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观及其当代价值

肖杰

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观及其当代价值

肖杰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的廉政论述，但是在包括《法兰西内战》在内的众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阐述了有关政治腐败和如何开展廉政建设的观点，深入挖掘和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廉政观点，厘清其内在思路与价值诉求，对于认识和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廉政观的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正确的政治观教育，改善政治生态，推动廉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廉政观；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廉政建设虽然没有专门的研究，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有许多重要的相关论述，这些论述丰富了无产阶级廉政建设的思想，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廉政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人类社会的历史以及对所处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从中提出如何进行廉政建设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腐败是由于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以及国家的产生而出现的，腐败在阶级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由于阶级的特性，腐败不可能得到完全治理。只有推翻腐朽阶级压迫和统治，消灭腐败的根源即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人民负责政治管理，才能彻底有效地根除腐败。他们在对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进行总结、对资产阶级政府进行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进行科学预想的前提下，产生了丰富的廉政建设的观点，这些观点为当代中国廉政建设提供了科学启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建设的宝贵思想来源。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政治腐败的揭露与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的腐朽深恶痛绝，他们认为，资本主义腐败的根源在于生产资料私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政府官僚制度的存在。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指出：“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阶级像英国资产阶级那样堕落，那样自私自利到不可救药的地步，那样内部腐败，那样无力再前进一步。”[1]（P476）资产阶级把金钱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活着就是为了赚钱，“在这种贪得无厌和利欲熏心的情况下，人的任何观点都不可能不受到污染”[1]（P476）。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使得“表面上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政权，实际上正是这个社会最丑恶的东西，正是这个社会一切腐败事物的温床”[2]（P154）。对于资产阶级政权，马克思透彻地指出：“政府制度是靠维护一切卑劣事物为生的，它本身无非是以政府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卑劣事物。”[1]（P6）无产阶级根本不可能获得完全的政治权力，而资产阶级却通过所掌握的权力，对无产阶级进行剥削和压迫，“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2]（P152）。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无产阶级是被奴役的对象，这种经济上的控制和政治上的统治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种无比丑恶的面貌：“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款，又使各式各样骗人的供货合同、贿赂、贪污以及舞弊勾当有机可乘。在发行国债时大批地骗取国家财物，而在承包国家工程时则零星地骗取。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3]（P82）“政府都被置于受议会控制，即受有产阶级直接控制的地位。它不但变成了巨额国债和苛捐重税的温床，不但由于拥有令人倾心的官职、金钱和权势而变成了统治阶级中各不相让的党派和冒险家们彼此争夺的对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质也随着社会的经济变化而同时改变。”[1]（P152）“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趋势获得了充分发展的余地，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丑恶事物就毫无阻碍地泛滥起来。这同时也是穷奢极欲、粉饰太平的闹宴，是‘上等阶级’的一切下流欲望的渊薮。政府权力的这种最后形式同时也是它的最淫贱的形式，是一帮冒险家对国家资源的无耻掠夺，是制造大宗国债的温床，是对变节卖身的赞美，是一种虚饰矫作的扭曲的生活。这一从头到脚披着华美外衣的政府权力已陷入污泥。”[1]（P221）资产阶级的腐败根深蒂固，是由其逐利本性所决定的，而要彻底根除腐败，则必须要用新的社会形态和政治组织形式来取代资产阶级社会和政府。

揭露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腐朽性，为巴黎公社的廉洁性提供了鲜明对照。资产阶级政府的腐败既是其政治制度所造就的，也是其掌权者本身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恩格斯曾以美国为例，指出：“正是在美国，同在任何其他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2]（P110）“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来达到最肮脏的目的，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进行统治和掠夺。”[2]（P110）恩格斯用事实证明了资产阶级政府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进行廉政建设，因为他们的本性就是把剥削和掠夺当成一种生存的本能，这也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共有本性。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曾对梯也尔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他是这个资产阶级的阶级腐败的最完备的思想代表。”[2]（P135）这个人所代表的国防政府出卖国家利益，成为卖国政府。甚至在向国外借款时抽取佣金，乞求普鲁士军队占领巴黎，以梯也尔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权所关心的不是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是把所代表阶级和个人的利益摆在首位，把政治权力当成利益交换工具。马克思之所以在《法兰西内战》中首先把梯也尔和他所代表的国防政府进行描述和批判，正是为了与巴黎公社的光辉形象形成鲜明的对照，证明巴黎公社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新生政权在反对腐败、实现廉洁政治方面与其他的这些腐败政权有天壤之别，这样的差别决定了腐朽资产阶级政权不可能让无产阶级政权顺利发展，这是两个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因此，要真正建立起廉洁政府，则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使政府做到以民众的利益为先，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根除腐败产生的政治基础，才能有效地实现建立廉洁政府的目标。

