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探索

2015-05-30 07:21余人袁玲
出版广角 2015年9期
关键词:探索

余人 袁玲

【摘要】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脱节的现象从古至今都存在,而目前尤甚,特别是因为追逐赢利而选择性忽视、漠视某些出版理论与出版技术推广与应用的现象,有可能让出版人得不偿失甚至坐失发展良机。为什么会出现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脱节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目前实用主义价值观蔓延导致行业短视,以及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习惯性隔膜与疏离。出版理论探索与出版实践探索以及两者的相互结合与推动,需要出版人拿出勇气与智慧。聂震宁《洞察出版——出版理论与实务论稿》一书对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做了非常有益、有深度的探索。

【关键词】出版理论;出版实践;探索

【作者单位】余人,河北大学;袁玲,河北大学。

1041—1048年间,北宋毕昇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1456年前后,德国人古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术。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漂洋过海,传到欧洲,影响了欧洲的科技与文化,加速了欧洲的文明进程。但在中国本土,泥活字印刷术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使用,并没有得到大面积的推广与应用。之后的大约800年间,中国社会普遍使用的依然是始于隋唐时期的雕版印刷术,而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无疑受到了毕昇泥活字印刷术的影响),在欧洲很快就得到了推广与应用,并迅速开花结果。清朝末年,金属活字印刷术漂洋过海,传回到中国,中国社会开始使用机械化印刷设备来办报、出刊、出书,并由此步入现代出版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高科技”“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典型案例。重温这段历史,我们在感慨、喟叹的同时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一项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出版技术与理论会被中国社会集体无意识地“封存”、搁置800年而不使用,不发展,不创新?

同样的问题还有——为什么中国人发明火药之后,大多数用来制作烟花爆竹以庆祝节日、装饰盛典,鲜有其他开发利用与发展创新,欧洲人却把火药拿来制作成各种先进设备与武器以开疆拓土、征服世界?……

科学技术怎样才有可能转化为生产力,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科学理论如何指导社会实践,是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非一篇短文所能说清楚。笔者引用这段历史,提出上面的疑问,并非妄自菲薄,贬低我国古代伟大的四大发明,而是想借此探讨一个问题:出版理论探索如何与出版实践探索相结合,从而促进出版业的发展与繁荣?

目前,我国的出版理论探索走在出版实践探索的前面,但两者的结合并不紧密,有时甚至出现了脱节现象。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当今中国,就有不少先进的出版技术与出版理论同样没有或者说没法得到大面积推广与应用,而是被封存、被搁置、被忽略……比如,数字出版技术与理论,出版界没有不说好的,甚至有业界人士言必称数字出版,但目前我国583家国有出版社中究竟有多少家出版社在做数字出版?做的效果如何?其实形势并不是很乐观。比如,按需出版,从理论上讲,真是一个好东西,但在实践中,中国有几家出版社尝试做了按需出版?比如,开放存取,也是非常好的理论,但在中国应用得怎么样?……

为什么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会有脱节现象?

一是出版理论的前瞻性决定了出版理论探索往往超前于出版实践探索。一般来说是先有理论上的尝试、探索、创新,然后才有可能在实践中做推广与应用。当然,也有可能先进行实践探索,然后再进行理论总结。但技术与应用、理论与实践、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

