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

何明星 李红杰

【摘要】通过经济、外交、文化之间协调互动，全面打造国家综合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通用模式。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大众传媒为主的单一传播模式，亟须相关部门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和形式创新，全面升级到整合传播时代。我们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对口培训一批专业人才，组建一支中国文化传播基金，分期、分批建设一批中国文化体验设施等，从而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真正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传播;新格局

【作者单位】何明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李红杰，五洲传播出版社。

众所周知，经济、外交、文化之间协调互动，全面打造国家综合软实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参与国际竞争的通用模式。以美国为例，早在2002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要综合运用文化、经济和公共外交等多种形式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渗透和推广，特别强调要以美国企业为中心向全世界推广美国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并指出这是美国安全战略的灵魂与核心。美国这种大文化的世界战略有效地维护了其在全世界的文化霸主地位，以至于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对其文化地位产生丝毫的负面影响。而以此反观中国对外文化传播体系建设，却存在着以下不足：

首先是对外文化传播与海外投资等经济活动没有协调互动，合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格局迄今尚未形成。据商务部公开的数据显示，“十一五”期间中国已经有1.3万家投资者在海外设立境外企业，企业数量达到1.6万家，中国境外总资产已达1.5万亿美元。而根据2012年、2013年的发展趋势估计，中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十二五规划目标，即在2015年底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500亿美元，年均增长17%;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和营业额分别达到1800亿美元和12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各为6%;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劳务55万人，在外劳务超过100万人的计划。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但美中不足的是，迄今为止，经济与文化双轮驱动打造中国软实力，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格局一直没有出现。这导致中国资本在世界市场上“单兵突进”，在与西方跨国资本在技术、资源和人才等方面展开全方位竞争的同时，长期处于西方舆论攻击的被动地位。西方跨国资本为了应对中国竞争，充分整合了媒介、舆论等文化软实力资源，对于中国企业在海外的投资经营活动蓄意“妖魔化”，有的甚至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等舆论甚嚣尘上，导致一些中国能源、交通等基础建设工程受阻，并购失败，项目运营产生亏损，并对中国国家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害。因此，加强文化与经济之间协调互动，打造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对外传播新格局迫在眉睫。

其次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实践已经大大超越了以大众传媒为主的单一传播模式，亟须相关部门解放思想，大胆进行机制创新、体制创新和形式创新，全面升级到整合传播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已经从图书、期刊、报纸、电视、电影、广播和互联网等大众媒介传播，转变成为不同媒介的高度融合，并需要进一步通过组织传播和部分地区、部分国家的人际传播，才能取得传播实效。中国上万家海外投资企业、几十万中国留学生和在全世界各地从事劳务、工程承包的近百万中国产业工人以及成千上万的中国制造产品，它们在不同层面上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信息而成为对外传播的载体。从理论上讲，这些都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体系的一个有机组织部分。然而，无论业界，还是政府主管部门，都还停留在以外宣模式为主，依靠大众传播媒介进行对外传播的层面上，一些具有广泛传播效果的资源、传播手段和传播渠道还没有被充分调动和组织起来。我们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传播的管理机制创新、体制创新，从单一的对外传播全面升级到整合营销传播时代。如何拓展新形势下的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框架，把已经在海外投资、工程承包、劳务承包的上万家企业主体以及中国制造的各种产品，同时赋予其文化传播主体功能，这是需要政府主管部门、学术研究机构和对外传播机构合力探索才能完成的重大现实课题。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客观上进一步加快了中国优势产业和富裕产能向外转移的步伐。为此，我们要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契机，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笔者建议可以实施“三个一”工程：即对口培训一批专业人才，组建一支中国文化传播基金，建设一批中国文化体验城。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是对口培训“一带一路”国家的传媒业人才，为中国文化产品全面走进丝路国家打造人脉网络。“一带一路”是集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与时空跨越为一体的重大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其核心是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而文化传播是推动“一带一路”64个国家、地区文化交流，打造政策相通、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但迄今为止，一带一路所涉及的64个国家中，我们只对欧洲部分发达国家以及往来密切的东南亚国家的传媒业法律制度、行业现状和发展水平等方面相对熟悉，对其他绝大部分国家，我们是不熟悉的。这些国家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信息透明度不高，在全球文化传播中的“知沟现象”明显。以巴基斯坦为例，巴基斯坦拥有1.8亿人口，其中多半是文盲并且没有劳动技能。该国农业人口比重很大，62%的人口住在农村，而吸收了该国45%劳动力的农业对GDP的贡献只有21%。因此，巴基斯坦年均GDP增长率只有5%左右。巴基斯坦新闻出版广电等产业水平参差不齐，大体相当于中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再加上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存在，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定，法律不完善，贪污腐败严重，投资环境很差。类似情况在缅甸、印度、土耳其以及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普遍存在。因此，我们亟须打造一个以丝路国家传播业为核心的文化信息交流平台。这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政策沟通、道路联通和贸易畅通，而且还会为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信息咨询，避免投资项目的盲目性、重复性，使有限的资金投入产出最大效益。其具体操作方法是我们可以邀请丝路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传媒行业的官员、主管和相关专业机构负责人定期来华进行短期培训，通过这样的方式，让他们熟悉和了解丝路国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文化行业的发展现状与现实需求，从而为中国图书、期刊、影视以及文化演艺、展览展出、汉语国际教育等文化产品全面走进丝路国家打造人脉网络。

