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林琦与“艾”抗争的科研人

文 本刊记者 徐 飞

“科学家，对所从事的事业，必须有一种热爱、一种崇敬，一种执著。只有抱着乐观的态度，不懈的坚守，反复的求证，才能在与病毒的较量中最终胜出，才能有资格享受成功者的喜悦和安慰。”

今年12月1日是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据报告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中国现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近50万例。艾滋病作为人类共同的敌人，不同国界、不同肤色、不同族群的人们都站在同一战场之上。张林琦就是一位与艾滋病毒抗争了26年的科研人。

走进清华大学伍舜德楼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在二楼办公室见到了正在伏案工作的张林琦，对面挂着“张林琦教授实验室”牌子，这就是他每天与艾滋病毒打交到的地方。天气好的时候，透过办公室的玻璃窗，能望见不远处的圆明园。

兴趣与志趣是最好的老师

因为兴趣，张林琦高考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从此，他走上了生物学研究的道路，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学时，老师一直教导我们，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每年暑假夏令营，生物老师都带我们出去考察。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出去看高山大海，在无形之中对各种动、植物有了深入的了解，从而产生了对生物学兴趣。而后，还成为北京市生物爱好者学会的会员。”

当年北师大在细胞生物学研究方面集结了一批院士，科研水平领先于全国。但同时期西方的研究水平却比中国先进不少。出于对生物学研究的热爱，研究生期间，张林琦获得了中英两国政府的“中英友好奖金”，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

艾滋病最初被发现是在1981年，1983年病毒才被分离出来。1988年，张林琦研究方向便由遗传进化转向艾滋病研究。

张林琦将艾滋病病毒形容为微观世界中的“superman(超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他在英国用五年时间研究病毒变异、传播规律。其中一个重大发现就是病毒在一个个体里面种类繁多。“我们当时抽取病人的血液进行研究，发现一毫升血液里有成千上万个病毒，而且每一个病毒长得都不一样。”艾滋病毒不仅仅在不同个体之间大相径庭，在同一个体内也具有多样性，这就使免疫系统很难对机体内所有的艾滋病毒产生有效的免疫反应。病毒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的时候只有一两个可以存活下来。如同鲤鱼跳龙门，一群鲤鱼只有几条可以越过。“如果能够发现和确定传播过程中这些病毒的共同特点，就会帮助我们设计更好的方法阻断病毒的传播。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是重点。”这个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引起了业界广泛关注。

为了追随自己的梦想，张林琦到美国洛克菲勒大学跟随何大一教授继续学习。何大一在国际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发明的“鸡尾酒”疗法是目前世界上医治艾滋病的最佳方法。此时，张林琦实现了从纯实验室研究向病人、病毒、免疫以及相关的应用性研究转变。

2007年，张林琦以国家科技部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艾滋病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的身份来到清华大学，担任清华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和艾滋病病毒研究所所长的职务。他领导的研究团队在病毒的致病机理、病毒与免疫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抗病毒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抗病毒抗体和淋巴细胞免疫反应的研究与应用等多个领域均有所建树和突破。

一路走来，张林琦说：“都是凭借兴趣与志趣，否则一般人会觉得每天的实验是很枯燥的，不如出去看个电影有意思。但在我看来，探索科学的奥秘，探索未知世界，利用新发现、新手段更有效防治艾滋病，是非常令人激动、惊喜和有成就感的探险。”

谨慎的乐观

在艾滋病疫苗研究领域有个说法，艾滋病疫苗的研究是“博士后的坟墓”，意思是做疫苗就意味着出不了好的成果，发表不了文章，没有科研基金——你死定了。虽然是一句玩笑，但笑过之后，疫苗研发的难度昭然若揭。这条路上的研究者们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不过，在他看来，能做艾滋病疫苗的研发也是一件幸事。“做科研的人都希望找硬骨头啃，太容易解决的事情没有挑战性。我们这些人能有精力、有能力来做自己认为很有意义事，机会难得，是非常运气的。”作为 “973计划”艾滋病病毒生物学和免疫学应答机制研究首席科学家和国家“十一五”和“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创新性艾滋病黏膜疫苗研究”首席科学家，张林琦深感其中的责任重大，从不敢懈怠半分。

他每个月要读几百篇新的学术文章，掌握国际科研新动态。“进行信息获取、消化、吸收、再造，提出一些新的想法和思路，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张林琦经常对他的学生说：“解决一些科学问题，无论是基础性问题还是转化性问题都要从长计议，立足高远，不要仅仅为了眼前的毕业论文。要学会发现和充分利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抓住关键的科学问题，力争在一个点上有所突破，这其实就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科学本身就是探索未知，探索的过程中成功率不到10%。张林琦做了个比喻，就像钻井找油一样，不能保证打下去就一定有油。经过严密的气候、地质分析之后，找到了也可能储存量极低，没有经济利益。“做艾滋病疫苗研究随时准备着失败。我们自己时常会发现自己的误判和错误。但我们认为错误是正面的否定，是前进方向上的关键参考。这种在经验和教训中成长和优化的范例，在科学研究和发展中屡见不鲜。关键是要有实事求是的基本素质。在勇于创新的背后，实际上是敢于承担失败的勇气。打不倒你的东西，一定会使你变得更坚强。毕竟在探索未知世界的时候，人的知识、技术都是有局限性的，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有一个谦逊的胸怀和强大的心脏。”

