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伦·伍德①对后现代时代观的批判及其启示

姜霁青

埃伦·伍德①对后现代时代观的批判及其启示

姜霁青

埃伦·伍德反对后现代知识分子宣称现代性终结、资本主义发生了质的根本变化之说法，批评其时代分析是在模糊资本主义历史特征、淡化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异。她视“后现代时期”论为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因失望产生的的心理感受，指出它是对资本主义胜利论的认同，其中还夹杂着知识分子的极端自大。埃伦·伍德的批判启发人们要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通过复兴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方案来实现真正美好的未来。

埃伦·伍德；后现代时代观；批判；启示

当代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令西方左翼对时代作出了一些新的分析和判断，后现代时代观就是其中较为流行的一种。这一时代观把现代主义当作资本主义的文化代名词，宣称现代性已终结，当今资本主义已发生了历史性断裂，并主张左翼放弃传统的政治纲领。鉴于后现代时代观在左翼中产生的不良影响，加拿大籍知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埃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对其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她不仅分析了后现代时代观的错误理论，而且揭露了其政治本质和对实践的负面效应，以使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准确地把握当今资本主义的变化和时代形势。

一

对于经历了20世纪后几十年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世界的变化是显著的。这个事实反映到他们的内心，便形成为一种特殊的感受，由此诞生了一种新奇的后现代叙事，即认为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开始生活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个终结了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时期”。

按照一些左翼知识分子的说法，这个代表着历史性断裂的新时期之最主要特点在于文化方面的变化，即作为道德和政治基础的文化、意识形态及心理等等的全面瓦解。有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如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等，视之为一种有其历史根源和物质基础、受制于历史演变和政治力量的社会文化形态。在左翼知识分子眼里，所有旧的确定性的消解、所有道德和政治基础的崩溃、身份的流动、“主体的去中心化”等皆已发生，资本主义开始从一种文化形式向另一种文化形式过渡。于是，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对人们说：一个时代结束了，我们生活在了“后现代时期”；“启蒙运动构想”已失效，原有的真理、理性原则和意识形态统统过时了，全都不再适用了。

后现代左翼认为，从物质形态看，“后现代时期”代表着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经济、社会的剧烈演变。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的国际化、信息化和消费化倾向凸显，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被一种“后福特主义”的碎片所取代，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与之相应的劳动形式让位于分散、小型的生产形式和灵活化的就业。这样，当代社会的特点就表现为越来越多的碎片、多样化的社会关系、多元化的生活方式以及日益倍增的个体身份等。作为上述物质条件的文化反映，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和差异消融了所有确定性和普遍性的世界。

在他们看来，后现代世界是支离破碎的、不确定的，当代资本主义也不再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这种认识反映到政治上，便是对任何普遍化政治方案的拒绝、对那些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宏大计划”的排斥。后现代左翼宣称：这个世界是由诸多碎片构成的，其中每一个碎片都为解放斗争打开了一个空间；往日的阶级团结已破裂，基于其他身份和反对其他压迫的社会运动激增。因此，左翼需要在承认变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基于多样化和差异性的政治纲领。他们坚称解放行动不再需要一个中心，阶级斗争也不再成为解放的必要手段。至于工人阶级，后现代左翼强调它已被消费主义收买，因而无须指望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代理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左翼知识分子强调“后现代时期”的到来，但他们并不认为历史已进入后资本主义阶段。例如，不少理论家认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两个不同阶段，但资本主义积累的根本性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可见在这些人眼里，资本主义无疑是继续存在的。

所以，后现代时代观显然是说，时代发生的变化已改变了传统的资本主义，人们再也无须揪住颠覆资本主义的主题迟迟不予放手。这样的时代认识也反映到学术领域，由此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左翼文化。这一文化最突出地表现为左翼知识分子“从传统的话语如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转向近来更为时尚的关于话语、文本以及所谓‘身份’文化的研究”[1]（P2）。这样，放弃了任何社会变革、通过用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超越”代替社会革命，他们将“革命”领域转到了学术上，转到了文本学术政治上。

二

后现代时代观显然是极具破坏性的，它对左翼政治具有严重的不良影响。埃伦·伍德对此极为清醒，因而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入揭批。