第二是建立一支中华文化传播基金，从“一带一路”国家开始，逐步参与全球关于中国主题文化产品的生产、制作和传播，为主动设置话题、议题和影响世界舆论提供抓手。

“一带一路”的国家中，有许多是亚洲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在亲身感受中国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学习和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经验、中国道路与发展方向及中国文化的巨大需求。但由于经济不发达，文化发展水平低，这些国家基本不可能大规模、有组织和有计划地开展中国影视、图书等文化产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另外，再加上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在世界舆论传播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些国家对中国文化的一些认知大多都是经过了西方思想价值体系的过滤。因此，这些国家很难形成对中国的客观认识和真实判断。以印度的马拉塔语为例，该语言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使用该语言的族群主要分布在印度西海岸从孟买到欧亚并向内陆延伸至那格浦尔（Nagpur）东约160公里处。该族群是印度众多族群中经济较为发达，与外界联系较多的一个民族，使用马拉塔语人口数量约为6500万人。但从2009年至2013年的5年间，用马拉塔语翻译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仅有一种，还是译自英文的华裔法籍作家高行健的一部小说。西方舆论对于一带一路地区的影响渗透程度可见一斑。

中国自古就遵循着国与国之间开展平等交流、文化互鉴和尊重语言文化多样性的基本态度。这也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60多年来始终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我们亟须设立一支专业化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重点支持如乌而都语、泰米尔语、孟加拉语、印地语、土耳其语和波斯语等一些与中国地缘相近、人员往来密切、使用语言人口基数大的国家，资助他们翻译出版中国图书、报刊等文化活动;鼓励中国边疆省份设立面向“一带一路”国家的大众传播机构，举办相关中国文化演艺和展览、展示等交流活动;支持各类企业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拍摄、制作相关影视产品。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扶植专业组织结构，对这些地区的学者、友好人士和志愿者进行规模化培训，加快“一带一路”国家传播中国文化的发展步伐。

目前，欧美国家的一些文化学术研究、出版基金，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整体处于维持甚至萎缩状态，依然没有恢复到2008年之前的投入水平。一些学术研究机构、文化机构纷纷向中国寻找资金支持，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的国家对此要求十分强烈。如印度在2009年前后就通过联邦法案，要求印度28邦和7个直辖区的大学开设汉语以及中国文化课程，但目前印度只有尼赫鲁大学等少数机构能够提供汉语教师培训、汉语教材编写和进行中国文化研究，对汉语学习相关方面的需求强烈。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工程计划中，分别有2004年启动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以及同年启动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09年启动的“中华学术外译计划”和2013年启动的“中国当代文学外译与推介工程”。这些工程、计划的设立对于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些项目均没有针对“一带一路”地区。因此，笔者建议新设立的中华文化传播基金，由相关机构按照市场化、国际化和专业化的方法运作，从“一带一路”国家开始，主动设立议题、话题，特别是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国家大学、研究机构有关中国主题的学术研究、会议和论坛，支持这些国家的相关影视、图书、演艺、文化展览和艺术演出等文化活动，积极塑造、传播“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只有这样，中国才能主导“一带一路”地区的舆论和传播，进而影响全世界有关中国主题相关文化产品的价值观与倾向性，朝着促进中国核心价值观的全球传播和增强中华文化世界影响力的方向发展。

第三，在海外建设一批集中国图书、影视、演艺和汉语学习等于一体的中国文化体验城，创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新业态。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要在根本上摒弃专业分割、行业条块管理的思维局限，改变“海外投资单兵突进”的缺陷，树立文化走出去与海外投资双轮驱动的战略观念，强化“资源产权观”“走出去”利用资源的效用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设立的经济特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再到国家级新区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都是不断在特定区域让渡权利，促进不同要素流入、聚集和发展。在这方面，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完全可以在“一带一路”国家建立经贸合作区、自贸区以及在投资建设大型基础设施的同时，设立集图书、影视、汉语学习、演艺、茶艺和餐饮于一体的中国文化体验城，使中国海外投资与中国文化传播集于一体，并真正走进当地国家和社区之中。

长期以来，人们对政府公共品及其公共服务的理解多局限于国内，忽视了政府对外国留居的本国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要求。近几年，在国家实行“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大量中国公民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在非洲、拉美等中国投资集中的国家，已经形成大小不一的中国人集聚区和生活区。特别是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临近中国边境沿线，事实上已经形成一大批新兴的“唐人街”与“中国城”，有的国家还设置专门针对中国游客的“赌博区”，抹黑中国形象。这些自发形成的集餐饮、购物于一体的综合生活区，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传播着中华文化，但这些生活区却长期缺乏统一规划，亟须赋予其新功能，提升文化含量，改善形象。因此，笔者建议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牵头，会同国资委、发改委等相关部门，依托已经完成注册的丝路基金有限公司，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国文化传播工作联系机制，统筹丝路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和产业合作等重大项目中配套建设中国文化体验城的规划、建设、管理和运营等工作。尤其是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沿线已经形成规模的“中国城”内，我们要集中投资建设一批集中国图书、影视、演艺和汉语学习等于一体的中国文化体验城，设置统一的全球连锁标识。中国文化体验城的建设不仅能够满足长期居住在海外的中国公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还使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与中国企业本土化、海外中国公民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大大增强了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示范性与典型性，创新对外传播新格局。

总之，以“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为契机，对口培训一批专业人才，组建一支中国文化传播基金，分期、分批建设一批中国文化体验设施等，从而打造对外传播新格局，真正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