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异化思想分歧研究

杨兴华，黄欢

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异化思想分歧研究

杨兴华，黄欢

马克思和鲍德里亚都对一定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揭露，马克思着重剖析人的劳动异化或者说生产异化，鲍德里亚则揭示了充斥在人们生活中的消费异化。人的异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然呈现出不同的表征，但是异化的本质不会变更，鲍德里亚却恰恰在剖析异化背后的逻辑和消解异化的途径上与马克思分道扬镳。二者异化思想分歧的背后是实践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我们必须走出鲍德里亚的误区，回到马克思的本意中寻求人的自由解放之路。

马克思；鲍德里亚；异化思想；分歧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异化指的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在对象化活动过程中成为了不依赖人、统治人的外在的力量，人在对象化的活动中丧失了主体的自由。异化的研究在当代仍然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人的异化的生存境况并没有随着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得以摆脱，反而如魔鬼一般愈加强烈地侵蚀到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对马克思和鲍德里亚异化思想作比较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研究现代人的异化的重要维度。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专门对人的异化劳动作了深刻的批判，明确提出通过扬弃私有制来实现人的自我复归，在其后期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等著作中完成了对异化的视角转换，由最初的道德评价维度转向了历史评价维度，立足于现实生活寻求人的自由解放。鲍德里亚对人的异化的批判延用了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其早期著作中有诸多批判异化现象的痕迹，如在《物体系》中批判物的符号化，在《消费社会》中突出对人处境的关注，并专门论述了当代人的异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进一步揭示了异化背后的符号逻辑等。许多学者认为鲍德里亚对异化现象的揭露与剖析离不开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吸收，乃至就是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在新时代下的演绎，但是在扬弃异化的道路上鲍德里亚却与马克思渐行渐远，从其著作《生产之境》开始彻底脱离了马克思，最终走向后现代主义。

一、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关于人的异化现象、异化产生根源和扬弃异化途径的分歧

（一）关于人的异化现象

马克思批判的是人的劳动异化，鲍德里亚则重点批判人的消费异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人的本质是劳动的思想，提出现实社会中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所在，人要实现自我的解放就必须实现劳动的自由解放。但是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劳动尤其是工人的劳动面临着严峻的异化，作为人的对象化的劳动从相反的意义上否定了人自身。马克思从四个方面批判了人的劳动异化现象：第一，人与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将此称为“物的异化”。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工人生产的财富不属于自己，劳动产品数量的增长与工人贫穷加剧成正比，劳动效率越高，对工人的需求量越少，越多工人参与竞争，工人的工资越贬值，劳动产品成为与工人相对立的异己存在物。第二，人的生产活动的异化，马克思称之为“人的异化”。工人的劳动过程本来是对象化的过程，是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过程，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没有生活资料，他必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低廉的生存资料，工人劳动的过程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在生产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人的本质力量外化的过程，在劳动中工人备受摧残、感到不自由，只有在劳动之外行使吃、喝、生殖等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由。第三，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最大特点在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异化劳动颠倒了人的意识与人的生命活动的关系，作为人的类本质的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在工人那里却退化为仅仅是维持生存需要的一种手段，工人为了取得生存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一个生产工具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第四，人与人的异化，“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同他人相对立”[1]（P59）。人的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是异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不是平等的，而是人统治人、人奴役人，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属于自己，而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作为生产者的工人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鲍德里亚在《物体系》和《消费社会》中指明人受到物的包围与控制，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主导的社会转变成为消费主导的社会，人的异化的集中体现是消费异化，在消费社会中人们面临的不再是物质的匮乏所带来的痛苦，而是物质的丰盛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的主体地位被物所取代，而此物并非物的现实意义，而是物的符号意义。特别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通过一则《布拉格的大学生》的故事深刻揭露了人在现代消费社会的深度异化，总结起来消费异化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总体性的异化。鲍德里亚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此阶段，生产力在资本符号的推动下迅速发展，在消费社会中所有的一切都能成为商品，都能进行买卖，都受到商品逻辑的支配，消费控制着我们整个生活，这是一个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劳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致个体的幻想和冲动。”[2]（P197）丰盛社会中的消费是一种白色戏法，这种戏法像中世纪的魔鬼一样吞噬着人类历史、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本身，以至于社会分层也是以消费水平来划分了。第二，物的符号化与真实之死。商品对于人的价值原来主要体现在其使用价值上，但在消费社会中，商品不再以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为特征，而是以符号价值为主导。例如购买豪宅、豪车是由于其能带来一种象征上层社会人士的符号意义，人们更多地关注声誉、权力等符号价值，甚至连美丽也变成了功用性的。消费的过程演变为吸收符号和被符号吸收的过程。不仅如此，商品的真实之死与符号化的控制并不是单一的，这种符号化的控制还形成了一个暗示意义链，人们在购买商品的时候不是单独地看待某一件商品，而是把它看作是成套的组合，在这种通过广告和商标放大的暗示观念下，人们不自觉地把彩电、冰箱、洗衣机看作一整套商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2]（P3）在这一系列动机的驱使下，人们的消费愈加趋向于同质化了。第三，人面临“先验的终结”。人在消费中的主体性被物所取代，取代主体性的物不是真实的物，而是符号的秩序。物的符号化使得人再也无法体察自身的真实需求，人丧失了思考和审视自我的视角，先验性与目的性就此终结了。

