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的酝酿：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

曹 普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心思变、中国必变，已是沛然莫之能御之历史大势——人们所不能确定的只是这个变化的走向和结果何时最终明朗而已。进入1978年，预示中国即将发生决定性积极新变化的因素持续叠加：这年上半年，由大规模出国考察切身感知的中外经济科技之间的巨大差距已然造成了心灵上的强烈震撼，几乎同时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又给长期以来人们精神上的枷锁“松绑”，“改革”的呼声渐起，“变化”的要求高涨；到了1978年下半年，变革的节奏更为快速，变革的方向也愈发清晰，特别是国务院务虚会、全国计划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的相继召开，更是在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进一步累积和凝聚了变革的共识。在经由这几次会议接续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明晰、确定了下一步中国发展的走向，并由此打开了此后30多年来中国历史性巨变的战略通道。本文限于篇幅，主要就1978年7－9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的背景、议题、内容等问题作简要梳理，以揭示其在中国改革开放决策阶段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

一、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由来

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就其渊源来说，是1975年邓小平倡议召开的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继续和发展。”①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两步设想”。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不久，邓小平接替周恩来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开展煤炭、钢铁、财经等领域的整顿，并迅即取得成效。与此同时，邓小平提出不仅要通过全面整顿，努力恢复生产秩序和财经秩序，而且，要在整顿中对加快国民经济发展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要求上提出一个具有纲领性的总遵循，制定好对实现“两步设想”具有关键指导作用的十年长远规划。根据邓小平的意见，1975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国务院召开计划工作务虚会。会议由在国务院主管财政、贸易的副总理李先念、主管建设和工业的副总理谷牧主持，副总理华国锋、陈锡联、纪登奎、吴桂贤、王震等参加了一部分或大部分会议。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议。6月16日会议开始时，谷牧首先讲了会议的目的和任务，指出：“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速度快一些，关键是今后十年这一仗要打好。只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行。要研究工作中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把纲抓起来”，“为了能广泛交换意见，决定采取务虚的办法，请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②这次务虚会是1975年邓小平领导纠“左”期间，为加快国民经济发展并对涉及经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进行总体筹划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形成的阐述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体制问题汇报提纲（草稿）》，国务院各部门关于“五五”计划和十年长远规划的设想，特别是务虚会上提出、会后完成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即《工业二十条》），富有改革精神，是指导当时工业整顿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整顿的重要文件。在务虚会讨论的基础上，1975年10月26日至1976年1月26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拟定了十年长远规划和1976年年度计划。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审议了国家计委草拟的《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决定略加修订后试行一年，再作进一步修订。但是，随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发动，这次全国计划会议被批为“复辟资本主义的高潮”，十年规划未能再作修订；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上提出的许多意见也在“批邓”中被诬为“右倾翻案风的风源”，未能得到贯彻执行。③粉碎“四人帮”后，全党全国上下都迫切希望加紧经济建设，尽快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

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参加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同年9月，华国锋提出要“挽起袖子来干”，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党中央决定，由李先念、余秋里负责，重新修订《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1977年11月，全国计划会议形成供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其主要内容是：二十三年设想；“五五”计划后三年的安排；“六五”计划轮廓；十项重大政策措施。“汇报要点”提出，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有一个大解放，在战略上有一些大决策，在速度上有一个大突破”。汇报要点设想，20世纪的最后23年，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要打几个大的战役，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超过现在的日本，接近现在的美国，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④11月23日、25日，邓小平在听取这个设想的汇报时说：这“是一个很积极的计划”，“我们需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赞成把这个计划定下来。有的事一时看不准，不要紧，可以在执行中调整”。⑤

根据“汇报要点”的精神，国家计委制订了《1976年至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修订草案。1978年1月28日、30日，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修订草案。华国锋说：“有这样一个十年纲要，调动积极性，有点远见。特别是这八年非常重要，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的八年。”并提出规划纲要“要抓住主要的”，“没有把握的不说，或者说的灵活一些。注意藏一手，留有余地。”⑥1978年2月，这个纲要草案经党的十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接着又提交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五届全国人大“批准了一个庄严的规划。大的方针基本上理出来了。现在的问题就是要扎扎实实地干，关键是这个问题。讲政治，最根本的一条政治，叫实现我们的八年规划，实现二十三年规划。这是最根本的政治。”华国锋在最后发言中说：“这个计划讲了明年、三年、八年、二十三年。近的安排具体一些，远的是个设想……这个计划是积极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粉碎‘四人帮’后，在新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要把速度搞上去。这个决心，要狠下。”⑦