埃伦·伍德认为，宣称资本主义已告别了现代主义并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这种说法是轻率的，在理论上更是缺乏洞察力的。“对资本主义历史作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这种阶段划分具体意义究竟何在？可以确定的有一点，即这种划分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我认为，这种等量齐观是一种基本的错误，因为所谓的现代主义方案是很难借助资本主义完成的。”[2]按埃伦·伍德的说法，后现代理论家对启蒙主义、现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存有很大的误解——他们认为代表着理性、进步、普遍知识和技术中心主义的启蒙主义方案是现代主义的起源，现代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文化代名词。埃伦·伍德具体分析了后现代理论家的这些错误。一方面，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误解会让人们把启蒙主义最有价值的内容、尤其是关于人类普遍解放的使命全部抛弃，把一切灾难和毁灭性后果的罪责都推到启蒙主义价值观身上，并宣称这种价值观为资本主义所固有。所以，要避免后现代的错误，人们就必须把资本主义和启蒙主义方案作适当的区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把现代主义等同于资本主义加以反对，这可能同反对资本主义的目标相去甚远。在后现代理论家眼里，只要资本主义克服了他们所反对的现代主义的那些方面，那就意味着现代主义的终结，资本主义也就发生了质的跳跃。但在埃伦·伍德看来，即便资本主义克服了现代主义的某些弊病，也不意味着它有了本质性变化，因为它所克服的恰恰是它同现代主义的区别所在。所以，后现代主义的混同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肯定了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合理性。

埃伦·伍德指出，后现代所宣称的时代变化显然缺乏实在内容，然而他们关于变化程度的叙事却极为夸大其词。“后现代主义似乎体现了一种典型的历史断裂……这种断裂与资本主义历史上其他阶段变化完全不同，它似乎不是直接同上一阶段断裂，而是与资本主义的以往全部历史相断裂。”[2]埃伦·伍德承认，战后以来的新技术变革推动了资本主义在物质上的变化，从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过渡等就是确证。她也承认“新世界秩序”连同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构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时代可能确实发生了某些较大的变化。但她认为把这种变化同后现代主义联系起来是有很大问题的。从根本上说，当今物质形态的变化是一个事实，但它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文化的变迁同样不能代表资本主义的时代断裂。就此而言，后现代左翼观察世界的思维方式是很成问题的，它“显然是以一种模糊资本主义历史特征、低估资本主义社会与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差异的错误历史理论为基础的”[2]。

那么，后现代左翼的时代叙事是否有新元素呢？埃伦·伍德的观点是，不能说这一叙事不包含任何新元素，但这些新元素远不能构成充分的理由使人们相信时代已完成了一次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以福特主义向灵活积累的转变为例，旧福特制下生产的流水线化是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今天的资本家采用新技术同样是出于这一目的。所以，虽然技术始终在变化，但这些变化并不能令人信服地推导出如下结论：当今时代资本主义已发生了显著的历史断裂。所以，“新技术并不意味着一种时代变化，而更多地意味着福特主义的一种变化”[2]。在埃伦·伍德看来，后现代所坚称的巨大变化其实马克思早已提及：“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3]（P275）所以，一种全新类型的资本主义业已出现只能是后现代左翼的午夜呓语。

埃伦·伍德还进一步指出，后现代时代观否认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上的完整性，并拒绝“宏大的”政治计划，这是充满混乱的，也是极其虚伪的。她认为，后现代理论否认“整体性的”知识，坚持“总体化”认识的不可能性，这就“荒诞地封闭了通往整体性认识事物的批判性路径”[1]（P1-2）。它否认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阶级权力的集中或统治的任何制度性根源，“将反对政治撕裂成许多无联系的碎片”[4]，这就使其“与最终的‘宏大叙事’——‘历史的终结’，结成了一个奇异的联盟”[1]（P2）。这样一来，后现代理论虽拒绝任何普遍化政治方案，“但它自己本身就是普遍化的解放方案”[2]。因此，必须辨识后现代主义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否具有真实性，进而辨识并挑战这些方案对当今进步运动施加的种种限制。