二、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廉政建设提供现实依据

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在公社建立的72天时间里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成就，为马克思恩格斯验证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政权建立的前景提供现实依据，也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廉政建设思想更为明晰。《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著作中蕴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开展廉政建设的观点，为之后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宝贵意见。其中包括了以建设廉价政府作为廉政建设的环境；培育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廉政建设主体，使公职人员由社会主人转变为社会公仆。

（一）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廉价政府”：廉政建设环境的改变

“廉价政府”指的是政府机构应该做到在规模上精简，在行政过程中减少运转环节，使政府公共消费开支得到最大程度的缩减，减轻社会的公共税收压力，以保证维护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在财政支出上实现合理、节约，也被称为“低预算政府”或“夜警政府”。如果一个政府机构臃肿，层级过多，就会造成人浮于事、职能模糊的局面，这时行政成本就会上涨，在行政过程中出现权责不明的情况，行政活动中公务员互相推诿、扯皮，工作效率低，成本上涨和行政效率低下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原本应该用来改善民生的社会财富就会被政府的低效率所挤占，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而由于政府决策机制不完善和决策水平的低下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则由社会买单，而这样的后果又容易产生奢侈浪费、腐败丛生。因此建设廉价政府不仅仅是出于对政府行政效率的考量，也出于廉政建设的需要。

廉价政府产生于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理想政府的构想，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权中起到了重要思想启蒙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限制政府权力、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下财产私有为前提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护资产阶级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所推崇的廉价政府的实质是为了保护资本主义私有制，一切目的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而对无产阶级来说，资产阶级政府只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轮流争夺霸权的统治阶级中的各集团各党派，都把占据（控制）（夺得）和操纵这个庞大的政府机器看作胜利者的主要战果。这个政府机器集中力量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的国家寄生虫和巨额的国债”[1]（P192）。资产阶级所谓的廉价政府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它的阶级本性决定了必须要有庞大而复杂的政府机构来维持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这样的政府既不能保证廉价，也不能实现廉政，而真正的“廉价政府”，只有建立代表绝大多数无产阶级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的历史功绩时，指出无产阶级政权所建立的是真正的廉价政府，这是由无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马克思看来，巴黎公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了廉价政府的功能。首先，官僚的特权被取消，公社取消了常备军和官吏两项最大的开支。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维持着庞大的政府机器，常备军、官僚、警察、僧侣和法官像蟒蛇一样控制着现实社会的机体，官僚系统利用手中的特权来掠夺国家资源，政府成为资产阶级赏赐给官僚的财富，巴黎公社实现了用人民选举的公职人员来代替官僚，“这样的政府清除了使政府工作人员变为官僚的土壤，取消了政府工作人员凌驾于人民之上的特权。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民政府，也是低政治成本的廉价政府”[4]。其次，社会负担减轻、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由于官僚体系的破产，维持这一庞大群体所需要的社会资源相对减少，公职人员只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一切行政事务都由公社委员会负责，军事和治安也交由公社成员承担，原先那些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发展的官僚和机构都被清除出公社的行政事务当中，这样就降低了行政支出，社会的负担得以减轻，可用于社会发展的资源增多，也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最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是廉价政府的基本目标。公职人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人民可随时撤换不称职的公职人员，选举合格的公职人员开展行政管理。这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在这政权所建立的政府中，腐败分子再也找不到机会和条件继续腐败，因为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而廉政成为公职人员的必备素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廉价政府真正实现了廉政的政治环境，体现了无产阶级领导政权的纯洁性。