经4年酝酿、制定、修改，最终由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这个十年规划纲要，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有着明显的急于求成倾向，也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目标。但在当时背景下，它又确实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全国奋力追赶发达国家、急迫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雄心壮志”。在这个意义上，它又成为全党从“多年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的一个起点”，“起到了动员全党全民理直气壮地抓经济，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作用。”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十年规划纲要部署的既定目标？

除了继续强调“自力更生，洋为中用”外，除了提出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等措施以外，大量派团出国考察学习——主要是到日本、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考察学习，得到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层前所未有的重视。

关于大量派人出国考察的原因，华国锋说，中央提出了十年规划、二十三年设想，但“现在有个问题，高干思想跟不上，怎么办？多出国，多考察……我们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故乡，也是夜郎自大的故乡。”⑨克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就要出去看看。”⑩1978年6月，由华国锋提议的以谷牧为团长的西欧五国考察团回国后，[11]中央政治局于6月30日召开扩大会议听取汇报。谷牧在汇报时讲到：“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加深了对欧洲五国的认识，同时也联系我国的经济发展情况，想了一些问题。建国以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取得的成就是十分伟大的。但是，应当看到，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差距还很大，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从按人口平均的生产水平讲，差距就更大。我们一定要迎头赶上，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我们能不能在二三十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次看了五国的情况，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说:“今年开了五届人大，提出了新时期的总任务，新的长征。通过了十年规划、二十三年设想，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提出了要高速度的问题。”“高速度发展，主要立足国内，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还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不这样，快不了，不能高速度。”“出去看了好，现在要消化。看了那么多国家，有不少感触和意见，就是拿镜子照照。但光照照不够，还要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研究怎样吸取国外的经验教训，加快我们的速度。不要看了激动，回来不动。现在要少说空话，认真地、脚踏实地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干，不能停留在议论阶段。”他要求谷牧把出国考察人员“组织起来，共同研究，提出几条来。要有情况分析，有改进意见和采取的措施，提出来在国务院务虚会务虚，也务实，虚实结合，统一认识。七月份就务起来。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看准了就要干。”[12]——这是国务院务虚会召开的直接缘由。

二、国务院务虚会的议题和主要内容

实际上，至迟在1978年5月，包括邓小平、华国锋在内的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实行对外开放、学习国外先进经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对外经济合作上，“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所“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的问题。[13]也因为这样，华国锋在6月30日听取谷牧汇报时具体地提出了国务院务虚会要重点讨论的4个议题：

一是“怎样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华国锋说，过去引进了13套化肥设备、4套化纤、1套一米七轧机、斯贝发动机等，要对这一段的引进工作加以总结。要研究一下支付方式。引进大型项目，一开始就要组织起领导班子，参加谈判，参加引进，参加建设，直到生产，一竿子到底。从哪些国家引进？主要是第二世界，也可以从美国引进一点，东欧一些国家也搞一点，还可以利用香港、澳门。[15]二是“企业管理包括工业管理问题”。华国锋说：“考察了这些国家，对我们有启发。外国企业管理确实有些好经验值得借鉴。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他提出：企业领导干部要定期考核、训练、考试，办好办坏一个样，赚钱赔钱一个样，这样下去不行。前一个时候，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的不如不干的，不干的不如捣乱的，这是吃社会主义。非生产人员要严格控制，科技人员要增加。一定要按劳动的数量、质量进行分配。三是“计划平衡问题”。华国锋说：引进要加快，思想要解放一点，既要积极，又要考虑国内可能性。重点还是煤、油、电、运、电子，怎么再快一点。计划平衡中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然胡子工程多，速度就慢了。四是“出口贸易”。华国锋说：这是个大题目。除了扩大出口增加外汇以外，还要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出口基地问题不简单，要专门讨论一次。来料加工也不简单，要一项一项真正搞好。要给地方一点机动。定点新规矩，出口多的，多分外汇。