二是赢利压力困扰着众多出版社与从业者,造成某些出版技术与出版理论在实践应用中产生滞后现象。一项出版技术也罢,一项出版理论也罢,要能给出版社带来实际利益,方能得到较好的推广与应用;没有赢利可能的技术与理论,只是一味地“烧钱”,或者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就很难得到推广与应用。比如数字出版,曾经就有出版社的领导感慨:“我们不做数字出版,是等死;我们做数字出版,是找死。”因为数字出版前期投入大,而赢利前景不明确、不明朗,这就造成了众多出版社与从业者的观望与犹豫。如何破局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三是实用主义价值观蔓延导致行业短视。什么样的出版理论最受出版企业的关注与欢迎?能让出版企业扭亏为盈或者快速赢利的出版理论。什么样的出版实践最受业界关注与重视?能给出版企业带来实际赢利,能给职工带来实际收益的出版实践。什么样的出版理论研究最有价值?能给出版理论研究者带来利益与声誉的研究……实用主义价值观盛行造成了业界对某些理论的追捧和对某些理论的漠视。有时出版理论界很热闹,出版实业界却异常“冷静”,甚至有不少做实业的人心里颇多不屑:“忽悠什么呀?能解决实际问题吗?净瞎掰!”同样,做理论的人,有时心里也颇多不屑:“这是做的什么出版呀?还是老一套,怎么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四是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的习惯性隔膜与疏离。这么多年来,做出版理论的一直在做出版理论,做出版实践的也一直在做出版实践,大家似乎是“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但相互的交流、沟通、激活、促进却十分有限。这就造成了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产生不同的话语体系与评价体系,即各自为政,各说各话。有不少专家、学者曾多次呼吁,出版界要产、学、研相互结合与促进,应该说业界也做过不少努力,但至今效果并不明显。

五是不少出版理论不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没有总结出出版实践的真谛,也指导不了出版实践,因为“不接地气”,自然不受待见。

六是不少出版企业习惯了粗放式、经验式的出版实践方式,忽略、忽视理论总结、理论提升与理论指导,因而显得“不需要”出版理论。

上述问题中,出版赢利是出版企业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强调甚至高度强调赢利是有道理的,也是非常现实的。出版社是企业,必须要赢利,不赢利,出版社就难以生存和发展。但从文化、科技的角度来讲,从战略的角度来讲,我们不能只看重所谓的赢利,如果只看重能带来赢利的出版理论研究,就有可能与某些重要的出版理论失之交臂,坐失发展良机。而且,这些目前看来不能带来赢利的出版理论,怎么确定它们在未来就不能给企业带来赢利?怎么确定它们在未来就不能影响企业的赢利方式甚至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商业社会,实用主义盛行有其思想基础与合理因素,但过度侧重实用主义带来的致命伤是狭隘与短视。因为目光只盯着眼前的利益或者看得见的利益,往往就有意或者无意地忽视了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最后有可能得不偿失或者事倍功半,削减或者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的出版实践只是为了快速创利,我们的出版理论只是为出版实践能更好地快速创利而摇旗呐喊,那我们的出版实践与出版理论就相当狭隘与短视了,我们也将为这样的出版实践与出版理论付出代价。

所以,出版理论的探索与创新不应自我设限,就像出版实践的探索与创新不应自我设限一样。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而不应是彼此疏离与漠视的。我们要学会从出版实践中总结出版理论,用出版理论来指导出版实践,从而提升出版业的整体实力。

聂震宁《洞察出版——出版理论与实务论稿》一书就很好地回答了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出版理论与出版实践如何探索与创新的诸多问题,避免了理论与实践容易形成“两张皮”的隔靴搔痒式讨论与分析,把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做了诸多深入浅出、精辟深刻的思考与探讨,为业界答疑解惑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与方法策略。

聂震宁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实践家与出版理论家,曾先后担任几家著名出版机构的掌门人,现在是韬奋基金会的理事长,并兼任两家著名高校的院长,还是全国政协委员与博士生导师。在繁忙的管理工作与教学工作之余,聂先生持之以恒地撰写了大量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学术文章,非常之难得,聂先生的勤勉、敏锐、深刻更是令业界同人敬重与钦佩。聂先生刚刚出版的《洞察出版——出版理论与实务论稿》一书就是他多年辛勤笔耕的结晶与见证之一,洋洋四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涉及出版政策、出版管理、出版思维、出版策略、改革思路、国际合作、数字出版、编辑策划、经营管理、读者服务、阅读提升、人才培养等诸多问题,既有实践中的鲜活案例,又有理论上的高屋建瓴;既有宏观探索的纵横捭阖,又有微观思考的条分缕析;既有实践感悟的生动总结,又有理论挖掘的严谨阐述;既有切中时弊的批判反思,又有紧扣时代的探索求证,是不可多得的出版理论探索专著。据悉,该书出版一月有余即创下了销售4000余册的销量,在同类学术图书中实属罕见,这更说明了它的接地气与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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