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习近平“生态环境生产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

华章琳

论习近平“生态环境生产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

华章琳

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了加强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论、新观点。“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其理论基石。“生态环境生产力”克服了传统生产力资源“无限论、无价论与无主论”的不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基本精神与时代发展。当前，应借助“生态环境生产力”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解放，扩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范畴，合理制定基于多重价值关系的生态环境价值量。

习近平；生态环境；生产力；生态环境生产力

当前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与价值观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党和国家也及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文件与法律法规，但文明的“格式塔转换”并不能一蹉而就。在治国理政过程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与新方法，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作了前瞻性的阐述，而“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基石。习近平高屋建瓴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代表了当今生产力发展的最高水平，是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的当代发展。当前，应借助“生态环境生产力”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一、“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有利于纠正传统生产力理论的认识误区与实践困境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人类开始质疑以物质财富增长为追求目标的传统工业生产力模式，努力寻找一种符合现代发展要求，又能克服传统生产力弊端的新生产力形态已成为全球共识。自然生产力、环境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理论应运而生。自然一般指人之外的存在，是作为一种与人相区别而存在的外在物；环境一般指进入人类实践领域、相异于人类主体而存在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生态一般是从系统论的角度、从关系学层面来界定的。因此，无论是自然生产力、环境生产力与生态生产力，都不能完全涵盖自然的外在性，以及进入人类系统而产生的自然的人化、自然的社会化等复杂关系。“生态环境生产力论”兼顾了各自的理论优点与实践长处，代表着当前生产力发展的最新理论形态。

“生态环境生产力”有机地包含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侧重于保护自然风光、美丽景色、能源资源、人文景观等自然条件，这也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奥康纳所说的“生产条件”，既保护好还没有进入人类生产系统的自然条件，也保护好已进入人类生产系统的自然条件；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进入人类生产系统、受到人类生产方式影响的生产条件，这突出地反映了对自然自主性与合目的性的尊重与顺从；建设生态环境就是努力创造自然生长的外部条件，通过外部力量维持或改变自然的存在形式，最终实现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共生样态。因此，“生态环境生产力”突出了自然环境的外在性、优先性、稀缺性、修复性与价值性，自然环境从生产力的外围开始进入生产力内核，成为生产力的有机组成，“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也就具备了克服传统生产力的理论误区与实践困境的理论基础。“生态环境生产力”对自然存在性的肯定、对资源稀缺性的强调，肯定资源对生产力促进力与破坏力作用的存在，纠正了传统生产力的自然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无限论”；“生态环境生产力”对生态环境（资源）进入实践领域重要性的强调、对生态价值的强调，纠正了传统生产力的自然资源是天然的公共产品，并不需要使用费用的“无价论”；“生态环境生产力”对“代理人”“监理人”与“责任人”的强调，纠正了传统生产力的自然资源“无主论”，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然史”与“劳动史”的和谐统一。

二、“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的继承与当代发展

“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一方面体现了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亲缘性，另一方面又是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发展。

（一）“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的肯定与继承

自然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因素。马克思认为任何存在的、经过人类劳动而改变了形态的东西，如衣服、机器等去除共同的耗费劳动之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础”[2]（P121）。马克思这里的自然是存在论的自然，是本体论预设的自然，是先于人存在的自然，即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前提条件与基础。

自然生产力内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系统元素：生产力中的劳动者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而且人“要靠自然界生活”[3]（P49）。这里的自然生产力是社会实践意义的生产力，是相对于人的主体性和人类社会而存在的自然界。

自然生产力具有使用价值，能够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商品的价值量。如用在富矿的生产劳动相比用在贫矿的生产劳动就要少得多，而越稀少的矿物，如金刚石所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就要更多，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2]（P118）。而自然生产力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如果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一味地向自然索取，从而超过了自然的阈值，自然界迟早会对“我们进行报复”[4]（P283）。

因此，马克思自然生产力就有存在论的含义、使用价值的含义以及交换价值的含义。“生态环境生产力”中的“保护生态环境、改善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就是一种生产力”的观点和马克思自然生产力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二）“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自然生产力”的发展性

尽管马克思强调了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自然条件，但并没有强调自然的优生性和自在性，“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关注焦点是抽象劳动与交换价值”[5]（P521）。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劳动产生价值，劳动量决定价值量，劳动之外的存在只是为价值的产生提供前提性的条件，但本身并不具备价值性，只是使用价值（财富）的生产，却不参与使用价值（财富）的分配，“生产资料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是形成交换价值”[2]（P189）。但是，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相继呈现，生态环境危机的不断加剧，人类的劳动不仅仅是创造使用价值（财富）的劳动，还包含以下的劳动：钻探、开采能源、资源的劳动；运输、提炼资源的劳动；修复、净化、与治理生态环境的劳动；自然景观的美化、养护与管理的劳动；为某种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而进行斗争性的劳动等等。因此，当代人类劳动已突破当年马克思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体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发展。“生态环境生产力”精神实质是“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境、建设生态环境，进而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建设生产力”。生态环境的保护、发展与建设就是物化在生态环境系统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价值的衡量单位。

三、“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最新成果

“生态环境生产力论”在我国经过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历程，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的理论成果。新中国成立后，以巩固新生政权为最高任务的工作重点与成效是看它“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6]（P107）。改革开放以来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体现了壮大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时代必要性，但却存在着理解偏差与实践的误区，如只注重生产力经济数量的增加、忽视了生产力整体质量的提高；只注重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弱化了自然生产力的提高与发展。因此，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全球生态环境危机的爆发与治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问题陆续呈现，党和国家开始从国家层面探讨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辩证关系。党的十六大前后提出了环境资源是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的观点；十七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观念的战略思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更加务实态度，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奋斗目标与价值梦想，强调以最严格的制度来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开展。在这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著名论断，体现了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宁愿要绿水青山，也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体现为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可持续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文明观念→生态文明制度；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能源、资源是生产力→生态环境是生产力；经历了强调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到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升到生产力发展的高度；经历了把自然资源纳入到生产力体系，到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的认识过程。因此，无论是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关系的正确认识，还是生产力含义与组成部分的演变，都表明“生态环境生产力论”代表着目前生产力认识的最高水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的最新理论成果。