遵照华国锋的提议和要求，1978年6月3日汇报会后，国务院立即紧张地进行务虚会的准备工作。谷牧主持召开了3个半天的出国考察人员座谈会，拟定了7个文件，以供国务院务虚会进一步讨论。1978年7月6日，国务院务虚会在北京西皇城根9号国务院临时办公地召开，9月11日结束。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期间，共有36人发言或作书面发言，会议气氛热烈活泼。华国锋出席了大部分会议并十余次发言。

7月6日，国务院务虚会正式开始时，李先念首先发言，重点讲了这次国务院务虚会的任务和开法。他说：“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十年规划纲要进行补充修订，使计划更加切合实际。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来加快我们的建设，正如小平同志讲的，这是一个大政策。究竟怎么搞法，怎么搞得快一些好一些，这次会议要根据华主席的指示，很好地研究。”他“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经验，既务虚，又务实，统一了思想，就落实去干。大家要充分发言，统一思想把这次会议开好。”[16]谷牧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对外开放的原则意见，强调：“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上，必须解放思想，多想点子，开拓路子，绝不能自我封闭，自我禁锢，作茧自缚，贻误时机。”[17]7月11日，华国锋第一次出席务虚会。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的发言后，发表讲话，再次讲到了这次务虚会的内容和开法，他说：这次务虚会，大家要敞开思想。和国外先进的比较，我国的科学技术、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是低的，有的低了15、20年，我们应当承认在这些方面落后。在全党，包括我们自己，要领导建设四个现代化，确实水平低。他要求与会人员“敞开思想，充分议论。说错了没有关系”，并提出了“三不主义”：“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揪辫子”，“只有真正发扬民主，才有真正的高度集中。我们大家思想一致了，拧成一股劲，速度是可以大大加快的。”[18]

从7月8日到8月3日，国务院务虚会上各部门的发言和讨论，基本上都是围绕高速度发展经济的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提出新的设想、见解和措施；研讨的内容覆盖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各重大方面，触及了许多带有全局性的深层次问题——这是在历史大转折的酝酿期我国经济领域里的一次破除禁锢、探索求新的重要会议。

在十余次出席会议的讲话和插话中，华国锋围绕会议主题，主要讲了引进技术、外贸出口、发展工农业、加强工业和企业管理等经济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总的倾向就是“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四个一点”对务虚会所议所论和实际工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我们党“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

这次国务院务虚会最大的“特点”是“务虚”，即只作讨论、出谋划策，不作决议、决策、决定。但会议所“务”、所“谋”的多为指导经济工作的“实策”，而绝非空洞玄虚的“泛泛之论”。其中有两个文件对后来的实际决策发生较大影响，一是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讲话；一是7月28日胡乔木的发言。

胡乔木的发言是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研究室作的。发言强调了“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阐述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方法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的问题，提出只有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结合起来，把外国经验中一切有用的东西和我们自己的具体情况、成功经验结合起来，我们才能够迅速提高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能力，才能够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关于“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问题，发言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将继续长期存在，在我国还需要大大发展，价值规律在经济生活中仍然起不可缺少的作用。”发言强调了加强经济核算的重要性，指出：“有些单位工人常年不劳动，照样拿工资；有些单位临时工做工，正式工不做工、干私活或者游荡……很多企业长期以来对物化劳动也不计算、不监督，原材料任意浪费，固定资金、流动资金占用不计多少。至于创造了多少价值，创造了多少利润，更是不讲。这种不计算、不监督的状态，是我们企业管理被搞乱了的一个根本原因。现在我们拨乱反正，就要运用价值规律，健全经济核算制度，通过各种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通过严格实行按劳分配和把企业经营的好坏同每个职工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的办法，来改善经营管理，来为实现管理现代化创造一个必要的前提。”发言批判了“依靠纯粹行政的方法”进行经济管理的弊端，提出了“推广合同制”、“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的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等4项建议。发言还提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的剪刀差”、“真正承认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承认生产队的自主权”等事关农村工作改革的问题。胡乔木发言中提出的观点，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和许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很多观点后来融入了由他主持起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10月6日，在粉碎“四人帮”两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公开发表了发言的整理修改稿，全文21000多字，仅注释就用了33个。文章一发表即引起广泛注意。从10月9日至25日，《人民日报》先后收到150多封读者来信，一致认为这是一篇酣畅淋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好文章，不仅从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算了林彪、“四人帮”十多年来对经济工作的破坏，而且找出了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从此，“在国内，‘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违反经济规律的长官意志办事’这个口号随之广泛传开”。[19]