马克思从生产逻辑揭示异化产生的根源，鲍德里亚则从符号逻辑来剖析异化，在这两种逻辑的背后是现代与后现代的分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明确指出异化劳动生产出了异化的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1]（P61）。因此，不像国民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异化劳动是私有财产的结果，而应该是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劳动通过私有财产实现异化。在后期的著作中，马克思进一步通过生产逻辑对异化进行分析，指出异化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客观必然性，异化不是从抽象的人性出发认识的，而是应该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认识，这些都受到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影响。

早期鲍德里亚对消费异化的研究结合了符号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社会学，在分析异化现象时包含生产逻辑与符号逻辑两条逻辑进路，但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鲍德里亚脱离了马克思的生产逻辑，他认为生产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一个消费时代，主导社会的是符号逻辑。他认为异化是人的宿命，是商品社会的必然现象。“一切异化的理想解决办法都被无情地击碎。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与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2]（P196）他后期又指出，人们终将迷失在仿真与模拟的世界中，失去对真实自我的判断。“‘异化’保留着主体的想象，甚至是历史主体的想象。主体不可能再次成为总体的人，他不可能重新发现自己，今天他已经失去了自身。”[3]（P153）

（三）关于扬弃异化的途径

如何扬弃异化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复归呢？马克思认为自我异化的扬弃和自我异化走的正是同一条道路[1]（P78）。既然异化是通过私有制来实现的，那么扬弃异化也就必须通过扬弃私有制来实现，即通过不断地扬弃私有财产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但在现实生活中私有财产的扬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一个过程，即从最初的粗陋形式到具有政治性质的形式再到完全的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1]（P81）。在扬弃异化的道路上马克思始终坚持实践哲学，他指出通过共产主义扬弃异化的道路不是凭空进行的，这依赖于一定的现实条件，也就是普遍的异化情况，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恰恰符合这一条件。在马克思后期的著作中，对共产主义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进一步作出说明，找到了从现实通往理想的道路。对马克思扬弃异化的实践道路离不开两个方面的理解：首先，马克思在现实生活中发现剩余价值，找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证明了工人在现实生活中被剥削的事实及异化的处境。其次，通过现实生产生活构建唯物史观，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人类社会发展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个阶段，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最终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除非变革生产关系，否则资本主义就无法存在下去，生产关系的变革意味着资本主义最终必然消亡。而在一定的劳资矛盾尖锐条件下，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能够通过革命实现对资产阶级政权的颠覆。

