年,于保安军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源羚角、冈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6]资料表明,西夏每年与宋进行岁赐、贸易以及榷场互市的总量相比宋与辽来说还要大些。西夏王朝对中原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吸收全面而深入,西夏政府不仅在政治上竭力仿照中原的典章制度,开科设举选拔本国官员,还设立汉学,积极培养本国人才,并大肆掳掠边境的汉人和党项人一起从事耕织等,可以说西夏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据《宋史·夏国传》记载,西夏政府“设官之别,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深刻反映了中原汉文化对西夏影响的概况。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举国上下都信奉佛教。据历史文献记载,西夏政府曾经先后六次派使臣向宋朝统治者恳求赐予佛经典籍,并翻译成西夏文。宋朝的雕版印刷技术已经成熟,西夏直接学习和模仿了宋朝较为先进的书籍装帧和印刷技术。这一方面是出于借鉴宋朝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在佛教方面进行推广宣传。西夏政府非常重视印刷出版,政府专门设有字刻司,不仅广泛搜集世俗书籍和佛经,还大量印施佛经,因此西夏的印刷出版业非常繁荣。据资料记载,20世纪以来我国在各地发现了大量古文献印刷品,其中以西夏文献量最大。目前已知海内外现存的西夏印本约有五六百种,总量达到15万页以上,西夏印本中有很多刻本,其中有西夏文刻本和汉文刻本,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泥活字和木活字印本。1991年在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的西夏方塔废墟中发现了西夏木活字印刷书籍实物——《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这本西夏文佛经是迄今考古发现的最早的西夏书籍遗存实物之一,显然是对中原泥活字版印刷技术的发展。西夏的书籍装帧艺术大力学习宋代,在出土的西夏书籍中可以看到很多当时制书业盛行的蝴蝶装形式的写本和刻本。这是从北宋时开始应用的较为新颖的书籍装帧形式,属于册页类装订的雏形。其装订方法是把每一页内书写面按照中缝向里面对折,然后排成整齐的一沓,所有中缝码齐后用胶粘在一起,然后再用较为厚实的纸张包起来做书的封皮。蝴蝶装书籍比起卷装书籍来阅读、携带都更为方便,因此在宋代开始流行于制书业,并很快传到西夏被西夏制书业普遍采用[7]。

三、藏文化对西夏书籍装帧设计的重要影响

西夏在前期学习汉地佛教的基础上,中后期开始受藏传佛教和西域佛教的影响,并加强了与邻国的佛教文化交流。西夏疆域与藏族聚居地区邻近,其境内也有很多藏族人居住,西夏政府与吐蕃政府之间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往来,西夏全面接受了藏传佛教的特殊绘画形式——唐卡,还兴建了不少佛教塔寺,继承了典型的藏传佛教建筑。因此,藏传佛教文化对西夏的影响也较为深厚。

由于西夏举国信仰佛教,而其所处的复杂的历史状况以及不容忽视的区域枢纽位置,使得西夏的佛教在发展中不但吸收中原的汉传佛教文化,同时亦对来自吐蕃的藏传佛教全面接纳,在此基础上其书籍装帧设计也打上了藏文化的烙印。

在西夏书籍装帧设计中可以看出藏传佛教的文化渊源,反映了藏传佛教和吐蕃文化对西夏的影响。在黑水城出土的书籍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藏文印刷文献,其中既有佛教文献,也有世俗文献。其装帧形式中就有藏文经卷中典型的梵夹装。所谓梵夹装,最早是来自古印度的贝叶书形式,传入吐蕃后被用来撰写经书,这就是当今仍然被藏族称为长条书的经卷形式。这种长条书顾名思义是由许多大小相同的长条形纸张装订而成的。作为梵夹装其特点是适合于横写的文字,每一页都是从左到右横着写,上下行排行。但是,目前在黑水城出土的梵夹装俄藏文献中的西夏文却采用一种竖写的行文方式,即从上到下竖写,从右至左排列,而且有两种书写方式,第一种是在写过第一面以后就往上翻转过去,紧接着在背面上写;第二种是在写过第一面后向右边翻过去接着在背面上写。很明显,这是西夏人借鉴藏族横行拼音文字的长条书式书籍装帧形式而改进成竖行方块字的形式,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创造,表明了西夏书籍装帧设计艺术对藏族文化的借鉴与发展。

四、西方文化对西夏书籍装帧设计的影响

西夏政权在与中原和西北诸民族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西夏国的疆域位置恰好处于从中原到西域的丝绸之路的中间地带,位于辽与宋以及吐蕃和回鹘王朝之间,当时贯通中西的交通要道河西走廊一直处在西夏的掌控之中,历时近200年,所以西夏王朝注定成为了中原内地与西北地区的唯一经济联系枢纽。更为重要的是,西夏王朝显然还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中介者,党项民族不仅积极吸取中原汉族文化,还将汉文化传播到周边地区,当然也把外来文化传播到中原大地。这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西夏一方面浸染中原汉文化,另一方面也融合了西域文化,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各种文化的汇集地与中转站。现藏于爱尔兰都柏林切斯特·贝蒂图书馆的11世纪时的《古兰经》中的插图(图5)与黑水城出土的书籍封面形式及纹样(图6)设计有很大相似之处,具有典型的伊斯兰风格,说明了西夏与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交往,书籍装帧风格也受到了一定影响。

图4 (左上图)《古兰经》中的插图

图5 (右上图)西夏黑水城出土的书籍封面

党项族历代统治者在长达三个半世纪里,基本上都采取了对外开放的国策,独特的地理位置又使其能左右逢源,以此奠定了西夏近二百年立国的基础。在这种历史和文化背景下,西夏书籍装帧设计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既能吸收汉文化并留下了现存最早的活字印本、书籍题花装饰,又能够学习吐蕃文化在行文方式上具有新的创造,还从西方文化中汲取有益的艺术元素等[8]。大量中古时期的西夏经卷文书和世俗书籍无论在书籍的封面设计还是插页排版以及装帧类型上都显示出多种文化因素融汇交流的艺术特点,成为中国书籍装帧设计发展史上的奇葩。

[1]史金波等:《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谢继胜:《西夏藏传绘画——黑水城出土西夏唐卡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3][4][5][8]陈育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49、173、178、173页。

[6]《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互市舶法》。

[7]史金波:《最早的藏文木刻本考略》,《中国藏学》,2004年第4期。

West Xia Book Binding Design and Cultural Factors

GU Li1,2

(1.School of Media and Television Studies,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Xuzhou 221009,China;2.School of Art Studies,Dongnan University,Nanjing 210018,China)

West Xia;books;binding design;cultural factors

West Xia was the national regime existing in the same period with the Song Dynasty.Through imitation and learning from the Han nationality and the Tibet culture as well as foreign cultural elements,the book binding art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maturity.A large quantities of paper documents and secular books in the medieval West Xia no matter in graphic form or layout,illustrations or covers,all exhibited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sion of diversified cultures.

K246

A

2095-5170(2014)06-0051-04

[责任编辑:刘一兵]

2014-04-26

谷莉,女,河南安阳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艺术学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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