三

宣称人类已步入一个“后现代时期”的理论实质是什么，它对反资本主义的进步事业会产生哪些影响，这是埃伦·伍德关注后现代时代观的一个焦点。她从多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第一，“后现代时期”是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心理状态。埃伦·伍德不赞同把后现代时期看作资本主义一个时代。“我倒更乐于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由于一个历史时代结束而产生某种心理状态。”[2]在她看来，这种心理状态同资本主义有一定联系，属于“一代知识分子的理论自我意识”[2]。按埃伦·伍德的分析，战后持续的繁荣使一些人憧憬一种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相信其可能性，他们因此鼓吹温和的斗争方式。但是，伴随着繁荣的终结，他们心中的希望破灭。对于这样的现实，他们无法解释也无能为力，于是便将之归结为历史发生的变化、一次资本主义逻辑的根本性改变：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前可能的事情现在不可能了。所以，后现代时代观缘起于战后长期繁荣所引起的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繁荣终结后令人沮丧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从根本上就是一种失望的情绪在作祟。“后现代主义不再是对疾病进行诊断的一种方式，其本身已成了一种疾病。”[5]（P12）

第二，后现代时代观根本不是在否定资本主义，而是一套不作为的说辞和一种对资本主义胜利论的认同。埃伦·伍德指出，后现代主义时代新奇感的决定因素是无视甚至否定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即“整体性的”资本主义的存在。“它不但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表达（如哈维和其他人已指出的），而且差不多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大规模投降。”[4]这样的理论显然是极为有害的。如埃伦·伍德所言，它不仅毫无用处，而且明确是更不利的因素——它的破碎性“会削弱我们理解和抵抗资本主义制度的能力”[4]，它的政治纲领将导致“社会可能永远不会有革命的重建”[1]（P10）。埃伦·伍德强调说：“有一件事是非常肯定的，即是否存在一种划时代的历史分割断裂？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存在这种断裂？这种断裂有多深？持续多久？对于各种政治方案有什么关键性的影响，或者能得出什么结论？借助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方案设想和历史分期对所有上述问题的理解毫无帮助，甚至会把我们引导到完全错误的地方。”[2]

第三，后现代时代观不光代表着一种失望的心理，它还夹杂着知识分子的极端自大。后现代主义者借口时代变化主张放弃任何社会变革、用解构和“超越”代替社会革命，他们将“革命”领域转到了学术上，转到了文本学术政治上。这在埃伦·伍德看来不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种投机，而且是一种极端的自大和自我推销。诚如她所言，后现代理论“赋予意识形态、政治和‘文化革命’的自主独立性无疑对知识分子有更为特殊的吸引力，因为这正好将革命置于他们的手中”[1]（P10）。它鼓励人们“不仅寻求不依赖工人阶级的政治纲领，而且寻求不受历史限制和没有历史失望的社会改造理论”[1]（P10），这显然是想用知识分子的实践取代阶级斗争，用“话语建构”和文化改造替换社会革命。

“如果说，20世纪下半叶确实有一种特殊类型时代变化的话，我们必须在灵活积累、消费主义、信息技术、后现代主义文化以外的地方去寻找。”[2]埃伦·伍德认为，这一时代变化就在于资本主义“接近于成为一种世界体系”[2]，并第一次渗透到国家、被统治阶级和生产者的全部活动与意识形态中，最终控制了主导文化。但是，即使承认资本主义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人们也应看到它所制造的问题与危机。不断恶化的情况表明，当今的资本主义摧毁了人们的现代主义断想和人类普遍解放的美好愿景，挽救的希望在于社会主义。后现代叙事不是续写历史的精彩华章。“我们必须进行辩论的唯一思想命题就是如何面对这个资本主义新的现实。它的反题自然不是后现代主义，而是社会主义。”[2]

四

对当今时代如何定位，这是当代西方左翼最重要的理论关切之一。它不仅关系到对资本主义走势的判断，也关系到左翼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目标。埃伦·伍德对左翼中流行的后现代时代观进行了深入揭批以消除其不利影响，并在批判中阐明自己的时代认识，在此基础上分析时代条件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利与弊。这样的批判是清醒、理性和客观的，从中我们能获得诸多可贵启示。