鲍德里亚对于扬弃异化的道路和马克思背道而驰，他放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也放弃了马克思的实践道路。早期他曾指出异化是商品社会结构本身，是无法超越的，并且寄希望于类似五月风暴的突发事件来抵抗消费社会的异化统治，“我们期待着剧烈的突发事件和意外的分化瓦解作用和1968年的五月事件一样无法预料但却可以肯定的方式来打碎这白色的弥散”[2]（P203）。后期鲍德里亚背离马克思后，走向后现代，在扬弃异化的道路上显露出浓重的乌托邦色彩。他不赞同马克思立足于唯物史观找到的扬弃异化的实践道路，激烈地批判马克思以生产为基点的历史哲学，认为马克思的生产概念并不能够作为所有历史阶段的起点，指出前现代是象征性社会，现代社会是生产型社会，而后现代社会是围绕拟真组织起来的，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仅仅适用于现代社会，而并不适用于前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因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终结了，现代性也终结了。在拟真型后现代社会中，符号与真实之间没有了任何关系，人无法揭示仿像之下的现实，所有的异化、解放、革命都烟消云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把人看作是被剥夺的、异化的人……这种分析把人看作是总体性的筹划。与这种分析相反，对于乌托邦来说，与异化的概念将没有任何关系。”[3]（P152）鲍德里亚在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否认马克思寻求人的自由解放道路之后却没有找到扬弃异化的现实路径。他主张将现实世界纳入理性世界来批判，但这种批判缺少历史维度，脱离了人与人的现实的社会关系，远离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这种批判看似一种超越，实则重新退回到了形而上学的道路上。

二、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异化思想分歧的原因

（一）时代背景不同

马克思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鲍德里亚处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二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必然导致二者理论的差异。

第一，在早期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掠夺与原始积累，物质相对匮乏，劳动生产率相对落后，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生产而不是广告、商标或者大众媒体，异化的突出表现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异化。而鲍德里亚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工业飞速发展，生产力不断提升，现代技术的极大发展打破了物质的匮乏，带来了物质的丰盛，消费的重要性上升，消费能促进生产、引导生产以及控制生产，资本主义对生产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操纵消费和创造新的商品上，符号价值领域应运而生。因此鲍德里亚将重点放在了消费异化这一当时社会的突出现象中，并且以符号逻辑来分析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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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20世纪60年代鲍德里亚进入了激进政治的大本营南特，在这一时期与法国左翼建立了联系，并参与了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但是法国共产党对五月风暴不作为令他感到十分失望，他由此转而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持怀疑态度，加之受到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误解为经济唯物主义和生产决定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教条化，法国共产党的失败就根源于过时的马克思主义。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鲍德里亚站在了后现代的立场上，批判马克思以生产的基础概念以及由此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由此放弃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对异化的根源以及如何扬弃异化则走向悲观的大拒绝，没有找到一条积极的实践路径。

第三，与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直接而尖锐的矛盾对立不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劳资矛盾表面上趋于缓和，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更加隐性，西方马克思主义普遍转向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批判，鲍德里亚受到法兰克福学派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放弃传统马克思扬弃异化的阶级与革命立场，转向消费意识形态的批判。

（二）理论来源、理论起点及批判维度不同

第一，就二者的理论来源来看，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来源主要有黑格尔人的劳动本质思想、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以及空想共产主义理论。鲍德里亚的异化思想主要来源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思想、罗兰·巴特的符号学以及马克思的异化思想。除此之外还受到德国文学、拉康的“镜像”学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德波的景观学说、巴塔耶及莫斯的法国文化理论的影响。

第二，就二者的理论起点来看，马克思是以劳动或者说生产为起点的，马克思由人的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劳动批判人的劳动异化，以生产为起点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同样以生产为起点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鲍德里亚则以消费为起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生产型社会过渡到消费型社会，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控制生产，在消费主导的背后就是符号的逻辑，贯穿其异化思想的是符号对人的奴役与控制。