（二）从社会主人到社会公仆的转变：廉政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阶级剥削和压迫所创造的只能是阶级之间的对立和矛盾，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所建立的政府是对无产阶级进行压迫的政府，政府内的公职人员则是为了把这种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实质转化为国家意志而组织起来的，他们工作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实现资产阶级的意图。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当中，公职人员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廉洁从政，因为他们的整个政治基础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专制之上，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要实行政治上的两面性，对资产阶级实行的公平和公正，就是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奴役。资产阶级统治者以社会主人的身份从无产阶级身上剥夺更多的利益，用对方劳动创造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而要打破这种剥削局面，则必须要让政府和公职人员回归社会公仆的身份，从根本上说则是要无产阶级掌握政权。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者对全社会负有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新的社会使命，只有在这一使命激励下的无产者才能够把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把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打碎。”[1]（P194）

要把国家、政府和公职人员从社会主人转变为社会公仆，首要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民民主。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充分发扬无产阶级民主的作用，实现了公社成员管理政权。首先是选举权。马克思指出：“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作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作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1]（P196）而巴黎公社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实现了真正的普选，“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1]（P111）。正是由于有了真正的选举权，公社成员才能选举出那些真正为公社和人民谋福利的人担任公职，而那些资产阶级的腐败分子则被排除在公社政权之外。为此马克思赞扬道：“从来还没有过进行得这样认真仔细的选举，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充分地代表着选举他们的群众的代表。”[2]（P190）其次是监督权。“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2]（P222）监督权的实施为普通民众监督政府公职人员的行政过程提供了依据，因为它能够“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因为这些勤务员总是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的”[2]（P196）。巴黎公社把监督权归还给普通民众，公职人员在民众的监督下工作，因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为民众所了解，公职人员的行政过程自然成为民众的监督重点，制定的政策则要符合民众的利益，而不能违背这一原则，正是有了监督权的存在，才能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确保其廉洁从政。最后是罢免权。马克思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们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承担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的工作人员。”[2]（P154）“法官和审判官，也如其他一切公务人员一样，今后均由选举产生，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罢免。”[2]（P155）在公社内部，公职不再是一种攫取个人利益的职位，因为所有公职人员只能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报酬，他们也就失去了那种以个人利益的获取来判断社会地位的依据，成为普通民众的一员，而不是那些带有神秘感、只有少数人才能做的工作，公职人员从公社成员中选出，他们具有极高的政治觉悟，会为公社和普通民众服务，而一旦民众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能继续履职的时候，普通民众掌握罢免权，使公职人员难以再尸位素餐，有助于公职人员的优胜劣汰，保证为民众服务的质量。由于民众有了真正的选举、监督、罢免权，公职人员真正由社会主人变成社会公仆，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为公社利益服务、为社员服务，做到廉洁奉公，使巴黎公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廉价政府，为无产阶级政权如何实行廉政提供了现实参照。

三、马克思恩格斯廉政观的当代启示

（一）廉价政府是廉政建设的组织基础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建立廉价政府的口号，何为廉价政府？毫无疑问，廉价政府首先是与政府的开支相联系，巴黎公社实现廉价政府的目标在于“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2]（P157）。取而代之的是公社委员会，公社成员共同为公社的运行而工作，常备军和国家官吏的取消使政府不再需要专门负责这些人和部门的运作和需求，减少了政府的支出，从而确保把开支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如改善民生、增加就业等方面。而廉价政府的实现除了开支上的缩减外，还必须要减轻人民的负担，巴黎公社把政府的基本运作交给公社委员会执行，选举出那些真正为公社负责的人来担任具体职务，领取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最低工资报酬。由于政府运作的成本降低，能够用于改善民众生活条件的开支就会相应增加，确保了廉价政府的服务效率。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实践马克思“廉价政府”的理念。如延安时期的“精兵简政”，改革开放后的大部制改革、政府权力下放等，而当政府各部门越来越完善、组织机构越来越健全后，对于如何贯彻廉价政府就由最初的缩减机构向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开支等方向扩展，如当前的“八项规定”“反四风”“三严三实”，目的就是要在确保政府工作顺利有效开展的前提下使政府工作人员真正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涉及到政府的具体运作程序和政策执行过程的有效链接，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寻找到廉价政府和高效政府之间的平衡点，才能达成具体目标。