第一，透过后现代新奇的时代叙事认清其理论本质尤其是政治投机。埃伦·伍德认为关于“后现代时期”的判断代表的是部分左翼知识分子的失望心理，并视之为一种疾病。正如她所指出的，这样的时代观根本不是在否定资本主义，而是一套不作为的说辞，更是变相肯定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此外，它借口时代变化宣扬放弃任何实质性的社会变革，主张用解构和“超越”代替社会革命，这在埃伦·伍德看来不仅是左翼知识分子的投机，而且是一种极端的自大和自我推销。所以，埃伦·伍德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后现代时代观的理论本质，使我们透过其表面的光鲜看到其内里的空洞，识破其激进伪装而洞察其妥协投降的伎俩。这样我们才能不被其新奇所迷惑、不因其“时尚”而盲从，从而正确地分析和判断当今资本主义现实。

第二，辩证看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准确判断资本主义的现实与未来走势。埃伦·伍德在批评后现代时代观之错误的同时，也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确实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在她看来，这些变化并未超出马克思一百多年前的预测和描述，更未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逻辑。所以，后现代时代观宣称现代性时期已终结，资本主义已完成了质的跳跃，这事实上没有抓住当代资本主义最深层的东西。埃伦·伍德的分析和批判告诉我们，只有从本质层面上观察当代资本主义，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形势。当今全球化浪潮滚滚而来，资本主义势头高涨，社会主义处于相对劣势，不少人因此断言资本主义才是人类最好的发展之路和最后的归宿。这显然是一种缺乏辩证思维的轻率论调。正如埃伦·伍德在《回到马克思》一文中所说，全球化代表着资本在空间上的高度扩张，当扩张接近极限，它的自我调整空间也就极度狭小。所以，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近乎一统天下表明它已达至顶点，盛极而衰是其必然走势。由此看来，关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我们既要看到其变化的一面，又要看到其未变的一面，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审视其历史和现实，理性地判断它的未来。

第三，正确认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关系，加快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轫于启蒙时代的现代性代表着人类对现实的反思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它的一些价值准则，如平等、进步和人类解放等，时至今日仍然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对于落后国家尤其如此。即便是那些已解决了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并部分满足了政治需要和权利的发达国家，也远未真正实现这些目标。所以，简单地废弃现代性不是一种明智的抉择，它不仅无助于人类解决那些目前尚存的问题与危机，反而会因遮蔽了这些问题与危机而导致人类偏离正确的前进方向。就此来看，埃伦·伍德批评后现代时代观简单地否定现代性、粗暴地拒绝启蒙价值观，这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埃伦·伍德强烈反对后现代理论家把现代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文化代名词。在她看来，现代主义方案是很难借助资本主义来完成的，相反，不断恶化的情况表明挽救的希望只能是社会主义。所以，埃伦·伍德的理论告诉我们，要实现人类的现代主义梦想，就必须厘清现代性、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丢弃资本主义一厢情愿的进步方案，回归复兴社会主义之路。更重要的是，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必须辩证地看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超越其现代化目标，去追寻直至实现那不仅消除了贫困、剥削、等级和不公，也荡涤了污水和雾霾、并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美好愿景。

[1]艾伦·梅克森斯·伍德.民主反对资本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M].吕薇洲，等，译.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7.

[2]埃伦·米克辛斯·伍德.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是资本主义？[J].张世鹏，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W ood·Ellen Meiksins,Foster·John Bellamy.Marxism and Postmodernism:A Reply to Roger Burbach[J].Monthly Review,Mar 1996,（3）.

[5]埃伦·梅克辛斯·伍德,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保卫历史：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M].郝名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胡彩芬]

姜霁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教授，法学博士，福建福州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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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09-0020-04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方左翼学者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12JJD710003）；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课题“当代西方左翼的文化批判理论研究”

①埃伦·伍德（Ellen MeiksinsWood,国内也译作“艾伦·伍德”），当今西方政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两大旗手之一、著名左翼理论家。出版有《阶级的退隐》《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资本的帝国》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