谨慎的乐观，这是张林琦形容科学家态度的一句话。他说，科学研究的特点是以99%的失败来换取1%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勇气和“独辟蹊径”的智慧。“艾滋病研究是一块硬骨头，但再硬，也要把它啃下去。”

“现在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哪条路能够走得通。所以，要在合理的判断下进行各种尝试。”善于打比方的张林琦说，“就像在黑暗中放枪。”不知道世界哪个角落的实验室在什么时候突然有了特别好的实验结果。对于像艾滋疫苗这类尖端科学问题，全世界有很大的资金和人力的投入，科学家只有通过及时沟通，掌握世界最新科研成果，才能增加正确判断的几率，利用创新的思维和手段，率先攻克艾滋病。

如果之前用“望山跑死马”来形容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即方向清楚，但路有多远，谁也不知道。那么在过去的几年中，艾滋病疫苗的基础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科学家们找到了艾滋病病毒可被攻击的几个薄弱环节，找到了病毒的心脏。“我们已经站在山脚下了，还看清了上山的路，并且大概知道要怎么走了。”这也是包括他在内的众多科学家愿意为之全心付出的动力。

失败是成功之母，面对任何艰难的挑战，科学的道路从来就没有过一帆风顺，“只有拥有强烈的责任心、执著的信念，通过科学的方法，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不畏失败，才能最终取胜艾滋病。”

关注公共健康

作为北京市政协医药卫生界的一名委员，张林琦参加政协会议最大的感受就是委员们的“直言不讳”，对政府的意见建言，都是百姓关心的问题。

张林琦十分关心公共健康问题，“传染病的检测、预防和知晓等方面实际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许多工作做得仍然不到位。”经济越是发展，社会越是进步，国民对健康的需求特别是对健康资讯的需求就越是旺盛。美国人经常接受来自媒体的警告：艾滋病依然在肆虐。旧金山的公共汽车站牌、《华盛顿邮报》的公益广告、新墨西哥州高速公路旁的标牌、纽约闹市区的横幅，无不提醒你——你检测过艾滋病病毒感染吗？张林琦认为媒体在公共健康的宣传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当充分对艾滋病预防、感染风险进行警示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艾滋病危害，掌握预防知识，预防、预防再预防。同时，必须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不幸被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患者，必须在认识和行为上严格要求自己，及时检测，遵从医嘱，按时服药，杜绝高危行为。

艾滋病重要的传播途径是静脉注射毒品和性传播，感染率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艾滋病的传播模式发生了变化。张林琦忧心地说：“艾滋病感染者不是生活在真空，越来越多的新增感染者是通过性传播感染的，性传播的比例从不到10%增加到了近80%。”佐证了艾滋病的传播已由高危人群扩散到了普通大众，说明针对高危人群的遏制策略是我们防治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认知和行为是两回事儿，知道和做是两回事儿，很多复杂的心理状况是我们难于理解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定要好好吃药，决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健康人群则一定要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关键是知识和行为相配合，采取有效的保护手段，既为自己，也是为别人。”

张林琦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学生培养，她认为医患关系对学医的学生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挣钱不多、社会压力大，让学医的学生心理上很受影响。医生与患者，理应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对抗共同的敌人——病魔。可是，接连不断的暴力事件，却让这层关系蒙上了阴影。”仅2013年10月下旬，国内十天内就发生了6起伤医事件。“如果大家都不学医了，未来谁来给我们看病。医务人员要讲医德，以救死扶伤为天职，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同时还要在社会上广泛开展健康教育，使公众知道人类对生命、医学、健康的认识还是有限的。我们必须明白，医院医生并不是包治百病，理性对待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和风险。”张林琦希望在这些问题上多建言。

张林琦说：“做科研与做饭不一样，不能差不多就行。做科研就必须要细致、严谨，一丝不苟。”做课题，无论是科研管理机构，还是申请者本人，有些人尽力想大干快上，研究的时间不断压缩，急于出成果，急于拿下一个项目。这种氛围，无论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工业生产，都难以出好产品。

“科学家，对所从事的事业，必须有一种热爱、一种崇敬，一种执著。只有抱着乐观的态度，不懈的坚守，反复的求证，才能在与病毒的较量中最终胜出，才能有资格享受成功者的喜悦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