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版的导言中，提出在巴黎公社时期，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把联合与团结作为公社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而不是把本派的那些反潮流而动的政治主张进行顽固的坚持。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把集体利益放在个人或派别利益之前，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民主廉洁政府。我国当前政府改革除了实现权力下放、责任分工明确等条件外，还要结合无产阶级政权的特性，实现在廉价政府基础上的廉洁政府。首先，做好对政府规划制定的审查，对于那些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以追求领导政绩、假大空式的建设目标进行否定，充分发挥好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避免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独断专行；其次，把党委集体决策的领导作用利用好，防止某些地方政府的领导过于强势，出现一言堂、老板式的决策，这也是防止领导腐败的有效方法；最后，充分调动起社会监督积极性，而不能流于形式，把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组织监督贯彻好、执行好，对于那些以各种手段逃避监督的部门和公职人员，除了要督促整改外，还要严查其背后的诱因，对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国家法律法规、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有相应的措施，实行优胜劣汰，从根本上确保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为政府的高效运作提供廉洁支持和保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繁荣发展。

（二）防止权力的异化是廉政建设的重要工作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中国共产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权力如果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就会产生腐败，这是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几百年前就得出的结论。马克思指出：“从前有一种错觉，以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领干薪的人，这些人身居高位，收罗人民群众中的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到等级制国家的低级位置上去反对人民群众自己。”[2]（P196）正是由于人民所赋予的权力没有应用到为人民服务当中，而是把权力运用到反对人民、谋取私利的贪污腐化当中，人民的权力被异化成这些腐败分子的个人权力，自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廉政。正如马克思在揭露梯也尔的欺骗性时所说的，在野时毫不迟疑地鼓吹革命，掌权时毫不迟疑地把革命投入血泊，梯也尔之流的腐败分子不是个例，只要有以权谋私的意图、有不受监督的权力，任何公职人员都有成为腐败分子的可能。在我国也不例外。腐败是政治发展的毒瘤，这与社会主义政治的廉洁性是不相容的。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就会陷入亡党亡国的境地，因此，要反对腐败，就要从根本上反对权力的异化。

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认为，异化是一个人类自身的创造物，但却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演变，成为一种异己的、强加的、外在的力量从而反过来压迫人、奴役人的现象与过程。而权力也存在与劳动异化相同的趋势。资产阶级革命往往是先联合各阶层劳动人民，当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原先的革命联盟马上分崩离析，无产阶级的政治诉求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资产阶级对权力的独享。这就使得原先的权力共有变成权力倾斜，使无产阶级应该享有的正当权力变成被权力所控制和迫害，这正是权力发生了异化的表现。而要打破权力的异化，则需要重新对权力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是“彻底清除了国家等级制，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以真正的责任制来代替虚伪的责任制”[2]（P196）。人民不再是政治中的被压迫者，也不是受到资产阶级欺骗的盲目参与者，而是有了自己的权力，不再受制于资产阶级政客。在巴黎公社，民众有了政治权力，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监督权和罢免权，公社把属于民众的权力还之于民，实现了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但正是由于这种对权力异化的纠正，引起了资产阶级在内的腐朽势力的极大恐慌，因而对巴黎公社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而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保障了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力，通过宪法的形式进行了明确的规定，这对于防止权力异化具有重要的作用。要防止腐败，除了以制度和法治的形式进行约束外，还要充分调动权力的主体——人民群众对权力使用者的行为进行有效监督，实现人民权力的民有民享，实现一切属于人民的保证。通过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5]。把人民群众的监督和公职人员的自我约束结合起来，构造道德教育和法治惩诫对权力的约束氛围，使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从而实现我国政治生态向廉洁、民主、高效的方向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胡连生.马克思的廉价政府理论[J].红旗文稿，2009，（12）.

[5]习近平.让权力行使者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N].光明日报，2013-04-02.

[责任编辑：胡彩芬]

肖杰，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桂林54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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