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所作的务虚会总结讲话，综合了务虚会讨论的结果及各方面的意见，着眼战略全局，全面、深入、紧迫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实际上成为这次务虚会的主报告。

——关于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讲话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某些方面还要超过。……目前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本世纪末实现这个任务，而是要比原来的设想更快的速度来实现这个任务，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经济发展速度问题，是党内党外、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人人关心的大问题。搬掉了‘四人帮’这块绊脚石，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持久地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的前提终于具备了。现代化速度必须加快，也完全有条件加快。”[20]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原则，讲话提出，“无论中央各部门或是地方各级领导机关，都必须认真注意发挥工农业企业的积极性……把各企业当作任何行政主管机关的附属品，当作只能依靠上级从外部指挥推动的算盘珠，这种管理思想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机器都要自动化，何况是人，何况是当家作主的工人农民和由他们组成的社会主义的企业?”因此，“一定要给予各企业以必要的独立地位”，[21]经济工作必须严格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而不是按照“长官意志”办事，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要坚决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便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打破小生产的狭隘眼界，改变手工业式、小农经济式、甚至封建衙门式的管理方法，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本领，特别要坚决实现专业化、发展合同制和贯彻按劳分配原则；[22]“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们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但是在企业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力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将改革计划体制、财政体制、物资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和内外贸易体制，建立起现代化的经济组织、科研组织、教育组织及有关管理制度。”[23]

——关于打破“爬行主义”，在对外开放中“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的问题，讲话说，“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要抓紧时机搞好引进工作。最近中央决定，在这一工作中，胆子要更放大一些，步子要更加快一些，今后十年的引进规模可以考虑增加到800亿美元。这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决策，对于加快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24]讲话同时要求，“对于引进的东西，我们要努力去消化它，发展它，争取创造出新东西”，“摸着石头过河”，“如果只引进不创造，就会永远落在别人后面，永远不能赶上和超过，那我们就是笨蛋。应该懂得，四个现代化是买不来的。那种什么都想买、一直买下去的懒汉思想，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四个现代化的。”[25]讲话对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目的、范围、原则、步骤、保证以及扩大出口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等问题都作了阐述，实际上较为明确地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

长达2个多月的国务院务虚会（实际开会和讨论20余天），就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速度所发的议论、所提的办法、所拟订的措施，总基调是“改革开放”。虽然包括李先念的总结讲话在内，会议在一些方面表露出了急于求成的情绪，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民经济“新跃进”的氛围，但会议的独特地位在于：它是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深入地探讨并明确提出通过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开放引进的办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步伐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确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奠定了基础。”[26]可以说，“我们的党正视经济体制中的问题，重视改革，发轫于这次务虚会”[27]，“这个会议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28]

注释：

①[17]《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308、307-308 页。

②引自程中原、夏杏珍著：《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 年版，第234 页。

③④⑤⑥⑩[12][14][18][24]房维中著：《在风浪中前进--中国发展与改革编年纪事》，第一分册，2004 年11 月初稿，未刊，第12、41、56、88、128、128、129、139、142 页。

⑦⑧《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46、1047 页。

⑨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的谈话（1978 年7 月4 日），引自韩钢：《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炎黄春秋》，2011 年第2期。

[11]张根生：《华国锋谈粉碎“四人帮”》，《炎黄春秋》，2004年第7 期。

[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156 页。

[15]朱玉：《李先念与一九七八年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中共党史研究》，2005 年第1 期。

[16]《李先念传》编写组：《李先念年谱》，第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版，第626 页。

[20][22]《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年版，第1066、1067 页。

[19]杨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 页。

[21]《李先念副总理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节录）》，引自湖南省商业学校编：《商业计划教学参考资料》，第1 辑，1979 年6 月，第24 页。

[23][25]《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1950－1991 年）》（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 年版，第371、372—373、365 页。

[26]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 年版，第394 页。

[27]于光远著：《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年版，第55－56 页。

[28]于光远、刘世定：《从“拨乱反正”到改革》，《经济理论20年——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第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