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家沈从文为何搁笔转行

文 董 佳

作者 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从写小说到研究文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沈从文个人而言，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可以说无所谓得失。对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也是划得来的。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有一个人是以“乡下人”自居的姿态，怦然闯入中国现代文坛的。他的作品让那些留洋回来的文学教授跌破眼镜，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1961年美国著名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其小说高度评价；1977年法国汉学家儒伯开列的四种中文必读书中，只有一本现代作品，就是他的自选集。他就是一生跌宕起伏，当过兵、做过教授、从事文学创作，晚年进行文物研究的一代名士——沈从文。

1949年前沈从文先后发表了40多本小说和散文，代表作《边城》被海外一些人称赞为描述中国乡村最好的作品。然而，新中国成立后他却毅然搁笔，选择转行，成为了一名文物研究专家，那么沈从文为什么搁笔，在年近半百之际突然转行呢？与他同时代的读者和朋友极为不解。

关于沈从文搁笔的原因，沈的学生、文学家汪曾祺认为，实际是迫于无奈，“逼上梁山”的结果。因为当时国内不管是左还是右，都骂他。而这种对沈从文个人的批评，实际早在1947年便开始了。1947年沈从文写了两篇杂文就引来左翼作家林默涵等人的围攻。更激烈的批判，在1948年3月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展开。这是中共领导对当时国统区出现的“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思潮批判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该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中，发表了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刊物在宣传革命文艺思想的同时，将矛头直指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想，沈也由此成为批评的主角。在批判文章中，最著名的便是郭沫若的杂文《斥反动文艺》。他的文章标题不仅最为旗帜鲜明，而且他的身份也最为特殊。此时，他已经被看作是继鲁迅之后的中国革命文艺的一面旗帜。郭沫若在文章中对沈从文做了犀利的批评，指责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后来沈从文之子沈龙朱说：“郭沫若的政治结论太厉害了。不管沈从文留不留下来，都是自觉地反动派，都是自觉地站在国民党一边的。所以父亲压力很大。他没话说了，他的路被堵死了。而且后来对待沈从文的态度和许多做法，都是按照郭沫若划线的方法来定的。”果然，在郭沫若批判后，在沈从文任教的北京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也发起了对沈从文的批判。北京大学校内贴出了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对沈从文进行批判的文章。一幅幅大标语从教学楼上挂下来，上面赫然触目地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那么，郭沫若和青年学生为什么要批判沈从文呢？原因有两个，一是沈从文恪守自由主义立场，采取不党、不群的态度，在当时一些人看来，这种书呆子气的选择显得有些“不识时务”。在风云变幻的战争年代里，他既不懂得察言观色，也不懂得随行就市，所以使所有党派都把他看作“对头”。第二，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是沈从文长期以来对革命文艺的不满意的态度。沈从文之前曾多次在文章中流露出这种情绪，他总是觉得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总是变来变去，没有多少实际的价值可言。在他眼里，“文学史可以帮助政治的，但是用政治干涉文学，那便糟了”，“假若国家把作家都放在宣传部里，那成什么样子！”。在这种情况下，沈从文关于战争与和平、政治与文学的一系列看法势必引起革命作家们的严厉批评。

面对这一切，此时的沈从文既感到惶恐，又感到委屈。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和国民党来往密切的人没有任何事情，长期以来并未与国民党有过任何合作的自己反倒成为首当其冲的打倒对象？多年来，自己明明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什么到头来却被安上了“反人民”的封号？沈从文百思不得其解。此时一个可怕的念头闪进他的大脑：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和人事处理，是否出于上意？是不是即将对自己做出极端政治处理的信号？一念及此，沈从文心里不免产生疑惧，一种生活的不安全感笼罩在他的心头。他感到一张巨网正在慢慢收紧，他已经受到了监视，总是担心隔墙有耳。他向自己的妻子张兆和倾诉着自己的烦恼：“我不能说厌，可是却有点倦，你懂得这个倦是什么。不知为什么总不满意，似乎是一个象征！”“晚上作了个梦，一家人在什么一个小店半途中候车，每家大门都关得严严的，且不见一个人。到后许久才找到旅馆、车站……比真实还烦心，就醒了。”无疑这都是沈从文心理紧张的表现。这种感觉随着1949年新政权在北京的建立，变得越来越强烈。沈从文用“心情沉郁，为三十年所仅见”形容自己的心境，预感到“熟人中可能有些于十天半月或年末要离开，一离开，大致就拟终生不再来了。”与此同时，社会舆论也不断升级对他的批评，“清客文丐”、“地主阶级的弄臣”、“他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些责备声不断地在他耳边轰鸣。对此沈从文虽不接受这些判决，却明显感到一种压力，好像当头挨了一棒。巴金后来回忆，此时沈从文非常孤独，希望有一两个文艺界熟人见见他，同他谈谈。他当时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仿佛就要掉进水里，多么需要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的期望落了空。原来一些经常串门的朋友现在也绝少来往了。原因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有人甚至劝张兆和“看他这样子，丢开他算了！”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11月13日，沈从文在日记中写道：“过去的我似乎完全死去了。新生的我十分衰弱。只想哭一哭。我好像和一切隔离，事实上却和一个时代多少人的悲喜混同而为一。”而另一方面，沈从文也怀疑家人甚至包括张兆和在内并不能完全理解自己。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说：“我母亲也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化的，这是很自然的。……但有些东西没有办法交流。我们的交流好像都是讲革命道理。我们觉得自己还说得通，但是父亲不理解啊。我们简直就没有共同的说法。”