第三，就二者的批判维度来看，马克思运用了两种维度来批判异化，早期采用的是道德评价的维度，对异化劳动进行一种人道主义的批判，从《神圣家族》开始，马克思转而从历史现实出发来客观评价异化，指出人们不会将异化看作是观念中的现象，也不会以意识的复归来消灭物质的异化，无产阶级看到了自己非人的存在现实。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构建起历史唯物主义，将异化放入到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来评价。由道德评价的维度转向了历史评价的维度说明马克思批判异化的方式是紧密联系实践的[4]。鲍德里亚采用的则是人道主义的维度来批判异化，从早期通过主客体颠倒来批判人的主体性受到物的控制，到后期走向形而上学，在后现代的立场上批判社会，认为人的主体性彻底丧失、走向虚无，总体性变成碎片化，人完全受到符号的控制，鲍德里亚的批判维度是脱离了实践来讨论的。

三、对鲍德里亚异化思想误区的反思

鲍德里亚的误区根本上说是脱离实践哲学走向形而上学，在批判世界的过程中倒向了后现代主义，鲍德里亚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立足于从解构现代社会的认知原则、解构现代人的主体性等出发，来建构一个崭新的世界，但是这种建构仅仅是局限在理性世界中，在把原本认知的世界打成碎片化之后，却无法从实实在在的现实生活中找到改变人类困境的道路。在二者异化思想分歧的背后，有两点值得我们反思，即如何看待人的主体性与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

（一）如何看待人的主体性

马克思和鲍德里亚都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是二者对主体性批判有着根本的不同。马克思站在实践哲学的立场上深刻批判了黑格尔的理性主体性形而上学，指出人的异化不是精神世界的异化，宗教不过是人的现实中的异化在意识中的反映，人不是在世界之外而存在，人不是理性主体，而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人，只有从历史哲学出发才能真正揭露人的异化。“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5]（P2）因此马克思批判理性主体是为了重新构建实践主体，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重新揭示出人存在的意义，让人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实现自由解放。

鲍德里亚是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对主体性进行批判的。他认为，人的主体性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不断扩张，但是在启蒙理性精神的指引下，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的主体性地位反而愈加受到动摇，人不但没有走向解放，反而受到技术的奴役。鲍德里亚和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对现代技术进步带来的人的异化程度的加深进行了深刻反思，对现代性批判的核心放在了颠覆与解构人的主体性中，认为这种解构并没有从积极意义上建构起人的主体性，而是走向了人的主体性的消解，宣称“人死了”，世界是一个无意义的世界。对主体性的不同见解使得马克思与鲍德里亚在人的异化如何超越的问题上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弘扬积极的实践哲学，鲍德里亚注定走向虚无。

（二）如何看待历史唯物主义

早期的鲍德里亚曾经受到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在后期的研究中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在《生产之境》中激烈地抨击了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以及以此为基础构建起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攻击马克思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只是通过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打碎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抽象普遍概念，但打碎这些概念之后并没有逃离出形而上学的陷阱，劳动、历史唯物主义等概念只不过就是一串符号罢了，“概念在无限的换喻过程中唤醒着自己，这个过程表现如下：人是历史的；历史是辩证的；辩证法是物质生产过程；生产是人类存在的活动；历史是生产方式的历史”[3]（P31）。鲍德里亚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存在误读的，他片面地把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言说，把生产看作是一个创造的概念，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和以往形而上学一样仅仅是解释世界的方式，却忽视了马克思是从现实的尘世生活出发来谈生产、谈实践。历史唯物主义超越以往哲学之处就在于把从事社会生产的现实的人作为主体，鲍德里亚建立的符号哲学恰恰脱离了现实的从事社会生产的人，从而落入形而上学的陷阱。

四、结语

鲍德里亚在新的时代下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揭露是十分深刻的，他提出的符号批判为马克思主义的对异化现象的批判作了很好的补充。但是鲍德里亚没能走出误区，其思想看似后现代对现代的批判与超越，实则是抛弃了实践哲学的道路退回到形而上学的阵营中，一步步消解了人的主体性，使得哲学脱离人的现实生活，失去对人生存的积极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所言，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根本应该在于改变世界。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鲍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鲍德里亚.生产之境[M].仰海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4]俞吾金.从“道德评价优先”到“历史评价优先”——马克思异化理论发展中的视角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戴庆瑄]

杨兴华，广西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黄欢，广西大学政治学院2013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硕士研究生，广西南宁5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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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5)09-0005-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