四、以“生态环境生产力”理论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当前，污染加重、资源趋紧、生态退化已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的制约瓶颈，接连爆发的各类食品安全问题、大气污染事故已经成为影响老百姓幸福指数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强调要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生态环境建设好。生态文明建设既需要制度的保障，也需要思想的解放。当前，应努力学习、理解、宣传与贯彻“生态环境生产力”，以“生态环境生产力”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一）以“生态环境生产力论”进一步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解放

传统的单方面以财富增长为目标的生产力是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生产力被简单地理解为认识自然与改造自然，进而征服自然，以获取物质资料的能力。生产力的“征服论”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该理论片面地理解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只强调人一方的主体性，看不到人对自然界的依附性及自然界对人类活动的反作用性；其次，该理论是自然资源“无限、无价与无主论”的直接思想来源，导致了人类对自然极度的贪婪性；再次，该理论割裂了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的存在；最后，该理论促长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狂妄，把自然置于任人宰割的地步。

因此，“生态环境生产力”本身就是对传统“征服”生产力论的置疑与否定。当前，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应通过有效途径在全社会积极开展学习、讨论与内化“生态环境生产力”，让“生态环境生产力”成为社会共识、理解与遵从，从而在思想观念上澄清传统生产力观念的误区与影响。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政治工作的一大优点，需要发挥我国宣传思想政治工作方法论的有效性积极进行宣传教育，但也需要思想内容的与时俱进。这其中一个比较紧迫的工作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基础上，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释发展中的实际；如何用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充实、完善马克思主义，最终形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当前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必修主课程，也是最直接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精神与基本方法的关键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科书中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全部历史的基础。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改造和影响自然以使其适合社会需要的物质力量。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与劳动者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同时生产力中还包含科学技术。”[7]（P101-102）无论准确客观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还是为建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研究、介绍、发展与建设马克思主义是当前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要确立“生态环境是生产力”论为指导思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形成最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理论体系。

（二）以“生态环境生产力论”拓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而制定基于多种价值关系的生态环境价值量

在马克思看来，商品是一种二因素的存在，既具有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但价值局限于人类的劳动，价值量取决于劳动量，价值大小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态环境没有价值，只有对人有用的使用价值，且必须进入人类的生产领域才能发挥作用。同时，马克思没有预见到自然的稀缺性、自我调整性、破坏性，没有预见到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增长，不断增长的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对自然资源需求不断扩大的要求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系统的承载力的有限性之间、人类对生态环境系统的过度要求与生态环境自身阈值之间必然会爆发矛盾，且自然资源趋紧之势，特别是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性，必然要求人类为其进行修复与治理，并且研究生产新的替代产品。这一切都要耗费人类劳动，而传统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却没有计算在内，因此，“生态环境生产力论”要合理地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

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以系统工程思路重点抓好关系重大民生的生态环境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体系中硬性的规章制度比较容易制定，如各种有关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与法律法规。还有些是相对容易开展工作的，如树立生态红线，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节约资源；加强环保科技的开发与应用；建立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第三类是比较难开展的，具要比较高的技术含量：生态补偿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完善资源绿色税收、价格制度，完善水、电、气、煤、石油、碳足迹交易制度等等。市场配置资源的表面问题是利益相关的问题，实质是生态环境有没有价值，其价值如何评估的问题。“生态环境生产力”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方法论。宏观的要求或指导原则是：坚持劳动生产率与自然资源利用率相评价，坚持物质财富的积累与自然资源的消耗相符合，坚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价值与实物补偿与生态环境系统价值与实物补偿相一致。具体微观的操作有以下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人类劳动创造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系统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经济价值可以采用市场经济价格核算。第二部分是对恢复生态环境系统生机与活力，保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功能性（生态价值）所耗费的劳动。在这里可以借用马克思劳动力价值核算的办法进行核算。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有三部分组成：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维持劳动力占有者子女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使劳动力占有者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而进行教育与培训的费用的价值，即“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以使进行劳动的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壮况下维持自己”[2]（P173）。需要注意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改变而改变”[2]（P174）。第三部分是通过人类劳动实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空气净化、景观美化等等所耗费的劳动（生态服务价值）。生态服务价值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体系，国外成功地进行了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并把研究结果运用于市场经济活动，如一位印度学者对一棵正常生长50年的树木进行生态服务价值的评估，从产生氧气、吸收毒气、净化空气、减轻土壤浸蚀、增加土壤肥力、涵养水源促进水分再循环、向鸟类和其它动物提供栖息和繁殖场所、生产蛋白等几项计算出这棵树的生态服务价值为196150美元。我国这方面的研究非常薄弱，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任何以市场定价的生态补偿、生态税收、生态交易的机制的制定要么是这三种价值的结合，要么是以某种价值计算为主，并兼顾其他价值，而脱离这三种核心价值的生态补偿本身就是对生态环境的一次掠夺。

[1]习近平.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A].习近平谈治国理政[C].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唐正东，藏佩洪，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索原]

华章琳，青岛理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山东青岛266520

D0

A

1004-4434(2015)09-0001-04

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13DKSJ02）；山东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J13WA60）；2015年度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QDSKL1501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