于是在内外交攻中，沈从文感到刻骨铭心的孤独，内心极度紧张，开始足不出户，整天关在屋里胡思乱想，以致患上了类似迫害症的病症，老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最严重的时候，沈从文前后自杀2次。一次是沈从文的儿子沈龙朱看到消沉的父亲用手反复触摸插销，及时阻止。另一次是沈从文用刀片割自己脖子上的血管，幸好被人发现，送到了医院。

出院后的沈从文不仅意识到自己难以适应形势，更让他忧虑的是文学创作的萎缩。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沈从文坦言“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件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需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事实正如沈从文所料，新中国成立后新时代对艺术从内容、形式到手法都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越来越注重从无产阶级立场去描写工农兵，大力塑造革命英雄人物形象，语言也强调大众化通俗化。茅盾、曹禺、巴金、老舍等一些在旧时代扬名立万的艺术家，都于此时寻求自己在政治、生活和行政工作中的转变，文学上也力图写出符合新时代的作品。而沈从文的追求却与这一切格格不入，他的作品也自然受到新时代的冷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差不多三十多年时间里，沈从文一直没有进行文学创作，对他业已取得的文学成就，评论界也一直避而不谈，文学史中更没有他的名字。

被剥夺了自由写作的权利，这对惯于舞笔弄墨的沈从文来说，心里五味杂陈。这种心境从1951年11月11日沈从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自我检讨《我的学习》中可见一斑。“北京城市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这里沈从文所用的“思想战争”几个字，恰好表达了他自己当时情感枯竭、思想崩溃的真实状态。此时沈从文已无法写作，也不适合在北京大学教书。不久便被安排去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政治，学习“毕业”后，经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及北京大学历史博物馆馆长韩寿萱介绍，正式调入位于紫禁城内的历史博物馆。然而，工作的变动并没有给沈从文的生活带来希望。1951年沈从文给青年记者发出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自己对日后生活的绝望。“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同事就不相熟。自以为熟悉我的，比如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说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笑话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头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明白我生命实完全的单独……因为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文中饱含作者的那份伤感、孤独和无望，尤其是在遭遇政治风暴时，这种感伤就更被放大，也更为隐蔽。1959年3月12日，沈从文在给家人的一封书信中，再次谈及他的感触：“一些作家写作差不多，永远在写，永远见不出丝毫精彩过人之处，真如四川人说的‘不知咋个搞法’！”后来学生汪曾祺、林斤澜见老师过于冷落，有时拉他参加北京市文联的一些活动，他却总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着。有时主持人会礼貌性地请沈从文讲话，他也总说：“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个别刊物辗转相托请他写点短稿，他也不是“推”就是“拖”，说自己“已下降到接近报废程度”，只有‘避嫌让路’之一途。有老友向他约稿，他也挂出免战牌，两手一拱，说“饶了我吧！”。

那么，沈从文是不是就真的心如槁灰，对写作彻底死心了呢？并非如此，“跛者不忘履”，一个人写了三十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还会感到手痒。1961年沈从文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曾说，因为高血压，馆（即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写妻子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由此可见，沈从文显然想重新提笔。但反反复复，如是几次，终于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原因，一是因为客观环境不允许，思想压力很大。沈从文在给汪曾祺的一封信中说：“幻想……按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诃夫做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地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消失一半。”二是沈从文后来沉浸于文物研究，“越陷越深”，时间长了，提笔之念也就淡忘了。此时沈从文手头有几十个文物研究选题尚待完成，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都被占去，实在顾不上写作的事情了。而沈从文研究文物的结果，则是一部内容上迄殷商、下及清朝前后三千余年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问世。该书从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服饰文化的一角帷幕，从一个侧面展现出中华服饰文化延续千年的巨丽面影和人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同同时期其他文化研究成果一道，共同构成沈从文继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1981年该书一出版，随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方面表示愿意购买该书版权和全部已出书籍，欧美学术界派人接洽商量，拟以英、法、德等国文字翻译出版。此后该书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从写小说到研究文物，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对沈从文个人而言，把坏事变好事，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倒霉的时候也能做出成绩，可以说无所谓得失。对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也是划得来的。但从更长远的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